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国际投资机制，推进东亚、东南亚区域互联互通

东亚、东南亚各国和各经济体正在加强基础设施、商业合作和制度领域的互联互通建设。这一建设不仅有利于区域内外交易成本的降低，还为货物、服务、信息和人员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区域内互联互通的实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投资水平，两者联系十分密切。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已得到加强，但仍需要更多投资的注入。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实施以及融合区域价值链的商业和经济需求，都推动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行业投资的增加不仅有助于投资环境的改善，还将提高整个区域的引资能力，尤其是对效率寻求型制造业FDI的吸引。

作为另一重要推动因素，区域合作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十分明显。如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设立，便大大加强了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和中国云南省共6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联系。该合作机制还促进了CLMV（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4国与区域内其他国家间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在区域一体化举措的推动下，跨国基础设施项目可进一步加强电力、公路和铁路行业的区域性互联互通。例如在区域合作的推动下，CLMV国家已实现对中国国内和新加坡—昆明铁路建设的供电传输。

东盟国家以建设“增长三角”（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走廊和增长区的方式实现其区域内的经济合作，并借此加强了邻近地区的互联互通。而近期提出的诸多合作机制也将进一步推动区域一体化及互联互通建设。这些机制既有国家层面的（如中国的“一带一路”设想，韩国的“欧亚倡议”），也有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日本政府则承诺将在未来五年内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1100亿美元的投资。AIIB（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由其50多个成员国共同出资，拟设置约1000亿美元的初始资本金。亚投行的成立宗旨是促进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及互联互通建设。

然而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建设过程中，却存在着国家、次区域和产业部门间的失衡。以交通运输业为例，区域间道路网络的发展水平便远不及工业化经济体，而东亚、东南亚区域的总体道路密度也大大低于OECD的平均水准（世界银行，2014）。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该区域内各国基础设施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例如，许多东南亚国家已在基础设施质量上位居世界前列——新加坡排名世界第二——而其他国家排名较低越南和菲律宾分别排在第82和第96名（世界经济论坛，2013）。对于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的不足已成为其吸引效率寻求型FDI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重要障碍。

因此，加强区域内的基础设施投资便成为当务之急。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2010—2020年间，亚洲的基础设施产业总投资（包括互联互通建设）将超过8万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2009）。在缺少必要资本或生产力的情况下，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必须广泛调用资金来源，充分发挥国内外私人投资者的重要作用（WIR2014）。

跨国公司正在逐步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投资。如第一太平有限公司（在中国香港上市）旗下的Metro Pacific Investments Corporation现已成为菲律宾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投资公司，业务涉及电力、铁路、公路和自来水等多个领域，2013年总资产额达到45亿美元。GDF Suez（法国）旗下的Glow Energy公司则大力投资于泰国的电力产业，其总资产额和销售额已分别达到38亿和21亿美元。在东南亚国家（如印尼和泰国）的移动通信产业中，来自区域内外的国际运营商子公司已占据了很高的市场份额，亚洲籍国际运营商——如中国移动和新加坡电信公司均是区域内重要的投资者。

截至2012年，中国香港（位于东亚地区）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FDI存量已达330亿美元。同年，这一产业在新加坡和泰国（位于东南亚）的FDI存量分别为370亿和150亿美元。近年来，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部门的FDI流入量出现了迅猛增长。2013年，东盟地区的电力和燃气设施产业吸引了12亿美元的FDI，增至上一年的5倍之多。中国在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服务业的FDI流入量已从2012年的34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42亿美元，且这一增长还在持续。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并购额已接近170亿美元（2014年），是上一年的3倍。然而已披露的绿地投资额却下降了37%，仅为190亿美元（见图2.4）。

图2.4　2012—2014年东亚与东南亚基础设施行业跨国并购额与已披露的绿地项目额（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跨国并购数据库、金融时报公司FDI市场（www.fDimarkets.com）绿地投资项目数据。

2014年发生的主要跨境并购中，被收购的公司大多位于中国、中国香港、韩国（东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东南亚），且发电业和移动通信业是东南亚地区跨国并购的重要投资领域。例如2014年10月，韩国水资源公社旗下的Angat水电公司以4.4亿美元接管了位于菲律宾布拉干省的一座水电站。2014年6月，世界用户量最大的移动运营商——中国移动以8.8亿美元收购了True Corp.（世界第三大移动运营商，泰国）18%的股份。

