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FDI流入
全球FDI流量的减少掩盖了FDI流入的地区差异。流入发达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FDI显著降低，但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仍处于历史高位。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FDI占全球流量的55%（见图1.1）。其中，流入亚洲的FDI保持增长态势，而流入拉丁美洲的FDI有所降低，非洲的则保持不变。
图1.1 1995—2014年全球及按经济体组别划分的FDI流入（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流入发达国家的FDI降低了28%至4990亿美元。其中，美国的FDI降至920亿美元（仅为2013年的40%），这主要受沃达丰公司（Vodafone）从威瑞森公司（Verizon）撤资的影响。除此之外，流入美国的FDI基本保持平稳。流入欧洲的FDI降低了11%，为2890亿美元。欧洲经济体中，爱尔兰、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的FDI减少，而流入英国、瑞士、芬兰的FDI增加。
FDI数据统计方法的改变
2014年，许多国家采用了新的FDI数据统计方法。这一方法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六版《国际收支和国际投资头寸》（BPM6）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第四版《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统计基准定义》（BD4）为基础。本报告中，关于FDI统计数据的说明，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1）基于资产/负债原则的FDI统计与流向原则统计：基于资产/负债原则FDI统计是指将直接投资数据按照是否涉及报告经济体的一项资产或者负债进行组织。基于流向原则统计是按照报告经济体直接投资流量和头寸的方向来组织投资数据——流入或流出。两者对逆向投资的处理方式不同（例如：附属子公司对母公司的贷款行为）。
尽管基于资产/负债原则统计适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例如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但是基于流向原则统计更多地适用于制定投资政策，这是因为该统计方法以直接投资的来源国或目标国以及投资者进入的特定市场为分析对象。UNCTAD将继续基于流向原则来公布FDI统计数据。
（2）间接投资和中转投资流量。BD4建议各国采用两种方法对FDI进行统计，一种方法包含特殊目的实体（SPEs），2另一种方法则不包含。这一建议为统计一国FDI提供了更为有效的方法，排除该国FDI中通过本国特殊目的实体投向国外的资金（FDI流出）以及排除通过国外特殊目的实体投向本国的资金（FDI流入）。为了避免重复计算，UNCTAD已将与特殊目的实体相关的投资流量从其统计数据中尽可能地移除。类似地，FDI中涉及离岸金融中心的流量也应尽可能去除。
资料来源：UNCTAD。
注：关于UNCTAD对FDI数据序列的统计方法的修改可于网上查看完整版。
由于地区冲突和制裁对新投资者的负面影响，流入转型经济体的FDI下降了52%，为480亿美元。某种程度上，由于俄罗斯所受制裁及俄罗斯石油公司与BP的巨额交易（详见WIR14），流入俄罗斯的FDI比2013年下降了70%，仅为210亿美元。
2014年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增长了2%并达到了历史新高，总数为6810亿美元。其中，流入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有所增长，而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发展中国家的FDI降低，非洲的水平则保持不变（见图1.2）。2014年，流入亚洲的FDI增长了9%，至4650亿美元。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FDI均有所上升。在中国，FDI流入总量为1290亿美元，较2013年增加4%，这主要归因于国外对中国服务业的投资。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的FDI也有所提高。印度的FDI显著增长了22%，增至340亿美元。西亚由于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2014年FDI流入下降了4%，降至430亿美元，已连续6年持续下行。
图1.2 2012—2014年按区域划分的FDI流入（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2014年流入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地区（离岸金融中心除外）的FDI下降14%，降至1590亿美元，结束了连续4年的增长。下降原因主要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跨国并购（M&A）减少了72%，以及商品价格下跌减少了对南美洲采掘业的投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阿根廷、哥伦比亚和秘鲁的FDI流入减少，而智利的FDI则因为高水平的跨境并购而有所增加。对于巴西来说，流入初级部门FDI的骤降与流入制造业、服务业FDI的增加相抵消，使其FDI流入总水平与2013年基本持平。
非洲的FDI流入较为稳定，为540亿美元。北非的FDI减少了15%，至120亿美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FDI增长了5%，至420亿美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由于西非的埃博拉疫情、地区冲突和商品价格下降等负面影响，西非国家的FDI较上年减少10%，至130亿美元。流入南非的FDI也下降了2%，至11亿美元。与此相反，中非、东非地区的FDI分别增长了33%和11%，数额分别为120亿美元和70亿美元。
对于结构脆弱、易受冲击的小型经济体来说，其2014年的FDI流入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最不发达国家（LDCs）由于受到绿地投资项目的促进，流入的FDI上升了4%，至230亿美元。亚洲、拉丁美洲为主的内陆发展中国家（LLDCs）的FDI流入减少了3%，至290亿美元。发展中小岛屿国家（SIDS）的FDI上涨了22%，至70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跨境并购的推动作用。
总的来说，中国在2014年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的FDI流入国（见图1.3），而美国则由于沃达丰对威瑞森的撤资跌至第三位。在FDI流入最多的前10个国家中，有五个是发展中经济体。
