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由于缺乏就业保障，他们通常被视为力量弱、温顺和易于管理的工人。所以在劳动力二元制下，他们对不公平的工作待遇的反抗使管理阶层感到出乎意料。临时工的日常抵抗一般是通过小规模且隐蔽但极具破坏性的方式，如划车、怠工、旷工、集体不合作，少数情况下采取更极端的方式——罢工。例如，2004年6月，Earth总装车间超过300个学生工待在宿舍拒绝工作，抗议公司拖欠工资。整个装配线被迫停工15个小时，直到问题得到解决工人才回到工作岗位上。2005年3月，Mars总装车间的200个劳务工早晨交班时集体停工，抗议公司过度的强制加班，同时要求公司加薪。2006年2月，春节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Mars超过300个临时工集体旷工，管理者不得不临时调动办公室人员到车间去工作，直到重新招到新的工人。事实上，Mars 每年有超过20%的流水线工人离职，他们大部分是临时工，多为实习生和（学生）劳务工。2006年10月，Earth超过300名劳务工再次罢工，抗议公司只为正式工加薪，要求平等加薪。[29]
临时工日益增长的反抗，是因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不断增长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则来自于日益增加的临时工人数量和工人在装配线上的集中程度，这使临时工能够通过突然的集体行动来中断整个生产线的运行。正如一位劳务工所说：“我们工作组有21个工人，12个是劳务工。整个装配车间有500个工人，几乎一半是劳务工。如果我们这些劳务工集体停工，整个生产线不得不停下来。”[30]
此外，还有一些长期在汽车厂工作的临时工已经成为骨干工人。其中有一些派遣工在工作5年以后，成为了班组长。[31]因此，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看，临时工的博弈能力都在日渐增长。
其次，临时工怀有较强的不公平感，他们对被企业视为二等工人非常愤慨。在访问的过程中，劳务工经常使用“不公正”“不公平”以及“同工同酬”等语言来公开质疑劳动力二元制和劳务派遣的合法性。一个被解雇的劳务工描述了他的经历：
“我曾经在P装配线上工作。2004年，P型车卖得不好。2005年初，经理要求我们生产线的正式工回家休息，或者转移到其他生产线。但是，那些正式工即便呆在家里也能每月拿到2000～3000元的基本工资，我们劳务工却没那么幸运，我们年复一年地工作，大多数人只得到了一个月的工资补偿就被踢出工厂。我把三年的青春和精力奉献给了这个公司，最后却几乎什么都得不到！我认为这种二元制是错误的，是不公平的！”[32]
临时工社会构成的变化是反抗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前文所讨论的，汽车业的新一代临时工（主要是劳务工）是由当地农村青年和城市的年轻毕业生组成的，他们的受教育水平和素质均高于临时工的平均水平。[33]
再者，被访的大多数劳务工有强烈的定居城市的意愿，渴望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希望在工作中能获得尊严。所以，被视为二等工人的现实、培训机会的缺乏以及成为正式工机会的稀缺，都使劳务工感到挫败感和愤恨。[34](www.xing528.com)
临时工的宿舍居住模式也便于他们进行集体动员。大多数临时工居住在靠近生产区的工厂集体宿舍。[35]具有相同背景和车间经历的临时工集中居住在工厂宿舍里，使得他们能够保持联系和进行有效动员。例如，Earth公司发生过两起学生工的野猫式罢工，都是从工人宿舍中发起和组织的，有几百个学生工集体待在宿舍里，拒绝去车间工作。
另外，在《劳动合同法》出台之前，复杂的三方就业关系和劳务派遣规则的缺失常常让劳务工在养老金和社会保险上受到欺诈，因为劳务派遣机构和用人单位都尽可能地逃避责任。劳务工的不满来自于他们的“双重被剥削”感。他们的抗议活动往往是爆炸性的、以道义感为基础的。从上海和广州收集到的零散数据表明，当劳务工被用工单位辞退，劳务派遣机构和用工单位互相推诿不为他们支付赔偿金和社会保险的时候，劳务工通常会诉诸法律渠道，形成集体劳动争议。[36]例如，2004年11月，Jupiter 公司超过300名被辞退的劳务工提起了一个集体劳动争议案，因为劳务派遣公司和用工的汽车厂都没有为他们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尽管被访的劳务工怀疑地方官员在处理劳动争议时偏袒雇主，但是他们还是会通过法律渠道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一个在Jupiter 参与了劳动争议诉讼的劳务工说道：
“我们也知道法律经常不起作用。但是即使不起作用，制定有利于我们的法律仍然是好的——当他们（雇主）违反法律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运用法律提出劳动争议反对他们！我们已经失去了工作，也再没有什么可失去了。但是对于企业而言，特别是那些有名的大公司，像Jupiter，它们都害怕卷入劳动争议。因此他们会尽快花钱息事宁人。为什么？因为政府要社会稳定，大企业一般都不想因为涉及劳动争议而损害它们的社会形象。所以对劳动者有利的劳动法有比没有好。”[37]
这表明，不论结果如何，劳动法能在一定程度上给工人赋权增能，也促进了工人权利意识的发展。
笔者的证据同时也表明临时工的抗争和议价能力是有限的。一方面，大汽车厂的较高工资，[38]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特别是正规就业的困难，都制约着临时工公开地与管理阶层对抗。没有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和罢工权利的缺失，削弱了工人联合团结的力量。另一方面，正式工和临时工有着不同的车间工作体验和背景，[39]在分化性的劳动力二元制下，他们之间的差别和边界是否可以转化为互相合作支持的关系还有待观察。
尽管临时工的日常抵抗和公开抗争出于自发、规模小、时间短，但是他们的抗争造成了生产的中断和产量的下降。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让临时工们意识到了他们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而斗争的集体力量。如果我们回顾20世纪早期美国汽车工人和20世纪50、60年代欧洲汽车工人的劳工运动浪潮，我们会发现第一代移民工人基本上不会为了严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抗争。汽车厂在管理上的专断诸如聘用、解雇、晋升和工作分配，最初是没有受到工人的挑战的。直到第二代工人成为激进的斗争骨干，从而成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工厂和社会的关系［14］。中国的汽车厂里，新一代临时工已经开始展现他们的激进性和通过集体行动来反对工作场所的歧视和管理者专制的劳动控制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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