此外，部分跨国公司还通过新建项目的方式对东南亚的基础设施产业进行投资。在该地区的电力产业投资中，日本跨国公司表现得尤为积极：继2013年缅甸、越南的大型发电项目投资之后，2014年又接连宣布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大规模投资计划。例如，日本的三井物产综合商社将联手Gulf Energy Development有限公司（阿联酋），对泰国的一系列热电厂进行投资，计划投资额约为24亿美元。此项投资旨在建设、持有和运营泰国几个工业园区内的12座燃气发电站，发电总容量可达1470兆瓦。

区域内FDI已成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推动因素。当前，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投资来自区域内部，中国香港、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均为东亚、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投资来源经济体和业务来源经济体。然而，各国在投资过程中所侧重的产业部门却明显不同。

2014年，东亚、东南亚跨国公司对本地区基础设施产业进行的跨国并购有所增多，涨幅和投资总额分别达到200%和201亿美元，而绿地投资却只有小幅度的提升（见图2.5）。能源、通信、交通运输和自来水行业的大规模交易是导致跨国并购额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14年规模最大的10笔并购交易的主要并购方分别来自中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据估计，在亚洲籍跨国公司对基础设施产业所进行的对外投资中，投向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已占到45%。区域内投资项目在跨国并购项目中的占比远高于其在绿地投资项目中的占比（见图2.5）。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跨国公司一直都是基础设施行业的重要投资者。而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公司也在交通运输和能源领域（发电、输电和管道设施等）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其投资对象包括印尼、缅甸、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家。在交通运输领域，中国有望加大对老挝和缅甸的铁路建设投资。近期，中国又与泰国签订了合作协议，预计将投资230亿美元用于泰国一条高铁的建设，这条高铁属于区域性高铁网络规划的一部分，连接着新加坡和中国的云南省。在2014年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投资中，规模较大的跨国并购多半源自区域内部投资，其中包括全年规模最大的一笔跨国并购交易——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华电力有限公司以30亿美元从美国Exxon- Mobil Energy公司手中购买了Castle Peak Power有限公司（中国香港的一家电力公司）。

图2.5　2012—2014年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项目总值及区域内项目的占比（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跨国并购数据库、金融时报公司FDI市场（www.fDimarkets.com）绿地投资项目数据。
注：百分数为区域内项目占所有项目的比重。

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区域内FDI占据了低收入国家FDI总流入量的主要比例，并提升了这些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以缅甸为例，随着其国内交通运输业和能源产业的基础设施不断完善，该国已愈发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和鞋业）投资的优选区位。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采取非股权和混合性的投资方式参与投资。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已有不少的跨国公司以非股权和混合性（如建设-经营-转让模式，简称BOT）的投资方式参与投资。此外，还有很多投资项目采取了公私合营模式，在这一模式中，政府部门负责提供资金补贴，私人部门负责建设、融资和运营。世界银行PPI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吸引的基础设施产业投资中，通过特许经营和签订租赁经营合同等方式进行的投资已累计达到约500亿美元。跨国公司主要针对基础设施产业中的自来水和交通运输两大行业进行非股权及混合模式投资，两者在非股权和混合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46%和31%。

一些以BOT或其他特许经营方式开展的投资项目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并推进了电力、交通运输等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例如，AES公司（美国）已联手POSCO电力公司（韩国）和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的一家大型主权财富基金公司），共同投资建设越南的Mong Duong II号发电站。通过与越南政府签订BOT协议，该项目的投资总额有望达到14亿美元，并极有可能成为其国内公私合营电力投资项目的典范。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许多大型投资项目已经完成或正在计划签署公私合营及特许经营协议。印尼政府已对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诸多此类项目进行了记录，总投资额超过10亿美元。West Coast Expressway的特许经营协议和Soekarno-Hatta铁路建设项目均是此类投资项目中的代表。10

区域性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建设的前景与未来。基础设施的进一步扩建是促进区域性互联互通的重要因素，而区域性互联互通的实现也将有利于价值链的开发、贸易便利化和偏远地区的经济进步。新的以及现有的基于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各类举措及倡议，都将提振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性互联互通建设的前景。亚洲开发银行早年便已提出向东亚、东南亚地区提供基础设施项目贷款，而其他的区域性举措也巩固了区域一体化以及互联互通的基础。

