管理者困境与劳动力二元制的悖论: 劳动社会评论第1辑成果

正式工日益减少的与管理者的共识，以及临时工不断增长的日常反抗，让管理者开始关注劳动力二元制在生产劳动控制方面的局限性。相应地，管理者在直接生产中使用临时工变得更加谨慎。例如，Neptune和Jupiter限定在非技术型生产线岗位上使用临时工，确保临时工能够轻易被替代。Earth对生产线上使用劳务工制定了“15%规则”，即限制劳务工的数量不能超过生产工人总数的15%。

管理层采取各种措施来调节和控制临时工，第一个策略是提高临时工的工资，给予他们更多平等使用公司设施和资源的权利，比如免费的摆渡车、餐费补贴以及购买公司生产的汽车的折扣。还让临时工加入其工作所在的汽车厂工会。第二个策略就是试图通过一些正式渠道来舒缓临时工的不满，例如，发挥工厂工会和党委的作用。Neptune的工会干部和党委领导每个月随机挑选临时工召开“心连心”座谈会，倾听他们的关注和要求。然而，临时工对这些会议并没有热情。一个曾经参加过月会的劳务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废除这个不平等的二元体制，但他们不可能改变这个体制。”^[40]

管理者也意识到劳动力二元制在劳动控制和引导工人与企业的共识和合作方面的局限。在被访的30位经理中，其中三分之二对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使用临时工而导致的产品质量和劳动控制问题感到担忧。尽管意识到劳动力二元制具有内在的矛盾和对劳动控制的局限性，那些已经采用了二元制的管理者想要完全取消也有困难。Jupiter 的人力资源经理坦率地说道：(www.xing528.com)

“我们当然希望所有的工人都能在公司愉快地工作。但是从现实看来，公司首先要盈利。正因如此，我们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用工弹性，而降低劳动成本的同时仍然要保持工人的满意和稳定，这并不容易做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引进劳务工的原因。然而却产生了其他新的问题。目前，我们只有继续改进对派遣工的管理。在特定的生产领域，我们应该限制使用劳务工的数量和规模……他们并不是企业能够长期依靠的那类工人。”^[41]

管理层关于劳动力二元制所面临的困境反映了企业受资本逐利的驱动和对工人合法性（即维持和谐的劳资关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大规模改制和裁员引起的工人反抗促使企业把合法性考虑放在管理的优先位置，推动汽车企业采取一些保护其正式职工和核心员工的措施，努力建立和谐合作的劳动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加入到全球汽车制造业大生产的竞争中，而在汽车生产周期的晚期，汽车生产活动面临着紧张的国际竞争，利润空间变得非常微薄［15］。汽车产业盈利性的压力迫使汽车制造商不得不采取更多降低成本的措施，例如聘用临时工，继续削减对正式工人的保护及其优越性。这些措施反过来激发了工人的反抗，从而诱导管理者开始再次思考劳动力二元制。中国汽车企业在遭遇资本主义生产和竞争压力的同时还受到国家的直接干预和控制，中国大型国有和合资汽车企业的劳动力二元制（和劳动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全球和国内）资本与工人多方之间的博弈。换言之，劳动力二元制体现了改革中的国家、劳工与资本之间关联的、动态的关系。这种关系来源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既需要维持其合法性，又要不断提高效益的矛盾，相应的，国家和企业试图通过在工人中划分边界的策略来努力寻求平衡。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在中国主要汽车企业中推行的劳动力二元制，对于大型的国有企业来说，可能只是一种从旧体制下的单位制终身雇佣转向灵活用工制度的过渡形式。那么，二元制将会走向何方？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走出车间，去考察广阔的国家政策动态——那就是，中国政府如何解决随着劳动纠纷高涨而维持合法性，随着劳动力市场化、商品化加剧而保持资本主义企业盈利性的矛盾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