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二元化体制下，个人身份与单位捆绑，缺少流动和退出机制。工人依附于城市、企业，农民局限于乡村、社队，形成新的区隔体系，强化了身份标识，待遇差别导致人群间的歧视。通过比单位、比城乡、比行业，强化了不平等的身份认知，削弱了个体角色和自我辨识，甚至婚姻生活也深受影响。为了降低这样的消极影响，当时展开了针对性的工农联盟教育和工农关系的辩论。
当时加强工农联盟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利用职工春节回乡进行思想教育。但是情况比较复杂，反而引起了诸多的议论。
1956年春节，上海回乡职工约有22.5万人，占全市产业职工总数90万人的25%。回乡地区大多数分布在沪宁线一带和浙东农村，其次是苏北。春节以后，大多数工厂支部和工会分别召开了回乡工人座谈会，或个别谈话。江阴一个农会主任说：“过去工人回乡，手里大包小包，今年工人回来，大有变化，生活朴素多了。过去工人回乡看不起农民，嫌农民龌龊，派头很大，今年对农民的态度亲热了，还主动慰问乡干部真是工农打成一片。”也有职工回乡，认为农村生活很苦，想把家属接到上海来，对农村食油定量有意见，要带食油回乡。从回乡职工反映的情况看，工人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15)。
（1）认为工人和农民生活差距过大。国家对工人、农民待遇不同，把工人抬得高些。太湖附近农民对工人疗养院的设备太好，表示不满，认为农民床上盖的棉被还不及工人疗养院踏在脚下的毛毯好。个别工人回乡穿得好，农民反映说：“上海老板回来了，我们做一年才顶上工人个把月。我们不要工人联盟。”常州农民批评工人生活太好说：“头上戴一只鸭（呢帽价钱相当于一只鸭），手上牵一只驴（手表价钱相当于一只驴），脚上穿一只猪（皮鞋价钱相当一只猪）。”某农民算了一笔生活对比账，认为工人生活水平要比农民高12倍，上海回乡工人吸的纸烟是牡丹牌（每包4角2分），合作社干部吸的是红星牌（2角4分），农民吸的是全禄牌（1角5分）。有些工人回乡摆阔，嫌家里火油灯太暗，花了钱租汽油灯等，引起农民反感。报告还提道，建在靠近农村一带的工人疗养院有的过于讲究是不对的，务必力求俭朴，避免脱离农民群众。
（2）工人家属与农民关系不够协调。一方面，农民对工人家属有意见，说工人家属劳动态度不好，参加生产有六不干：工分低不干，下雨下雪刮大风天太热不干，难活不干，脏活不干，零碎活不干，路远不干。有些工人家属还说风凉话：“你们一年做到头，也不过填饱肚子，我们高兴就做，不高兴不做，也吃白米饭。”东郊区瞿家木桥有一个社，多数是工人家属，因社里生产不好，生活费发得很少，大家都情愿不干活。另一方面，有些合作社在分配上对工人家属区别对待。合成钢丝绳厂从南通海门回来的工人反映，合作社对工人家属分配产品，总是要比一般农民少些，工人非常不满。工人家属如果分到盈利，一定投资合作社，而且要一次缴清，农民可以分几次付。工人也很有意见。
（3）农民对工业产品质量意见很多，尤其对于双轮铧犁。认为积压了资金，浪费了钢铁。甚至有人骂：“双轮双铧犁，骗走农民的钱。”流行的民谣提道：“双轮双铧犁，看看一肚气，小囡当马骑，甩在一角边。”有的人埋怨说：“工人做不及，农民勿欢喜，黄牛穷叹气。”春节工人回乡时，农民公开对工人提出：“现在增产节约，请你们带回去，还可以当原料用。”1956年出产的农药223、666比1955年质量差，西郊区的农民反映：“价钱虽然便宜，但白费。”上海华昌机器厂制造的五部电力灌溉机，螺丝有长有短，质量很差，乡下配个零件很困难。有的农村干部反映，上海造的割稻机一熟未用完就坏了。
（4）部分合作社动员工人投资没有根据自愿原则，引起工人不满。春节工人回乡时，一般合作社都动员工人投资，密切工农联系，发展工农友谊，总的工作精神是正确的。由于有的干部要回乡职工参加投资，带有强制性，工人回乡连座谈会、联欢会都不敢出席了。如提篮区万顺恒厂有个工人在崇明参加工农联欢会，会上干部要工人当场答应投资，这个工人只得拿出30元。提篮区胜利橡胶厂有些工人说：“农村干部真不好，开座谈会也要钱。”有些人就不满说：“以后不敢回乡了。”
同时很多单位把工农联盟工作看作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仅仅做一次报告、召开几次座谈会，就认为工作结束了。春节过完了，工农联盟工作也跟着完了。