东盟的部分成员国已经开始允许外国投资者对其交通运输行业的指定部门进行投资，这也将进一步促进东亚、东南亚地区区域内FDI的增长。例如，印尼政府于近期放开了部分服务业（如港口管理）的外国投资管制，并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促使本国发展成为海上强国。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为本国制订了宏伟的长期战略计划，东南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量有望取得进一步增长。

图A　2008—2014年FDI流入（十亿美元）　图B　2008—2014年FDI流出（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
注：图中所示各区域的边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命名方式并未受到联合国的官方认可和接受。虚线代表由印度和巴基斯坦协定的位于查谟和喀什米尔地区的控制线大致位置。查谟和喀什米尔地区的最终状态尚未达成各方统一。

表A　2013—2014年绿地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百万美元）

表B　2013—2014年绿地投资项目的地区/国家分布（百万美元）

表C　2013—2014年跨国并购的行业分布（百万美元）

表D　2013—2014年跨国并购的地区/国家分布（百万美元）

2014年南亚地区FDI流入量增至410亿美元，作为区域内最主要的FDI接受国，印度的FDI增长直接推动了整个南亚地区的增长水平。其中，已披露的绿地投资额和跨国并购额均有所提升：前者增长48%，至390亿美元，后者增长约25%，至60亿美元。从区域层面来看，南亚制造业FDI有所增加，突出表现在汽车行业。印度政府于近期提出了“印度制造”倡议，将汽车行业作为本国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并认为其有潜力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汽车生产国。

2014年，印度FDI流入量增长22%，达到340亿美元。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接受了经济复苏的预期，2015年印度的FDI流入量仍将保持上涨态势。从产业部门来看，制造业FDI增长强劲，这主要得益于国家持续性的产业扶持政策，如在2014年中期提出的“印度制造”倡议。

南亚地区的外向型FDI主要来源于印度。在经历了2013年的大幅下跌之后，印度的FDI流出量于2014年迅速回升至100亿美元，是上一年流出量的5倍之多。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好转，印度大型跨国公司已停止其大规模撤资行为，一些公司甚至开始恢复自身的海外扩张，主要体现在针对周边国家进行的区域内制造业投资（如汽车和化工产品）。

流入南亚国家的中国FDI正在不断增长。由于来自中国的服务业FDI不断增多（特别是中国移动公司在通信产业进行了一项巨额投资），2014年巴基斯坦的FDI流入量增长了31%，至17亿美元。此外，中巴经济走廊的提出（WIR2014，专栏2.3）以及在“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下不断增长的中国对外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都将对巴基斯坦产生显著而积极的影响。根据2015年4月中巴政府签署的有关协议，中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年内向巴基斯坦投资约456亿美元，其中的338亿美元投资于电力产业，另外118亿美元投资于交通基础设施产业。

在斯里兰卡，来自中国的FDI也在不断增多。近年来，中国已逐渐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FDI来源国。11例如，中国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联合两家当地企业对科伦坡国际集装箱码头的建设进行了投资，投资金额高达5亿美元，这也是该国接受的最大一笔国际投资项目。经过两年的建设，该码头已于2014年8月投入运营。此外，中国—斯里兰卡自由贸易协定也将于2015年6月签署。如果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可以顺利推行，那么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FDI流入斯里兰卡，尤其是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中（其中包括汉班托特港的建设计划以及高速公路和一座机场的建设）。2014年，斯里兰卡政府也对来自印度和美国的大型投资项目进行了记录。12

孟加拉国的绿地投资流入量有所增加。2014年，孟加拉国在许多行业吸引了大规模的绿地投资（见表2.2），其FDI流入量也因此维持在15亿美元的较高水平。作为该国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之一和当地最大的燃气生产商，雪弗龙公司（总部美国）已投资5亿美元用于Bibiyana气田的扩建项目，该公司还计划于2015年对当地的一家国有石油企业Petrobangla进行规模为6.5亿美元的投资。Bibiyana气田扩建项目是孟加拉国迄今为止引进的投资额度最大的外国投资项目，其将于2015年全面投入运营。2014年公布的其他重要投资项目大多分布在制造业（如化学制品、建筑材料和医疗器械）和服务业（如电信业和交通运输业）。2014年4月，Azbil Telstar公司（日本）与其当地合作伙伴SAKA International在孟加拉国的达卡市成立了一家合资子公司，以应对孟加拉国迅速增长的医药行业需求。

