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制度化协商工资的影响

用工企业对这些非正式的集体协议工资的工人，既爱又恨。爱的是一次就能招很多工人，能完成生产任务，恨的是他们抬高了企业用工成本。有些企业不得不主动应对农民工有组织化的涨工资的诉求，如年底放假前，就与员工代表沟通好明年的生产计划、经济效益以及工资收入增长方案，另外还有招工奖励计划，目的是防止老员工流失，并争取老员工能带新员工回公司工作。对于政府来说，除抱团求职外，企业间有组织的挖工人、无证帮工队、无证家庭作坊等都是政府主管部门打击与取缔的对象。理由是他们扰乱了劳动力市场，加重了企业负担。但从第四方立场来看，劳动力市场发生这种变化，实际上是政府不作为的结果，政府没有从第三方立场上推动企业与行业工会组织的成立，劳资集体协议工资无从谈起。政府与企业不给劳工一个说法，劳工就会以行动给政府与企业一个说法。

（1）企业节后招工难现象越来越突出，正月十五日之前企业无法正常开工生产。农民工在春节后入职时普遍存在一种员工观望心态，“货比三家”，选择工资与福利待遇较高的企业入职。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在很多农民工看来仍是处于过节时间，他们也并不想早点入职。因此，企业想要在正月十五前招到足以开工的人数显然非常难。一般都要等到正月十五后，求职者才可能打消观望的心态，正式进入某家企业工作。

（2）企业招工成本呈不断增加趋势，非正常招工手段出现。现在企业在中部地区无法招到工人，西部也不乐观，他们只得到更边远的贵州、云南与甘肃等地招工。企业给予的推荐费也在逐年增长。在2008年前，很多企业的老员工介绍一名新员工入职可获得200元的奖励，而在2012年后则普遍涨到500元，个别企业则是800～1000元。很多奖励并不是介绍一个熟练工，而只是介绍一个劳动力即可，企业愿意花钱去培训新员工成为熟练工。更为恶劣的是，企业之间相互挖有组织工人，工人从中能得到很多好处，但企业为此付出更多的用工成本，也恶化了区域劳动力市场。

（3）工人短工化现象加剧，员工流动率增强。因为企业一般不主动提高工人工资，也不愿意与工人进行集体协商工资，所以工人通常是通过频繁的流动来实现工资待遇的提高。抱团求职通常是一年流动一次，而帮工队现象的出现则使短工化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帮工队的带领下，农民工自称“打短工”，“帮工们”可以在一年内可以游走十多家企业，平均每个月换一家公司。应工人要求，泉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集体劳动合同多是一年一签，工人也不要求企业给“五险一金”，这样做是便于流动。

（4）厂内集体停工事件增长，工人集体停工要求涨薪。当一个企业内部有几个抱团求职者与生产承包者，而企业管理者又没有将他们分散开，他们很容易就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内部同乡聚集，这时很容易出现集体停工求涨薪现象，要求老板涨工资。老板虽然认为这是“坐地起价”，但往往都以妥协告终。通过抱团求职进来的，管理规范的企业通常要把他们分散到各个班组去，避免在企业内部再抱团，妨碍管理。但对于管理不规范的中小企业来说，它们往往在招工困难的时候，让同批进厂的工人在一个班组，形成企业内部的小群体。有些企业在企业内部搞班组承包，允许承包人自带组员，这样也容易形成同乡聚集。在这种同乡聚集的班组与车间，员工们只听班组长的安排，往往并不服从生产厂长的安排，造成管理命令不通畅。现在泉州中小企业经常发生员工集体停工事件，只是由于没有走上街头，新闻媒体很少报道，因此外界也很少知道。(www.xing528.com)

（5）服装行业工资年上涨速度也较快。当越来越多的工人选择“进城不进厂”“进厂不入职”，工人通过抱团求职、帮工队以及家庭作坊寻求工资增长与就业机会时，企业在“招工难”与“留工难”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调整工资待遇，一般每年都上涨10%左右。如果企业工资不能上浮，那么企业就无法招到足够的工人，严重影响生产，甚至导致企业倒闭。针对员工意识的觉醒，企业在积极行动。在服装企业年终总结会上，资方与代表员工利益的班组长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就明年的生产计划、经济效益、工资增长方案与员工沟通。未雨绸缪，不然明年农历正月老工人回公司的就不多。工人就会被别的企业挖走。很多公司通过扣薪等方式留住员工。如奖金要到明年回到公司报到后才可以领取，甚至规定领取的时间要到五一劳动节。这样是要求员工为公司服务更多的时间，不要离职跳槽。

受帮工队与家庭作坊影响，越多越多的外来工选择“进城不进厂”，导致招工更难。许多中小型服装企业正式工人人数呈不断减少趋势，这种现象即使是大型品牌企业也不例外。泉州市政协一份企业主提案是这样表达的：泉州企业界普遍认为现在有两个因素制约着企业发展。一是缺工。全市不少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面临“缺工”，员工的缺口率为25%左右。企业规模越小，缺工越多，最缺的是初、中级技工岗位。二是用工成本增加。我市大企业平均工资增长15%～20%，而中小型企业普通员工工资平均增幅达25%～35%。劳动力成本占总运营成本的比例从前两年的10%，提升到目前的15%～20%，许多出口型企业普遍反映，企业处于保本微利甚至无利的经营状态（泉州市政协提案，2011）。

泉州市工商界政协委员蔡文良反映：为留住工人，许多企业不得不采取提高工资待遇，或临时招聘员工的手段，导致企业运营成本大增。企业缺工，也给非法的“帮工队”可乘之机，一些“帮工队”牵头人，无证经营，组织几十、上百名老乡或工友，通过给企业帮工，赚取高额加工费（正常加工费的3～8倍），一些组织者还深入企业动员工人跳槽帮工^[4]。

当一家中小型企业频繁使用帮工队时，它离倒闭的边缘已经不远了。在企业主的施压下，地方政府对无证加工点、无证帮工队进行清理打击，但实际上政府也无力打击。石狮市曾有一个村委会率先响应政府与地方企业的呼吁，要求所有村民不得将房子租给外地人办服装加工点，但其他村委会因为房租利益问题，迟迟没有行动，结果率先响应的那家村委会也不得不草草收场。在闽南城乡，当地人都有大量房产闲置，如果不租给外地人办厂，房租损失是很大的。对于企业请帮工队，实际也是市场行为，即使一些大企业在某些工序上也要请帮工队赶工。地方政府不引导工人通过行业工会来集体协商工资，却要求企业规范用工，企业显然很难做到。面对用工市场的混乱状态，不少中小型企业主对行业前途很悲观。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工资很敏感，不少企业迟早要离开中国东南沿海，在东南沿海只能存在一些大企业，它们有品牌优势，部分中小企业可以依附大企业的订单而“苟延残喘”（BD 服装企业主语）。这种无序状态将加速产业的衰退。泉州已有不少企业到东南亚与南亚办厂，如越南、柬埔寨、印度，孟加拉国。越南工资只有人民币900元左右，柬埔寨600元左右，孟加拉国500元左右（201309BD服装企业主访谈、20131212JH服装企业主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