江南造船厂工会还专门印发了春节回乡宣传手册，目的是巩固工农联盟。1955年1月20日上海矿山机器厂还印发了春节回乡守则（十条），并标有“不准遗失，回厂缴销”的字样。希望搞好和农民的关系，向农民学习艰苦朴素的作风。反对大吃大喝、铺张浪费(16)。1955年春节长航二厂回乡职工的49人，占全厂职工的5.4%。回乡工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参加工农联欢座谈会，宣传统购统销政策，互助合作，动员家属把余粮卖给国家。农民刚看到工人的时候说，“你们发财回家了，我们辛苦一年吃不饱”，对统购统销不满(17)。1955年春节，上海柴油机厂团员沈照发说：“报纸上统购统销讲得很好，但乡下农民每天每人只有六两米，吃不饱饭。”团员俞某回厂后发牢骚：“我回乡很愉快，每天吃粥。”一般工人和部分家庭有田的工人普遍同情农民的诉苦，认为统购统销政策好是好，但定量高，农民生活苦。冷作车间李延生回厂后说：“农村一人一天吃五两米，去年我家就只能吃南瓜过活。”有的提出疑问：“为什么上海买米不限量，农民饭也吃不饱，太不公平。”(18)有意思的是，油泵车间老师傅金瑞芝回乡前家里来信说，农村大米少，为了使他回去吃饱饭，只得节省国粮。然后金瑞芝回乡第一天，村干部按计划供给他四天粮食，报告提到金师傅非常感动，但是村干部供粮的行为恰恰反映了金瑞芝家缺粮的现实。
春节回乡，有的农民羡慕工人生活，希望将自己的子女都带到上海念书，这样一方面可省吃一份口粮，另一方面可使子女能去城市谋取工作（家属有人在上海做工）(19)。也有因为郊区部分地区农村生活改善，一些春节回乡职工产生了羡慕农民生活的思想，产生了不安于工业生产、要回农村的思想。久新搪瓷厂5个回乡的工人，回厂后说：农民收入很大，工分有的每工1.8元，有的2元多。一个每月拿40余元工资的工人说：“农民每月起码有40元，比我多，在乡下好照顾老父幼子收入又多，这样想来还是回乡种田好。”中华搪瓷厂回乡职工说：“农民吃得穿得都比我们好。”铸丰搪瓷厂一个工人说：“农民骑的都是新脚踏车，我做了几十年工还买不起一部脚踏车。”陈德兴制罐厂一工人说：“我的哥哥去年参加互助组，今年参加高级社，去年分了500元，买了很多日用品和布。”(20)工人这种言行除反映他们羡慕农民生活外，实际上隐藏着对自己工资低生活苦的不满情绪。
工厂组织工人春节回乡宣传工农联盟，恰恰反映了工农之间的差距已经产生相当影响。浙江麻纺织厂的情况比较有代表性，兹详述如下(21)。该厂工人讽刺挖苦农民、夸耀自己，如“我们工人一人劳动，要抵好几个农民”，有的说“农民土头土脑”，农民生活很苦，既无电灯，又无自来水，如果到农村去生产，死也不去。夏天工人向农民买西瓜，劈开后不要，转身跑进厂内，卖瓜的农民无服务证进不去。有部分从农村来的青年工人，只讲究自己吃穿，不顾家庭生活。如布机间乙班挡车工人王振庭，春节回家穿得很好，家里连被子都没有，却还准备去无锡旅行结婚。工人高德朝长期不寄钱回家，其父亲说：“我儿子譬如被抓了壮丁去。”不少农民觉得工人舒服，如高亭乡的农民说：“你们麻纺厂的工人，吃肉一车一车地拉，工人翻身，农民没有翻身。”瓜山乡有的农民反映：“麻纺厂的工人到时间上班下班，吃饭还听无线电（广播），到了月底拿工资，我们农民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忙到头，还是吃得差、穿得破，天不下雨还没办法。”有的说：“工人享福，农民受罪，叫我们卖粮给国家支援重工业，你们（指工人）拿钱买东西。”
从农民反映的情况看来看，主要是对工人生活有嫉妒思想，不少农民认为工人吃得好、穿得好，机器生产很轻松。经过实地参观，许多农民初步认识到了工人在生产时集中、紧张、积极，生产效率高。有的说：“我们过去对工厂不了解，第一次到麻纺厂参观，心里想一个工人只管一部机器，这次看到有的管两台，有的管四台，下雪天还穿着单衣积极生产。”一个妇女说：“过去只看到工人吃得好，星期日还能去游玩……看了后，工人生产真快，有许多女工管了三四台机器，要我一台都管不了。”同时，使农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生活水平不能提高，主要是因为散漫、个体劳动、工具落后。有的农民说：“工人生产量高，一分钟出产就许多，我们农民一分钟只耙几下地。”“麻纺厂每个工人一年生产等于我们半个村的收获量。”有的说：“如果我们农民生产像工人一样多，我们吃穿也能与工人一样好了。”此外还了解了一些工厂的生活情况。有的农民原以为工人开会也有钱，后来知道开会是抽空开的。同样工人的认识也有改变：“农民下雨天还在田里挖荸荠，夏天是上晒下泡，一点没怨言。我们夏天厂房里有喷雾器，还叫热。”“农民生活很艰苦，一般只吃一干两稀，下雨天不下地，饭就烧稀一些。”“农民烧菜很少放油，一般都是白菜、芋艿，最多买条鱼蒸蒸，而我们过去菜稍差些，就发火，现在感到很惭愧。”不少工人说：“我们麻纺厂洋房住惯了，感到很平常，看到农村住房后，觉得天差地别。”(22)