表2.2　2014年孟加拉国已披露的最大十宗绿地投资项目

资料来源：UNCTAD，基于金融时报公司FDI市场（www.fDimarkets.com）数据。

跨国公司已开始关注对尼泊尔的投资。尼泊尔正在逐渐吸引制造业、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产业FDI的流入。例如，韩国Global Auto Tech公司已与一家当地企业达成协议，将共同投资于尼泊尔的一座卡车生产厂。2014年，尼泊尔公布的投资额达到约2亿美元，是年度FDI流入量的两倍。预计未来几年内，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海外投资将有助于促进尼泊尔FDI流入量的增长。近年来，水力资源已成为尼泊尔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主要优势，尤其是对于那些来自缺乏电力资源邻国的投资者。13然而，尼泊尔于2015年4月发生的地震灾害又再次给该国的经济发展和外来投资增长带来了巨大挑战。

FDI有助于南亚地区汽车行业的发展

由于受到生产能力和基础设施水平的约束，在吸引制造业FDI方面，南亚国家普遍落后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然而，南亚的各国、各产业和各地区均已涌现出成功的投资案例，这一现象部分归因于近年来南亚地区经济增速的加快，以及基础设施和通信系统的完善。FDI的流入对南亚地区的产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汽车行业便是其中的典型。

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大的汽车行业FDI接受国。2013—2014年间，在全球汽车制造商和一级配件供应商公布的南亚绿地投资项目中，有很大一部分位于印度地区——其中包括了12笔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的项目（见表2.3）。

汽车行业增加值占印度制造业总增加值的约20%。凭借1800万的汽车年产量，印度现已成为世界第7大汽车生产国，而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印度的排名很有可能继续攀升。14

表2.3　2013年印度汽车行业已公布的超过1亿美元的绿地投资项目

资料来源：UNCTAD，基于金融时报公司FDI市场（www.fDimarkets.com）数据。

在“印度制造”倡议中，印度政府为本国确定了25个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其中包括汽车制造业、化工制造业、制药业和纺织业等。印度政府还将优先发展环保汽车行业，并已为此颁布了一个新计划——即为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的制造提供财政激励。

印度国内的努力，加之外国投资者和技术领域的补充与支持，共同促进了印度汽车制造产业的发展。自90年代初印度汽车行业正式对外开放以来，相关领域FDI便开始流入该国并对其各个产业、产品和价值链环节（从初始的设备制造到汽车零部件和服务环节）产生了影响。15印度产业政策促进部的数据显示，2000年4月到2014年11月，印度汽车行业累计FDI流入量总计114亿美元。随着各国跨国公司正逐步进入印度市场，印度本国汽车公司（如Tata Motors和Mahindra & Mahindra）也开始与其进行合作以实现自身产品的升级。16

印度汽车行业FDI的主要来源国包括日本、美国和韩国。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以建立合资或全资子公司的方式进入印度市场。例如，日本的Suzuki公司是最早以合资方式进入印度汽车行业市场的投资者之一，其合资对象是一家印度的本土公司Maruti。这一投资主要针对于印度的当地市场，其建立的合资公司也始终保持并受益于先发优势。2010年以来，Maruti Suzuki公司已占据印度客车市场近40%的份额。其他主要的全球汽车制造商，如现代汽车（总部韩国）和通用汽车（总部美国），也都对印度进行了大规模投资。

一项有关印度国内汽车生产区域分布的检验结果显示，FDI的流入已使印度国内涌现出多个产业集群，并主要分布在国家首都地区（德里—古尔冈—法里达巴德），马哈拉施特拉邦（孟买—纳西克—奥兰加巴德）和泰米尔纳德邦（钦奈—班加罗尔—霍苏尔）（见图2.6）。尽管这些产业集群的构建形式存在巨大差异，17但可以确定的是，FDI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例如Suzuki公司的较早进入便大大推动了该国首都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现有的6家外国公司，2家国内公司和100多家当地供应商已在泰米尔纳德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汽车产业集群（Bapat et al.，2012）。

