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岸中心在国际投资中极为重要的根本原因是税收规划，虽然可能会有其他辅助原因。MNEs之所以能采用众多避税杠杆，得益于各辖区之间不同的税率、立法差异，以及税收协定。MNE的税收规划涉及复杂的多层企业结构。从投资角度而言，主要有两种典型的类别：（1）根据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方案和（2）融资方案。两种方案分别代表了避税行为有关部分，也均利用了涉及离岸投资中心的投资结构。
投资数据和前一节中所描述的分析结果凸显了MNEs大量且越来越多地使用离岸投资中心。跨国公司税收计划战略旨在将利润从高税辖区转移到低税辖区，从而降低企业税单，而离岸投资机构是这项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些机构之所以因税收优化而知名是由于一系列原因。公司税往往可以通过优惠制度降到最低水平。这些辖区中的一些制度为可谈税率提供选择或从税务局获得优惠税率条款。此外，他们还可以提供特殊媒介（特殊类型的实体，如持有结构、基金会、合作结构，等等）来产生税收和活动便利。离岸中心通常可有效规避预扣税。例如，很多SPE辖区对于流出投资不征取预提税，也保证对于流入投资征取的预提税仅限于税收条约。SPE管辖区往往有广泛的条约网络，使他们成为理想的中介或地区总部的位置。
图5.11 按投资构成分类的离岸投资矩阵（占FDI存量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2012年与2011年协调直接投资调查；国别统计局；UNCTAD估计。
注：该方法直接遵循图5.9和附录2中所阐明的一般情况。
对离岸投资中心（尤其是SPE辖区）在国际投资中作用的根本原因进行客观的讨论，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某些管辖区依赖投资条约的广泛网络为投资者提供保护并获得国际仲裁权利。另外，离岸中心建立投资工具往往需要相对较少的手续，并提供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提供SPEs的国家通常都具有很强的法律法规框架、较好的基础设施，以及精密的银行环境，并且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对稳定。他们还提供了如熟练劳动力和已建立的商业服务行业等其他优势。地理位置和语言也是重要因素。不过，使得SPE辖区成为成功的投资中心的非税收因素不应该被高估。例如，通过荷兰SPEs的投资只有三分之一流向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14
图5.12 2000—2012年来自于离岸中心的投资流入量的份额趋势（百分比）
资料来源：UNCTAD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库；国别统计局；UNCTAD估计。
注：UNCTAD双边流量统计资料详细阐述。（接受方）报告国家的目标样本包含了所有报告双边投资流量的国家，同时排除了离岸中心国家（避税港和选定的报告SPEs的国家）。该方法得以描述离岸投资渗入“真正”经济体的趋势，同时去除了离岸中心间投资（扭曲）效应。在流量分析背景下，跨年均值有助于减轻离岸构成波动性并捕捉潜在趋势。对于报告SPEs的国家，SPEs占总流出量的份额数据来源于中央银行数据。
通过离岸投资中心进行利润转移有大量案例证明。Google在2009年曾通过将非美国利润转移到百慕大而实现了2.4%的有效税率，在此过程中爱尔兰和荷兰都起到了关键作用。许多跨国公司都使用了类似的架构或者达到了类似的结果，近年也出现在媒体上，为公众所熟知。
对BEPS行为在企业层面更为系统而非案例的评估比较困难。MNEs对于公开税收相关的信息（尤其是跨境行为）并没有很多兴趣。图5.13展示了一些基本企业层面基于美国数据的证据，证实了离岸中心在MNE投资结构中的特殊作用。本节末尾的专栏5.3提供了未来使用企业层面数据在子公司层面进行研究的框架。(www.xing528.com)
MNEs采用很多的避税手段。表5.1列举了主要的一些，根据启动因素分为三类：税率差、立法差异以及双重税收协定。
表5.1中列举的避税手段很少被单独使用。在多层计划中它们相互协调，其中一层或多层都涉及一个离岸中心作为协调者。根据OECD（2013a），最优的计划通常在以下四个方面最小化税收：
（1）在外国经营或者来源国家（通常是中介或者高税收辖区）中最小化税收，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通过贸易结构来转移总利润，或者通过在支付层面最大化减免来减少净利润。
（2）来源国家没有或只有很少预扣税。
（3）在接收辖区没有或很少税收（可以通过低税收辖区、优惠制度或者混合错配安排来实现），授权通过内部合约建立大量非常规利润。
（4）在最终母公司层级没有或只有很少税收。
表5.1 主要避税杠杆概述
资料来源：UNCTAD。
在实践中有无数种避税方法的组合可以达到最小税收。在实证文献中发现的综合方法是专注于两类典型的最为相关的避税计划：第一种是根据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方案，第二种是融资方案。15虽然两类方案之间的界定在概念上和实证上都不明显16，但分析他们各自鲜明的特点依然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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