工人和农民一方面生产生活条件有差距，另一方面城乡又有联系，所以会关注当时的形势，传播粮食供需状况等信息。据1955年国营五四二厂职工宿舍家属委员会的了解和统计，住在曹杨新村的职工，由外埠来沪常住的（一般三个月）亲属有162人左右，这些家属中有的是因为家中闹灾害来沪的，也有的是为了来沪找工作和探亲的。职工杨文廉妻子因乡下水灾来沪，杨文廉原来生活已很困难。妻子一来光吃饭每月就要增加60斤米，再加上其他费用，经济负担很重。因而无法安心生产，经过动员其妻决定回乡生产，但缺乏路费，家属委员会动员杨文廉妻子在曹杨新村做临时工，得来的工资作回乡路费。先后动员了两批共40多人回乡。
当时工人发现在各粮食店里，许多郊区农民排队购面条及其他熟制品，因而普遍反映“农民没粮吃了”，从而担心城市里的人也要没粮吃了。党员周根元说其姐姐家中有许多人反映乡下有许多农民没有粮食吃，都到上海来了，而且其中一个老头子逢人就说没有粮食吃。党员朱欣荣说在弄堂里有许多农民都在买大饼吃，职工吴企良的妹妹由昆山来沪说：“乡下没有粮食吃，连种子也吃光了”，又说：“肚子都吃不饱还种啥田呢？”党员陈学启的弟弟（党员）从乡下来上海，对陈学启说：“乡下闹水灾没东西吃了。”对着哥哥抱头痛哭，说：“乡下连树皮、荷花叶都吃光了。”还反映农村干部有私人感情和贪污现象，农村群众不敢提意见，提了意见就说是“打倒干部”。陈学启给了他弟弟一些钱送他回乡，说一路上他弟弟“没有买到东西吃”，还说买一只馒头一定要搭两角钱小菜否则不卖。一三车间有个职工要买30多只面包带回乡下，事后被劝阻了(23)。
另外，工人和农民结婚会受到家庭和社会的舆论压力。“找爱人找到农民最笨了，钱少，又要被打骂。如果找到个工人，钱多，回来又亲热。”(24)1970年上海青年周培富到江苏宝应县城郊插队落户，1976年认识了在社办厂当车工的农村姑娘韩凤，1978年两人确立恋爱关系，1979年2月周培富顶替父亲回上海工作，在上海市商业储运公司北苏州路仓库当工人。周培富希望与韩结婚的想法受到父母阻挠，韩凤来上海探望受到周的父母冷落，周的弟弟带女朋友上门却买鱼买肉。连亲友同学也来开导小周，不要做“笨蛋”，脑子要活络点，不要自讨苦吃，非要娶一个乡下姑娘，有的还主动提出帮其在上海介绍对象。1980年春节小周到宝应农村，同韩凤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后来小周又请求调回宝应工作(25)。
自1959年8月下旬至11月上旬，上海团校先后举办了两期农村团干部学习班。每期一个月，共1 831人，其中公社团委书记、委员423人，总支、支部书记、委员1 384人，其他24人。学习内容是以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纲，进行形势、政策、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团的业务教育(26)。1959年11月，上海团校短训第廿九期崇明班针对工农关系展开辩论，争论焦点主要为：①工业品价格高，农产品价格低，是对农民的剥削。农民出售一只旧铜面盆只有一元多，而买一只新的洋面盆要十多元。要想农民生活好，只有提高农产品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降低工人工资。②工人钱多、福利多，劳动条件好、生活好；农民钱少、福利少，劳动条件差、生活苦，工农生活真是天差地别。上海工人吃得好，穿得好，政府还要造高楼房给工人住；而农民吃得差，穿得差，住的草房还要自己造。工人有了病，用救护车送进医院；农民有了病，自己扛进去，一进医院要先付挂号费。上海工人热天有电风扇，冷天有热水汀；农民热天面孔晒得黑不溜秋，冷天喝西北风。③工人是亲娘养的，农民是后娘养的(27)。
针对第一点，有人不同意提高农产品价格，认为会引起物价波动。还有人驳斥工人剥削农民的观点，认为是挑拨工农之间的团结。有人认为降低工业品价格不可能改善农民的生活，相反对农民不利，因为国家建设资金主要依靠工业利润，如果降低工业品价格，就会减少国家收入。改善生活唯一的出路就是搞好农业生产，增加产量。
针对第二点，反对的观点主要是工人有技术，农民没有技术，工人生产复杂，农民生产简单。工人劳动时间比农民多，农民一下雨就可以休息，而工人天天要劳动。农民在总产值中缴纳农业税只有8%，而工人则把总产值的88%交给国家。国家之所以快速发展，主要是依靠工业的上缴利润。光比收入，是一种个人主义思想。
针对第三点，反对方认为“工人是亲娘养的，农民是后娘养的”说法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领导土地改革、组织互助合作，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的致富道路。用很多的资金，发展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在崇明造了8座水闸，兴建水电站。过去衣服都穿不上，现在都是洋布衣服了，还有绒线衣、毛货裤等。因而认为“农民是后娘养的”毫无事实根据，是严重的忘本思想，也是挑拨工人和农民关系的具体表现。