印度汽车行业的外溢效应或可影响至南亚的其他国家。2013—2014年间，孟加拉国、尼泊尔、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各吸引了一项汽车行业的外国公司绿地投资项目（见表2.4）。由于投资规模相对较大，这些项目均为东道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2013年，Mahindra & Mahindra公司（印度）对孟加拉国的一家汽车生产厂（主要生产轻型卡车和多用途车辆）投资2亿美元。由此可见，印度不断发展的汽车产业对外进行投资将会对整个南亚地区生产力建设产生正向溢出效应。

图2.6　印度：汽车行业的主要产业集群

来源：UNCTAD，基于印度汽车零部件制造协会数据。
注：方框内所列公司均为每一集群的主要制造厂商；标注*的公司为印度本国公司；标注**的公司为印度本国公司与外国公司建立的合资公司。
图中所示各区域的边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命名方式并未受到联合国的官方认可和接受。

表2.4　2013—2014年南亚国家（印度除外）汽车行业已披露的绿地投资项目

资料来源：UNCTAD，基于金融时报公司FDI市场（www.fDimarkets.com）数据。

(www.xing528.com)

来源：UNCTAD。
注：图中所示各区域的边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命名方式并未受到联合国的官方认可和接受。

图A　2008—2014年FDI流入（十亿美元）　图B　2008—2014年FDI流出（十亿美元）

表A　2013—2014绿地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百万美元）

表B　2013—2014年绿地投资项目的地区/国家分布（百万美元）

表C　2013—2014年跨国并购的行业分布（百万美元）

表D　2013—2014年按国家/地区划分的跨国并购（百万美元）

续表

2014年西非的FDI流入量为43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4%，连续六年呈下行趋势。此地区投资量低迷正是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地区政局动荡升级所致。危机和动荡不仅影响那些直接受害国，如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也同时波及其邻国以及整个地区。

土耳其的FDI流入量比上年减少了2%，至120亿美元，但仍是此地区最大的FDI流入国。增长是不均衡的：房地产并购连续三年增长且增速加快（29%），并购量达到40亿美元，占2014年该国总FDI流入量的25%。服务业的FDI流入量为50亿美元，下降了28%，这主要是因为公共设施领域（1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44%）以及金融服务业的投资下降（2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55%）。而制造业部门的FDI流入量则在经历了2013年的陡降后反弹30%，达到30亿美元，但仍低于2011—2012年的水平。

相比之下，石油资源丰富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国家受政局动荡影响较小，近年来经济增长较为显著，但这些国家FDI仍持续低迷（22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4%）。作为该地区主要的FDI目的地（2009—2014年占该地区FDI的61%），这些国家的FDI流量在2009年后并未恢复至之前水平。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分别是该地区第二、第三大FDI流入国，2014年FDI流入量也略有下降，分别为100亿美元和80亿美元。

约旦和黎巴嫩的FDI流入量保持稳定，近期伊拉克的FDI有所回升，其中很大一部分集中在石油领域，但这种回升趋势被持续恶化的安全形势中断。尽管多数大规模油田位于该国相对安全的南部，但北部地区的交通遭到破坏，供应链因此受到影响。这一危机和2014年走低的油价很可能造成油田发展的迟滞，并会令新投资者对此地区望而却步。

2014年西亚地区的FDI流出量也下降6%，这主要由大量资金从巴林撤离（负向的公司内部贷款）导致。科威特曾是此地区最大的海外投资者，其FDI流出量为130亿美元，比去年下降21%。土耳其的外向型FDI增长了89%，达到67亿美元，这主要由于该国的股本流出增长了61%，达到50亿美元。

2008年以后，相对于GDP的私人投资下降是西亚地区FDI流入量走低的重要原因（见图2.7）。在除黎巴嫩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之外的所有西亚国家中，2009—2014五年中年均私人投资占GDP的比重较2003—2008年有所下降（见表2.5）。近年来，在巴林、黎巴嫩和土耳其，甚至私人部门的固定资本形成总值（GFCF）绝对量也出现下降趋势。18西亚国家私人投资的GDP占比下降而公共投资占比上升，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情况刚好相反。

