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社会评论》第1辑：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农民工身份认同是1990年代以来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者们对此展开了丰富的探讨。关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概括来看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是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这些研究主要基于宏观层面和制度背景角度分析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认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虽然推动了农民工从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转换，但是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并没有解体，导致农民工身份在原有制度框架下缺乏认同，于是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背离，使得农民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3］［4］［5］。另外，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农民工在子女教育、社会保险、公共医疗、住房保障等领域与城镇居民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农民工在社会融入困难的背景下，难以形成进入城市务工后的身份认同［6］［7］。

二是基于农民工主体意识的角度，探讨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建构。相关研究认为“农民工是能动的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每时每刻都在以自己的‘实践’来创造新的东西，而不是完全为‘结构’和制度所规定的行动者”［3］。有一些观点提出中国独特的城乡社会空间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社会记忆之间的互动铸就了他们的社会认同［8］。农民工乡土记忆愈深，愈认同农民身份；进城之前，目标期望越明确的农民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正向、良性的城市体验越多，农民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9］。另外有一些研究从阶层认知的视角考察了影响流动农民身份意识的因素，指出主观感知的收入地位、社会歧视感受、家庭对其外出务工经商的支持，都对农民工身份意识有着显著的影响［10］。

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归因分析，主要是从客观存在与主体意识这两个角度展开的，对理解农民工身份认同提供了丰富的启示。但是，仅仅基于上述视角是不够的，因为作为社会意识的身份认同是否必然受客观存在与主体意识的影响，事实上是一个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对于社会意识究竟受特殊的客观阶级位置还是主观阶级位置的影响，研究者们似乎难以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一方面，不少研究者的研究发现，依据客观指标划分的阶级与人们的社会意识之间存在着联系，即阶级归属对人们的价值态度有一定的影响［11］［12］［13］［14］［15］。但是，这种影响并非绝对的，同时也受到其他的身份归属（如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及社会政治团体等）和行为实践（如生活方式和消费实践）的影响［12］［16］。而在其他一些研究者的研究中，“主观地位认同”对社会意识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而“客观阶层位置”却没有显示出统一的社会态度和行为偏好［17］。

因此，我们极有必要拓展研究思路。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事实，19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大规模农民工进城务工现象，这也是中国出现大规模社会流动的历史时期。劳动力市场的放开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从而实现职业身份的转变。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领域加快开放，一些城市开始放开对农民工落户的限制，使其社会身份转变开始逐渐变成可能。可以说，农民工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社会流动的放开与流动机会的获得过程。那么，社会流动是否会影响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呢，那些在城市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农民工是否更倾向于做出符合城市化趋势的身份认同？(www.xing528.com)

事实上，社会流动与社会意识存在关联，是以往研究者们所关注到的，他们指出流动模式与社会意识相关联，社会不流动造成了生活经历的代际传承，其持续的影响也导致了各种不同的阶级文化，促成了阶级认同的形成。韦伯曾指出当权力、财富和声望高度相关时，那些被排挤出权力、财富和声望中的人会变得愤怒，而易于选择冲突的方式［18］。可以看出，当社会资源都高度集中在某些社会成员手中的时候，其他社会成员也就失去了流动的机会与空间，他们的不满意识与行动也在滋生和酝酿，因为这不仅限制了其他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同时在资源配置不平衡的情况下也会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与差距的失衡，这往往也是社会风险与张力出现的时候。换言之，社会的不流动会引发那些失去社会流动机会的人们的不满，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会呈现激进冲突的特质。另外，有研究者还指出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流动机制的缺乏，相互隔绝，使建立在种姓、教派和种族基础上的社会阶层结构固化，没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也缺少交往和沟通，从而彼此之间易于产生误解以及排斥对立的心理［19］。还有研究者在分析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意识的研究中，思考了社会流动对中产阶级社会意识的影响。他们指出，东亚中产阶级的出现是在1970年代之后的事，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第一代中产阶级大多来自农民或工人家庭，经历过贫穷，因此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在阶级情感上会接近劳工阶级，在劳资纠纷时，会倾向于支持劳工［20］。

上述研究也为我们呈现了社会流动与阶级意识关联的情境。回到中国现实情境，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在城市经历向上社会流动的农民工，意味着更好地实现了城市融入，其市民化程度更高，因此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他们是城市人和本地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方向与流动距离，对其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的身份认同有着显著的影响，向上的社会流动和较远距离的社会流动，能够提升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的身份认同感。

H2：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方向与流动距离，对其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的身份认同有着显著的影响，向上的社会流动和较远距离的社会流动，能够提升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