通过激烈争辩，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沈某还进行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所说的话是忘恩负义，忘记了党对农民的支持，其原因完全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思想在作怪”(28)。其实工人与农民的收入并不能等同于工业品与农产品的差别，具有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并非仅是工人的贡献，工厂的机器、厂房、原料、资本由国家投入，这些前期投入相当部分是来自农业积累。
在1959年11月关于城乡关系的讨论中，反映了农民的不少真实想法，如城乡供应不平等、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工农收入差别大等。同时对农民的身份有自卑心理，认为农民生活苦没出息、工人开心(29)。
（1）实际上当时工人的生活总体水平并不高，包括比较吃香的钢铁工人，劳动强度大，影响到身体健康。在20世纪50年代的上海第一钢铁厂，工人面对是恶劣的劳动环境，艰苦的劳动环境，较差的劳动保护，不必要的冒险蛮干，许多工人因此染上职业病，有的伤残甚至死亡。工伤如此之多，以至于《劳动报》将其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加以报道(30)。尤其是不少工人需要赡养的人口多，作为主心骨一旦有个闪失，全家生计甚至难以为继。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国家的工业化，无论是劳动力还是生产原料来源，都离不开农村和农民，因此十分强调工农联盟的作用。随着1949年后工业的发展，工人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然而，工人工资的提高、生活条件的改善，却加剧了工人与农民之间的分化。工农交往过程中，显示了不同人群关系的身份裂痕。有些工人在农村看到农民用落后的生产工具进行笨重的体力劳动，认为“种田没有出息”，说农民落后(31)。
（3）如前所述，为了推动工业化、合作化，当时还通过利用工人春节回乡的机会，给工人布置任务，大力宣传国家工业化、农村合作化来巩固工农联盟。但是根据当时报刊的报道，一些工人回乡却给工农关系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上海船舶修造厂工人钱国权，春节回到太仓县乡下以后，看到家里经济情况不很宽裕，就对妻子说：“不要再等在农村了，还是跟我到上海去吧！”当时他跑到社里要求迁户口未果，还是带着妻子去了上海。另一个上海工人看到家里收入不多，就不问情由不满地说：“你们做死做活忙一年，还不及我在上海一两个月的工资多。我只要把吸双喜牌香烟改吸飞马牌，省下的钱就足够你们维持生活了。”还对妻子说：“种田总归没出息，还是趁早跟我到上海去吧！”(32)可以看到现金收入在城乡居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工人较高的收入及其回乡“摆阔”，吸引了太仓浏新、桃源等乡的部分农民，要求政府开介绍信到上海去寻找工作，有的不听当地政府劝告，已经流入城市。
工农生活水平的差别引起的社会讨论，也引起了领导层的关注。1957年2月23日，薄一波在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谈到这一问题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农生活都比1949年前日益稳定，并且逐年提高。他还提供了1936年、1952年、1956年工农人均消费额的数据：1936年农民人均消费额61.2元，职工人均130元，职工为农民的2.12倍；1952年农民人均消费额72元，职工151元，职工为农民的2.097倍；1956年农民人均消费额81元，职工179.6元，职工为农民的2.217倍。因而得出结论：①职工和农民的消费水平，都比抗战前有了很大的提高；②职工和农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是比较接近的；③今天职工和农民按货币（不是按实物）计算的消费水平还有一定的差别，但比抗战前并未扩大(33)。不过从人均消费额绝对值差距来看，1936年为41.8元，1952年为79元，1956年为98.6元，差额的增加较大，这是工农消费额的相对比率（2倍左右）不能反映的。