图2.7　2004—2014年西亚和发展中经济体：公共/私人CFGF占GDP比重，当前价格（%）

来源：UNCTAD，基于IMF2015年数据。
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数据未包括在内。GFCF表示固定资产形成总值。

在地区层面，西亚地区公共投资比重的提高无法弥补私人投资占GDP比重的下降，年平均GFCF占GDP比重从2003—2008年的21.9%上升到2009—2014年的22.3%。然而，不同国家和次区域的情况有所不同，公共投资增加主要发生在依靠石油收入的GCC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见表2.5）。

表2.5　2003—2008及2009—2014按当前价格计算的公共/私人GFCF占GDP比重及其占总GFCF比重（%）

资料来源：UNCTAD，基于IMF2015。
a：巴勒斯坦缺乏相应数据，未包含其中。
b：未包含2003年数据。
c：2011年后的数据未包含。

公共投资比重的上升在GCC国家最为显著，并且已经演变为由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石油和燃气等方面建设。2009—2014年间，所有GCC国家资本支出占GDP的比重都有所提高，并且在除了阿联酋之外的GCC国家中，总投资中的公共份额显著增加，几乎达到了40%（见表2.5）。投资的增长推动了新一轮的建设浪潮，上个十年中早些时候沙特阿拉伯是建设势头最猛烈的国家，而此次情况则有所不同（见图2.8）。上次繁荣是由大型住宅和商业项目为主导（主要在阿联酋），而此次则以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石油燃气项目为主（主要发生在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宏大的基础设施升级和发展计划已开始实施，其中尤其着重于发展轨道交通项目。例如，在2013年仅利雅得和多哈的地铁项目合同额就超过了300亿美元。相比之下，私营部门较为集中的住宅和商业建筑领域则遭到危机重创，直至2013年仍未恢复（见图2.9）。石油和燃气项目则得益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的石油价格、建筑材料费用降低以及工程、采购及建设等服务成本的下降，使得一些国有石油公司（例如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卡塔尔燃气）有能力去落实其项目计划。

图2.8　2007—2013年GCC：各国合同金额（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TCAD，基于深度MEED，“2015GCC项目建设市场”，2014年8月。

图2.9　2007—2013年GCC：各行业合同金额（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TCAD，基于深度MEED，“2015GCC项目建设市场”，2014年8月。

国家主导的建设增长对外国投资者的进入模式产生一定影响。建筑业受国家主导的石油、燃气、交通等投资增长的影响最大，而这些领域通常涉及许多外国承包商，这与住宅和商业建筑领域多由当地承包商主导的情况显著不同。这一建筑业投资主体的转变使外国投资者有机会通过NEMs参与新项目。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看，NEMs也降低了该地区局势不稳定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

本国承包商在合同获取上有优势，而外国承包商则在项目执行上占优。当地承包公司拿下了2013年880亿美元授予合同的62%（最近的可得数据）。20然而，外国承包商在项目建设中占据主导。例如，2013年在GCC国家中最大的市场沙特阿拉伯，外国公司签订的合同价值占10家最大承包商所获得的授予合同价值的48%，但却占据当年六月十大在建项目价值的53%。这种差距在该区域的第二大市场阿联酋更为明显，在阿联酋，外国公司在2013年授予十大承包商的合同价值中仅占31%，但却在当年4月的十大在建项目价值中占据了88%。21这种差异源于多种原因，比如当地私营企业可能出于融资困难而推迟或解除合同。

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数据显示，这两个国家的外国企业中，尤其是来自韩国的企业（见表2.6，专题2.3），在十大在建工程中占据多数。然而，沙特阿拉伯当地企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最大的四家承包商中有三家来自沙特阿拉伯（见表2.6），其中沙特本拉登集团是该国承包商中的领头羊，占据了几大承包商总计800亿美元在建工程的四分之一。

表2.6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建工程量最大的十大承包商（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MEEDinsight，“2013年UAE项目市场”，2013年7月；MEED深度，“2014年MENA项目市场前瞻与回顾”，2014年7月。

但是，授予合同项目和在建项目的数据可能会低估外国公司的参与度，因为数据统计不包括在GCC国家日益增长的建设项目分包合同。这种情况在需要土建工作、机电工作及其他基建工作的数十亿美元的大型项目中尤为突出（新加坡人力资源署，2012）。

