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和加勒比地区FDI流入下降：2015世界投资报告的观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为了保障国内市场的供给，拉美国家的FDI主要集中于制造业。90年代该地区经济政策的剧变改变了其FDI流入格局。此后的二十多年间，上述政策变化带来了两次FDI流入大潮（见图2.10）。

图2.10　1991—2004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FDI总流量及各次区域情况（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除加勒比地区离岸金融中心。

第一次大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引导FDI流入一些原先禁止私人和/或外国资本进入的领域，如服务业和采掘业等。大量市场导向的FDI流入非贸易服务行业，例如通信业、发电和输电业、运输业以及银行业，其主要投资方式为跨境并购。27与此同时，由于墨西哥始终不允许私人资本投资石油和天燃气行业，大规模的资源导向型FDI瞄准南美国家的采掘业。最后，多家跨国公司效率导向型FDI扩张至墨西哥，建立了汽车以及汽车零部件工厂、电子和电子设备工厂、服装和家具生产车间。诸多中美国家和一些加勒比国家效仿墨西哥的出口导向模式建立出口加工区，也吸引了效率导向型FDI流入。但受诸如区域和全球经济停滞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股浪潮在2000—2003年告终。

第二次浪潮始于2000年中期。商品价格上涨引发该区域（尤其是南美地区）采掘业FDI上升是这次浪潮的原因。这种效应既直接又间接，由于商品出口价格上涨、贸易条件改善以及消费水平提高吸引了更多的市场导向型FDI，其中主要是流入服务业和制造业（WIR12）。28然而，随着近几年商品价格的大幅走低，2012年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FDI流入开始下降，2013年第三产业的FDI流入也开始下降，但是第二次浪潮是否已经结束尚无定论（图2.11）。与南美的情况相比，中美和加勒比地区的FDI在2000年以后开始缓慢上升，但更易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图2.11　2006—2013年南美：按行业划分的FDI流量（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图中数据未包括以下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巴拉圭和乌拉圭，这些国家吸引了2006—2013年南美国家总FDI流入量的89%。

尽管2000年后区域内FDI有所扩张，但发达国家仍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除离岸金融中心外（2013年占该地区内向型FDI总存量的82%）最大的FDI来源国。2013年有一半的FDI存量来自欧洲，27%的FDI存量来自北美。后者是中美和加勒比海区域的主要投资者，而欧洲则在南美占据更大比重。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仅占到该地区内向型FDI的13%，其中大部分属于区域内FDI（见表2.7），两次FDI浪潮间也存在一些变化。美国和西班牙在各国对该地区的总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大幅降低，从1996—2003年两国合计占比50%下降到2004—2013年间的32%。区域内FDI的规模在第二次浪潮中急剧扩大，其占总FDI流入的比重从之前的12%上升到16%，但是其中有重要一部分是来源于该区域的离岸金融中心。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量仍然较低，但是来自中国的FDI近期持续攀升。

表2.7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FDI按主要母国统计，按国家和地区划分（占地区百分比）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南美国家东道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仅股权）、哥伦比亚（仅流量）、厄瓜多尔（仅流量）、巴拉圭、秘鲁、乌拉圭（仅股权，2012）、委内瑞拉（流量数据仅包括1996—2012）。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仅流量）、萨尔瓦多（流量数据仅包括1998—2012）、洪都拉斯、墨西哥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流量数据仅包括1996—2012；股权数据为2012年数据）。

例如，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企业（离岸金融中心除外）的并购量在2010年之前的二十年间总共仅有70亿美元，而在2010年这一数目上升到140亿美元，之后则稳定在每年90亿美元到100亿美元之间（ECLAC，2015）。中国的四大重要石油企业已进入除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外的拉美每个石油出口国市场；而且，2014年，五矿公司在秘鲁以58.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Las Bambas矿，扩大了其投资。此外，促进大西洋和拉美加勒比地区太平洋沿岸经贸往来行动（例如修建中美新运河和联通亚马逊等工程）还会进一步吸引一些亚洲投资者。

FDI收益的上升提高了利润再投资在FDI总量中的比重。内向型FDI收益从2003—2004年开始稳定增长（主要因为商品价格高以及目前采掘业的高利润），目前已达到21世纪后半期的FDI流入规模（见图2.12）。因而，利润再投资（或留存）成为21世纪初FDI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在上世纪90年代，FDI组成中则是股权资本占主导，利润再投资（或留存）仅占很小一部分（见图2.13）。

图2.12　1991—201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FDI流入量及收入（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数据未包括离岸金融中心。
注：南美地区的东道国：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中美国家包括：伯利兹、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加勒比地区包括：多米尼加、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图2.13　1994—2013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FDI流入量，总量和按组成部分统计数据（十亿美元）

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离岸金融中心除外。巴西因缺少利润再投资数据，为包括在上图中。南美国家包括：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和委内瑞拉。中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包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多米尼加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该区域当前FDI流量下降正是此前两次FDI浪潮过后的经验反思所致。在2015年以后的发展日程中，政策制定者可能会依据FDI对该区域发展路径的影响考虑潜在的政策选项。以往的经验包括以下几点：