(1) 市劳动局郊区工作组苏昔寄给党刊编辑室的信稿，1962年6月12日，上海市委办公厅6月22日转发给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9-2-82。
(2) 国务院关于国营企业使用临时职工的暂行规定，1962-10-1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9-2-82。
(3) 中共上海市劳动局委员会．关于企业、事业单位招用郊区有建筑技术的农民从事临时的零星修建工作的请示报告，1962-11-0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9-2-82。
(4) 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上海市劳动局．关于郊县基层供销社继续招收职工的通知（特急），1962-11-0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9-2-82。(www.xing528.com)
(5) 中共上海市劳动局委员会．关于制止各企业、事业单位私自从农村招用劳动力的请示报告，1962年11月14日，11月17日市委批复同意，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9-2-82。
(6)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国营企业使用临时职工的实施办法，1962-11-2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9-2-82。
(7)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关于商业、修理、饮食、服务行业集体所有制单位招收学徒和子女顶替老弱人员的试行意见，1962-09-1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96-2。
(8) 各局下达集体所有制单位吸收学徒和子女顶替的任务情况表，1962-09-0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30-2-7-7。
(9) 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集体所有制房屋修理服务行业培训艺徒和吸收子女顶替的数额的批复，1962-09-1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30-2-7-15。
(10)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老、弱、残职工退休、退职回乡后子女顶替工作问题的补充规定，1964-04-2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3-3-469-20。
(11)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转劳动局关于上海市企业单位老弱职工子女顶替的几点意见，1965-04-2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3-3-585-28。
(12) 郊区城乡各类人口口粮及农民粮食负担情况资料，1962-07-0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35-1-1039。第一份是7月4日的草稿，删改后形成7月7日文稿。
(13) 郊区城乡各类人口口粮及农民粮食负担情况资料，1962-07-0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35-1-1039。
(14) 本节主要引用了《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五编《劳动保险和职工福利》中养老、医疗的相关内容。
(15) 关于春节期间工农联盟教育工作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草稿），1957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36-2-151-11。