石油价格在2014年中期后尤其是10月OPEC会议召开后剧烈下降，这给GCC国家建筑市场尤其是石油、燃气项目带来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2015年1月已经有两个项目受到低油价的影响：卡塔尔石油和荷兰皇家壳牌取消了其650亿美元资金的Al Karaana石化合资计划，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也搁置了在拉斯坦努拉最大的炼油厂建造价值2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装置的计划。油价下跌引发的财政紧缩也可能影响政府支出，而政府支出正是近年来建筑市场主要的驱动因素。阿曼和沙特阿拉伯分别将其2015年资本预算削减11%和25%；23而阿布扎比也因修改其预算而不得不推迟一些新项目，例如阿提哈德铁路网络、扎耶德国家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等。

但是，巨额财政储备尚可支撑未来的政府支出。未来几年内政府将优先考虑正在进行中的项目和战略性项目，包括一系列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2020年迪拜世博会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660亿美元的沙特阿拉伯保障房建设项目和卡塔尔基建管道项目，这些都会带来中期商业机遇。如果石油价格继续疲软，GCC国家试图通过政府支出拉动GDP增长的计划在长期内则将落空。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多元化是GCC国家经济摆脱石油依赖的关键。24

专栏2.3　韩国在GCC国家机械、采购及建设合同量增长

韩国建筑企业在GCC国家参与建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那时石油业的繁荣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建设项目激增，包括Daelim、LG集团、现代集团等在内的一些韩国先驱企业正是在那次浪潮中获益。从1965年到2014年6月，韩国企业签订的海外建设项目承包合同累计超过了5000亿美元。其中，中东的项目占到了六成，在中东又以沙特阿拉伯最多：总共8638个项目，价值500亿美元。总的来说，由于韩国企业在GCC国家的长期大规模建设，韩国承包商在建设合同的签订和执行上已经积累了不可小觑的实力。

不过尽管GCC国家的建设项目占韩国所有对外建设项目的很大比重，但是韩国对GCC国家的FDI量却很小。在GCC国家中，韩国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投资量最大（2012年总共7.21亿美元），其次是沙特阿拉伯（4.68亿美元）。

2009年韩国承包商取得了惊人的成绩，这源于2008年的油价上升使GCC产油国赚取了大量石油美元，而全球金融危机又使得建筑材料价格下降。因而GCC国家决定通过推动国家主导的关键领域建设项目投资来扭转经济形势，使GCC国家成为世界上最活跃的建设项目市场之一。同时，这种战略转变使建筑领域由承包商主导变为由项目所有者（国家）主导。韩国的机械、采购和建筑企业可在上述转变中获益，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有效的竞标和富有竞争力的成本结构在众多竞争者中胜出。

资料来源：UNCTAD。

资料来源：UNCTAD。
注：图中所示各区域的边界、名称以及所使用的命名方式并未受到联合国的官方认可和接受。

图A　2008—2014年FDI流入（十亿美元）　图B　2008—2014年FDI流出（十亿美元）

表A　2013—2014年绿地投资项目的行业分布（百万美元）

表B　2013—2014年绿地投资项目的地区/国家分布（百万美元）

表C　2013—2014年跨国并购的行业分布（百万美元）

表D　2013—2014年跨国并购的地区/国家分布（百万美元）

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加勒比地区的离岸金融中心除外）的FDI在2014年为159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14%，结束了此前连续四年的增长。

中美和加勒比地区商品价格走低，以及该地区跨境并购量72%的降低，引发了南美采掘业投资的下降，进而造成了上述FDI流入量的下滑。该地区的两个次区域中美和加勒比地区的FDI下降较为严重（39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6%），该区域的FDI流入量由2013年墨西哥跨境并购带来的高点，回到原有正常水平。而在另一个次区域南美，2014年FDI流入量在连续两年下降后为1210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4%，且除智利外的所有国家FDI流入量均呈现负增长。

巴西仍是该地区最大的FDI目的地，尽管跨境并购量显著增加（140亿美元，上升了42%），2014年巴西FDI流入量仍下降了2%，为620亿美元。FDI下降的主因在于第一产业（2014年第一产业FDI流入量仅为70亿美元，下降了58%），制造业和服务业的FDI流入量分别达到220亿美元和330亿美元，比上年各自上升了5%和18%。流向机动车产业的FDI增幅最大（14亿美元）总量达到40亿美元，该产业也成为2014年继商业（68亿美元）、通信业（42亿美元）和石油燃气采掘业（41亿美元）之后第四大FDI接收部门。