图1.3 2013年和2014年FDI流入前20位东道国经济体（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不包含加勒比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数据。
大多数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区域性合作组织的FDI流入在2014年有所下降。2014年全球以及区域FDI流量的减少也影响了区域合作组织的FDI流入。参与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以及《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国家集团占全球FDI流量份额有所降低。而东盟（ASEAN）、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这两个亚洲组织的FDI流入则逆势上升，分别增加了5%和4%（见图1.4）。
图1.4 2013年和2014年特定地区及区域合作组织FDI流入（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2014年按FDI流入降序排列。G20：只收录了其中19个国家的数据（无欧盟）；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PP：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ASEAN：东盟；MERCOSUR：南方共同市场。
区域合作组织的FDI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FDI趋势、经济表现以及区位因素。建立长效合作机制，通过开放更多领域以及调整投资者激励政策，将极大地促进区域合作组织FDI的增长。区域内FDI流量可随着投资限制的减少（例如：放开特定行业的投资限制）、交易成本的降低以及政策的趋同而有所增加。区域外FDI（例如：从外部流入该地区的FDI）可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有所增加（这对小型区域合作组织和小型经济体尤为重要）。此外，区域间投资的协调机制也可能使某地区的外部FDI流入增加。
地域的不同，使区域一体化对区域内以及区域外FDI的影响也不同。某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区域内FDI流入占其FDI总流入的比重很低。3但是在亚洲，例如东盟，区域一体化对FDI影响显著。2014年，APEC经济体的FDI流入达到6520亿美元，超过了全球FDI流量的一半。APEC经济体之间的FDI流量和存量也非常显著，在2009—2011年间约占到了流入存量的40%。
2.FDI流出
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经济体跨国公司（MNEs）对外投资持续增长。
亚洲发展中经济体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输出地区。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共计468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3%。而其占全球FDI输出的比重也从2007年的13%上升至35%（见图1.5）。(www.xing528.com)
图1.5 2000—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出及占世界比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注：不包含加勒比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数据。
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通过绿地投资以及跨境并购扩张了其国外业务。
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出中股本输出形式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FDI流出仍以收益再投资为主，其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81%（见图1.6）。资本股权流动比收益再投资更有可能带来新投资和资本支出，且未来可能转化为外国子公司的现金储备。
图1.6 2007—2014年按组成部分和经济体组别划分的FDI流出（%）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不包含加勒比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数据。
a：发达经济体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b：发展中经济体包括：阿尔及利亚、安圭拉岛、安提瓜巴布达、阿鲁巴岛、巴哈马、巴林岛、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柬埔寨、佛得角、智利、哥斯达黎加、库拉索岛、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斐济、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中国香港、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科威特、莱索托、马拉维、墨西哥、蒙古、蒙特色拉特岛、摩洛哥、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菲律宾、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圣露西亚岛、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新加坡、圣马丁岛、南非、斯里兰卡、巴勒斯坦、苏里南、斯威士兰、中国台湾、泰国、特立尼达拉与多巴哥、土耳其、乌干达、乌拉圭、玻利维亚与委内瑞拉、越南。
发展中经济体中，亚洲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有所增长，而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以及非洲对外投资有所减少。亚洲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也首次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输出群体，几乎占全球FDI流出总量的1/3（见图1.7）。在20个最大的对外投资母国中，有9个是发展中或者转型经济体，分别是：中国香港、中国大陆、俄罗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科威特、智利、中国台湾（见图1.8）。
图1.7 2012—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FDI流出及占世界比重（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不包含加勒比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数据。