(16) 上海矿山机器厂春节回乡守则（十条），1955-01-2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42-2-76。
(17) 中共长航二厂委员会．春节回乡工人总结简报，1955-02-0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42-2-76。
(18) 中共上海柴油机厂委员会．春节宣传工作小结，1955-02-0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42-2-76。
(19) 中共二机党委宣传部．1955年春节宣传工作，1955-02-0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42-2-76。
(20) 关于职工春节回乡及工农联盟教育问题的报告（草稿），1956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36-2-102-81。
(21) 华东局宣传部批转浙江麻纺织厂党委会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在春节期间进行工农联盟教育和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情况的初步报告，1954年1月22日印发，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47-2-66-1。
(22) 华东局宣传部批转浙江麻纺织厂党委会关于执行《中央关于在春节期间进行工农联盟教育和组织工农联欢的指示》情况的初步报告，1954年1月22日印发，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47-2-66-1。
(23) 中共国营五四二厂委员会宣传部关于工农联盟方面问题的反映，1955-05-0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49-1-29-199。
(24) 共青团上海团校短训第廿八、廿九期学员（农村基层干部）右倾思想排队，1959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24-2-81。
(25) 我为什么坚持同农村姑娘结婚，1981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31-6-51-13。
(26) 共青团上海团校短训第二十八、二十九期农村学员思想情况分析和结论情况及团市委批转农村团干部学习班总结报告．1959年9月至1960年1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24-2-81。
(27) 上海团校短训第廿九期崇明班争辩工农关系的情况．1959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21-2-2968。
(28) 上海团校短训第廿九期崇明班争辩工农关系的情况．1959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21-2-2968。
(29) 共青团上海团校短训第廿八、九期学员（农村基层干部）右倾思想排队．1959年11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C24-2-81。
(30) 代琇．上钢一厂伤亡事故为啥这样严重？[N]．劳动报，1955-06-16。参见袁进等．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19-20．
(31) 袁进等．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226．
(32) 上海个别工人在农村表现不好[N]．劳动报，1957-02-14。转引自袁进等．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227．
(33) 工农生活都大有提高[N]．劳动报，1957-02-24。转引自袁进等．身份建构与物质生活——20世纪50年代上海工人的社会文化生活[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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