智利再次成为该地区第二大FDI接收国。由于跨境并购额的大规模增长（增长了2倍多，至90亿美元），2014年智利的FDI流入量上升了38%，达到230亿美元。墨西哥FDI流入量下降将近一半（230亿美元），降为该区域FDI第三大接收国，是绝对量上降幅最大的国家。这主要由于2014年该国跨境并购交易的显著降低（2013年因莫德罗啤酒厂180亿美元的跨境并购使得智利跨境并购额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以及AT&T（美国）50亿美元的撤资行为（WIR2014）。与整体走低的大趋势相反，汽车制造业吸引的FDI较2013年增长21%，达到43亿美元，占到该国总FDI流入量的19%，且高于其他任一行业的FDI流入。

采掘业投资的下降影响了阿根廷（下降41%）、哥伦比亚（下降1%），秘鲁（下降18%）和委内瑞拉（下降88%）的FDI流入量。在阿根廷，由于2012年国家石油公司将西班牙石油公司雷普索尔的51%的股权（其中部分收入算作FDI流入量）国有化，并为此向其支付53亿美元的补偿，这一交易加剧了FDI流入的下降趋势。在哥伦比亚，金融业（25亿美元，上升54%）、交通和通信业（19亿美元，上升39%）以及制造业（29亿美元，上升13%）FDI流入量的增长弥补了采掘业的巨大降幅。在委内瑞拉，巨额反向的公司内部贷款（子公司向母公司偿还贷款）也导致FDI流入量的下降。

在巴拿马，继2013年的大幅增长（上涨56%）后，2014年FDI流入量上涨幅度微小（仅上涨1.4%），继续保持在50亿美元左右的峰值位置，这源于运河扩建带来大规模外国投资的延续。在哥斯达黎加，受因特尔工厂25和美国银行重建项目关闭的影响，流入量下降了21%，仅为21亿美元。因特尔将其业务（除R&D外）转移到马来西亚、越南和中国，削减了哥斯达黎加1500个就业岗位，与此同时，美国银行解雇了1400个雇员，作为其全球调整的一部分。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因12亿美元的并购交易，FDI流入量上升了22%。在多米尼加，受自贸区投资上升的影响，FDI流入量为22亿美元，上涨了11%。

2014年，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离岸金融中心除外）的外向型FDI为230亿美元，下降了18%。但由于公司内部贷款发生率高、离岸金融中心投资量大等原因，外向型FDI数据可能无法反应真实情况。巴西是这一地区对外投资最少的国家，连续四年对外投资流量为负（2014年为负35亿美元），但从股权投资的角度看，巴西仍是该地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2014年其对外投资额为2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32%（其中一般流向离岸金融中心）。外国分支机构向其巴西母公司提供的贷款量超过巴西母公司给分支机构的贷款量共计230亿美元，这或可解释巴西对外股权投资量上涨的原因。智利和墨西哥同巴西一样，内部贷款发生率较高。智利是2014年该地区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国，尽管对外股权投资量下降了26%，但FDI流量仍达到130亿美元，增长了71%。墨西哥是智利之后这一地区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受公司内部贷款量下降的影响，其对FDI流量为52亿美元，下降了60%。

跨国并购是跨国公司海外经营活动的重要部分。对拉美国家的跨国公司来讲，此类并购在2014年并购额为84亿美元，下降了近一半，其中巴西的降幅最大（从2013年的30亿美元下降到2014年的-24亿美元）。2014年巴西跨境购买额小，而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又将其在秘鲁的石油燃气资产以26亿美元的金额转让给中国石油，这些是该国跨境并购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智利（7.5亿美元，下降了73%）和哥伦比亚（16亿美元，下降了75%）跨国公司的跨境购买量也大幅下降。墨西哥跨国公司的海外并购额则增长了40%。其中最重要的几起交易包括宾堡集团以17亿美元收购加拿大面包公司，以及美洲电信公司以15亿美元收购奥地利电信34.7%的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