此前，商品带来的“大机遇”使政策制定者疏于制定详细的发展战略并利用FDI的作用帮助拉美和加勒比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并与之一同发展（WIR13）。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当前的产业政策。其中包括：对FDI溢出作用的审慎评估、国内企业能够从FDI中获益所需要具备的能力、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建立联系的方式途径等。

FDI进入对国际收支的影响绝不意味着仅仅对FDI流量及其带来的收入的评估。结果依赖于FDI的流入动机，例如：资源导向、市场导向、效率导向或仅仅转移资产。就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高利润留存率来讲，政策制定者亟需引导这些留存利润，使其转化为再投资从而促进该区域的长期发展。(www.xing528.com)

在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跨国公司备受商品价格疲软、经济下行以及国内需求短缺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应在更广的范围内考虑FDI对当地发展路径的影响。与商品相关的FDI相对比重的下降，可促进该地区FDI流入结构调整，使未来FDI流入更加多元化，并有可能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

资料来源：UNCTAD。
注：图中所示各区域的边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命名方式并未受到联合国的官方认可和接受。

图A　2008—2014年FDI流入（十亿美元）　图B　2008—2014年FDI流出（十亿美元）

表A　2013—2014年绿地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百万美元）

表B　2013—2014年绿地投资项目的地区/国家分布（百万美元）

表C　2013—2014年跨国并购的行业分布（百万美元）

表D　2013—2014年跨国并购的地区/国家分布（百万美元）

与之前相比，东南欧转型经济体、独联体国家以及格鲁吉亚的FDI流入量在2014年仅为480亿美元，降幅超过一半，与2005年水平相近。在独联体国家，地区冲突、油价下跌和国际制裁等因素都在削弱外国投资者对该地区经济的信心。在东南欧，FDI流量基本稳定，仅为47亿美元。

在东南欧，外国投资者主要投资于制造业。前几年，FDI主要流向金融、建筑和房地产等部门，而2014年，由于具有成本优势以及进入欧洲市场的便利，外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制造业。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都是欧盟候选成员国，它们是所在次区域FDI流入量最大的国家，分别吸引了20亿美元和1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额。

地缘政治危机以及地区冲突极大地影响了独联体国家的FDI流入。由于俄罗斯以及塞浦路斯投资者的撤资活动（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借贷套利行为有一定联系），流入乌克兰的FDI减少了91%，至4.1亿美元，是十五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该地区最大的母国——俄罗斯——2014年FDI流入降低了70%，至210亿美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该国经济增长的负面预期以及没有像2013年Rosenft和BP之间的大额交易（WIR14）。尽管在哈撒克斯坦的股权投资有所增加，但受公司内部贷款的影响，2014年流入哈萨克斯坦的FDI下降了6%。境外投资者对该地区持续的地质勘探投资贡献了其FDI存量的一半以上。其他独联体国家的FDI流入量在2014年有所增加。例如，阿塞拜疆2014年的FDI流入翻了一番，达到44亿美元，其中对油气产业的投资占到了3/4以上（主要投资者是BP和Shahdeniz）。

在2014年，按已披露的绿地投资额统计，发展中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成为该地区最大的投资者。中国在该地区的项目金额高达80亿美元，是该地区最大的投资来源国。该地区前十大绿地投资项目中，七个来自中国（见表2.8）。在2014年，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五大投资国，较2007年相比上升了13位。在石油燃气行业，中国石油燃气集团公司以1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Yamal SPG公司20%的股权。在汽车制造业，长城汽车公司在图拉地区建立了价值5亿美元的厂房。尽管来自印度的投资额依然很小，但这一数目将持续增长。例如，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和印度金融服务公司IDFC达成协议联合投资1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表2.8　2014年转型经济体前十大绿地投资项目

资料来源：UNCTAD，基于纽约时报，FDI市场数据（www.fdimarkets.com）。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2014年继续从该地区撤资，将其资产卖给当地或其他外国投资者。例如，ENISpa（意大利）将其所持石油燃气发掘生产企业Artic Russia BV股份的60%以30亿美 元的价格卖给了OOO Yamal Razvitiye（俄罗 斯）；哈萨克斯坦国有公司AO Fond Natsionalnogo Blagosostoyaniya Samruk-Kazyna的全资子公司AO Samruk-Energo以12.5亿美元的价格从Kazakhmys PLC（英国）接手了TOO Ekibastuzskaya GRES-1的剩余50%的股权。

2014年该地区FDI流出量为630亿美元，下降了31%。面对国际金融市场约束、商品价格走低以及卢布大幅贬值，资源型跨国公司（主要是来自俄罗斯）削减了他们的海外投资量。俄罗斯对外投资量的约60%都投向了塞浦路斯、瑞士、荷兰和百慕大。

受经济衰退和油价走低的影响，来自和流入转型经济体的FDI在2015年继续下滑。根据最新估算，俄罗斯的GDP增长率预期为负的3%（联合国，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