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文赛：中国杰出天文学家

戴文赛（1911-1979），中国现在天文学家。福建省漳州人。早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以《特殊恒星光谱的分光度研究》一组论文获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曾担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研究员，燕京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天文系主任。当选为中国天文学会第一、二、三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国家科委天文学科组副组长，中国天文学会第三届副理事长。197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戴文赛是现代天体物理学、天文哲学和现代天文教育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中国天文事业的泰斗级人物，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他主持和编写过多种教材，指导青年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为培养中国天文人才作出了重大贡献。提出“宇观”概念和太阳系起源的新学说。在恒星和星系方面发表过《星系的质量和角动量的分析》等十多篇论文，编著有《恒星天文学》一书。

他一生不仅致力于科学研究，而且做了大量的科普工作。从英国学成归来时，正赶上战乱，由于设备简陋，他不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为了使中国天文学获得长足的进步，他充分利用现有条件，从事了大量的科普活动。他有深厚的文学积淀，擅长运用散文体写作科普文章，如在写星星时用“繁星”，写月球用“月光”，优美的文笔，深入浅出的讲解启发了许多天文爱好者。他的科普工作根据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方法。对普通人做报告，他常把“亿”这样庞大的单位换成大家熟悉的“万”，甚至不厌其烦地重复几个“万”字来做解释。他撰写过许多科普文章，经常指导天文爱好者的活动，著有《恒星天文学》、《天体的演化》、《太阳系演化学》（上册），有《戴文赛科普创作选集》。晚年对太阳系起源问题作了较全面、系统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星云说，他的《太阳系演化学》一书是有关这一问题的总结性著作。他还主编《天文学教程》、《天体物理学方法》等书。

代表作：《天体的演化》

戴文赛教授在他天文学研究的后期，侧重与天体演化的研究，《天体的演化》一书就是这方面研究的普及读物，被列为科学家推介的20世纪科普佳作之一，是老一辈科学家留给我们的优秀科普作品。

难割故乡情

南京大学天文系的办公楼坐落在一个绿树环绕，环境幽雅的院子里。建筑物的两旁和中间隆起了三个高高的圆屋顶，那是学校的三座天文观察台。人们看到这几座天文台的时候，都不禁要怀着敬意，想起我国天文学界的一代学者，著名的戴文赛教授。1979年4月30日，这位勤奋热诚的科学家不幸去世了。他的学生是最理解他的。他生前为我国的天文事业熬尽了心血，死后，这探索茫茫宇宙的高台也正是他最适宜的归宿。

戴文赛教授是我国天文事业的拓荒者。他长期从事天体物理的研究工作，在恒星光谱，恒星天文，星系结构和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晚年，他分析和评价了国外40多种太阳系起源的学说，利用了最新的观测资料，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了太阳系起源的新学说——新星云说。他的学说比较全面、系统、有内在联系地论述了太阳系主要特征的由来及各类天体的起源。关于提丢斯—波德定则的说明，对木星、土星、天王星的卫星、环带的形成以及角动量分布等问题他都提出了完全不同于前人的解释，因而获得了我国首届科学大会的奖励。他从1954年起到南大天文系任教，接着主持全系工作，他亲自动手编写教材，逐步形成了我国自己的天文学教材体系。数十年来，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为培养新一代的天文工作者鞠躬尽瘁。(www.xing528.com)

四十载春风化雨英才遍海内百世令名君不朽

百万言呕心沥血宇宙探化育七旬扼算我凄然

我国天文界老前辈李珩同志的这副挽联为戴文赛的一生作了概括的写照。

戴文赛同志是福建省漳州人，生于1911年12月19日。他的父亲是个基督教的牧师，也当过小学教员。戴文赛自幼聪慧勤奋，功课成绩优异，17岁时即考取北京协和大学的数理系。由于家境清寒，他一面在大学图书馆当职员，一面读书。毕业以后，又留校当助教。1937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生，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天文。他的导师是英国著名的学者爱丁顿教授。戴文赛第一次去见这位声名显赫的学者不免感到拘束。他穿上了燕尾服，执礼甚殷，他发现那位教授平易近人，并不是古板的英国绅士。屋子里乱七八糟地到处堆满了书。教授显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东方的青年人。谈了一会儿，他笑嘻嘻地指着戴文赛的燕尾服说：“你下次到我这儿来，就不一定穿这个了。”接着他征求了戴文赛对研究工作的意见。文赛表示希望先做点观测工作，他立刻表示同意，并且很坦率地说：“搞观测并不是我的专长，我另外替你找一位导师给你指导吧！”文赛固然知道爱丁顿是研究基础理论的，但却万万没有想到，像他这样一位有地位的大学者居然会在自己这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面前承认自己学识的不足。这件小事给了文赛极其深刻的印象。以后，他在自己的研究、教育工作中始终如一地贯穿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态度，这决不是偶然的。

年轻的戴文赛很快在研究中心表现出卓越的才能。他获得了剑桥大学1937年的天文学奖金。他的博士论文的课题是《特殊恒星光谱的光度分析研究》。这项研究在当时尚属开创性的工作。后来到了60年代才有了很大发展，人们还在论文中引用他的研究成果。戴文赛在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爱丁顿教授曾热情挽留他在剑桥继续工作。但是他婉言谢绝了。他渴望能把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祖国服务。他的祖国正在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故乡的明月比哪儿都可爱啊！他明知道，在烽火千里的土地上，他将不可能找到像剑桥这样的工作条件，但他是个中国人，他毅然决然回来了。他来到了当时从南京内迁的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所在地昆明。名义上，他担任了研究员的职务，事实上根本无法进行真正的研究工作。他的遭遇比他归国前预计的还要糟。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只好转到了教育工作的岗位上去。他来到了故都北平，在燕京大学教起来数学来。他走的正是一条他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盼望自己的祖国进步富强，但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想抱负全都化成了泡影。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的才学才获得了施展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