图1.8 2013年和2014年FDI流出前20位母国经济体（十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不包含加勒比地区离岸金融中心数据。
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对外输出的FDI中，29%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总量为4320亿美元。同时，亚洲FDI输出增长的区位分布也很广泛，包括亚洲各个地区的主要经济体和次区域。在东亚，中国香港跨国公司的FDI流出跃升至143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投资输出来源地。这一瞩目的增长主要归因于跨境并购活动的蓬勃发展。另外，中国大陆FDI流出增长率也超过了FDI流入增长率，达到了1160亿美元的新高。在东南亚，2014年FDI流出的增长大部分来源于新加坡快速增长的对外投资，为410亿美元。由于印度跨国公司的持续扩张，南亚地区也扭转了2013年FDI流出下滑的趋势，2014年增长了5倍，至100亿美元。西亚跨国公司的FDI流出在2014年降低了6%，至130亿美元，这主要因为该地区最大的海外投资国科威特对外投资输出的减少。土耳其跨国公司FDI流出也增长了近一倍，达到70亿美元。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跨国公司（除离岸金融中心以外）FDI流出在2014年减少了18%，至230亿美元。墨西哥以及哥伦比亚跨国公司FDI流出降低了近一半，分别为50亿美元和40亿美元。相反，智利——该地区2014年主要的对外投资国——跨国公司由于公司内部贷款的强劲增长，其FDI流出上升了71%，至130亿美元。巴西跨国公司则连续4年因接收债务还款以及从其国外子公司借款而有负的FDI流出。
非洲跨国公司总体FDI流出在2014年降低了18%，至130亿美元。非洲的两大对外投资国，南非以及尼日利亚则在2014年增加了对外投资。南非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通信、采矿以及零售等领域，而尼日利亚则专注于金融服务业。值得注意的是，非洲国家间的相互投资在2014年有显著增长。
转型经济体跨国公司的FDI流出在2014年也降低了31%，至630亿美元。资源输出型国家——主要是俄罗斯的跨国公司因受国际金融市场限制、较低的商品价格以及卢布贬值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减少了对外投资。
发达经济体的FDI流出较为稳定，维持在8230亿美元的总水平，但是数字背后包含了大量的新投资以及撤资活动之间的相互抵消。
欧洲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水平基本维持不变。德国和法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强势增长也被英国、卢森堡跨国公司负的FDI流出所抵消。德国已成为欧洲最大的对外投资国。沃达丰公司对威瑞森无线通信公司的撤资极大地削减了英国的FDI流出（减少450亿美元，至-600亿美元）。卢森堡FDI流出的骤减（从350亿美元到-40亿美元）则主要由于公司内部贷款的变动。
在北美，由于加拿大跨国公司活跃的资产并购交易，其FDI流出上升了4%，至530亿美元。美国FDI流出也增加了3%，至3370亿美元。由于美国对外新增股本投资与撤资、收回公司内部贷款相互抵消，使得美国2014年FDI流出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收益再投资。日本FDI流出减少了16%，结束了为期三年的扩张。尽管日本跨国公司对北美的投资水平依然稳定，但其对亚洲和欧洲投资的急剧减少使得总FDI流出降低。
3.投资强度指标与南—南FDI
南—南国家的FDI流量，包括区域内的流量，近年来显著增强。发展中国家的FDI流量在过去的十年内明显增加，目前已占世界FDI流量的1/3。其中，对外投资规模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包括：巴西、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加坡、南非以及中国台湾。发展中经济体间的对外FDI存量（不含加勒比地区离岸金融中心）已经增长了2/3，即从2009年的1.7万亿美元增至2013年的2.9万亿美元。东亚和东南亚在2013年已成为FDI存量最多的发展中地区（见图1.9）。在所有南—南国家FDI流量中，最不发达国家所占比重虽然一直在增长，但依然很低。
图1.9 2013年发展中经济体FDI存量：主要来源地和主要目的地（%）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通常，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行为发生在与其地理上较为接近的地区。较为熟悉的环境是跨国公司早期国际化进程的驱动因素之一，而区域市场和价值链则是更为关键的驱动因素。南非FDI目的地之间较强的区域联系就是很好的印证。一国与其邻国密切的FDI双边投资也印证了这一点（见表1.2）。
除了对邻近区域的熟悉程度，决定南—南国家间FDI具体模式的因素还包括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母国政策以及历史关联（WIR06）。在投资动机方面，例如，韩国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以效率导向为主，尤其是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投资，然而，对南亚投资也有市场导向的目的。同样地，自然资源导向的FDI，如采掘业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对诸多非洲国家投资的原因。
表1.2 2012年所选主要发展中母国经济体双边FDI强度
资料来源：UNCTAD，FDI/MNE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依据2012年双边相对FDI投资强度比率排序。双边相对FDI投资强度是指母国对某一东道国投资存量占母国对外FDI总存量的比值，除以东道国FDI流入存量占世界FDI流入总存量的比值。即：东道国对母国的相对重要性与东道国对世界FDI相对重要性之比。
母国政策对FDI的影响非常显著。新加坡尽管地域狭小，但其跨国公司由于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的政策激励而对邻近的亚洲国家大量投资。
最后，国家间的历史关联对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历史关联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印度与肯尼亚、加蓬、阿联酋等国间的高强度FDI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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