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的逐步巩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社会的日益安定,为农业经济的恢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据1951年10月至12月对苏南青浦、南汇、金坛、溧阳、句容、高淳6县12个村的调查,农业总收入(折成稻)由1950年的4 966 799斤增至1951年的5 839 545斤(6),增加了17.5%。手工业副业纯收入(折成稻)由1950年的145 756斤增至1951年的148 783斤,增加了2.02%。由于经济收入的增加,农民的购买力提高,所需生活资料(布、洋袜、豆油、盐、糖、肉、火油、桐油、肥皂、毛巾、火柴等)和生产资料(罱泥船、轧稻机、轧花机、犁、耙、锄头、锹、镰刀、水车、铁耙等)增加很快。
但是生活资料占总支出的比重仍然较高,1950年为81.54%,1951年为71.37%(7)。可见消费仍然是为了满足基本生活,农民的生产投资还很有限(见表5-3)。
表5-3 苏南12个典型村1950—1951年支出统计 单位:元
资料来源:12个典型村调查情况综合汇报(1951年),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06-短-242。
据宜兴县前红乡良庄村的调查,土改后农家经济随着农业生产逐步好转,农民生活开始改善,总收入和稻麦销售量都有增加(见表5-4),人均收入折成稻计算,1952年超过土改以前13%(8)。
表5-4 宜兴县前红乡良庄村各阶层收入比较表(稻:市斤)
资料来源: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1953-02-20,第115页。
1951年水稻歉收,总产量降低,因此平均收入最低,中农由于土改中退出租田较多,使用田减少了97.31亩,因而收入不如1950年。但贫雇农因土改中分得土地,所以1951年的收入比1950年增加。各阶层收支尚不平衡,根据14个典型户调查,各阶层周年内人均收入总值1 540 511元,其中以富农最多,雇农由于在土改中得到照顾,多分土地,加以工资收入较多,因此收入超过贫农,地主因劳力少,产量不高,因此收入最少。在周年内收入总值中,现金收入占37.783%,现金来源主要是农产品、牲畜出售、贷款等项收入(9)(见表5-5)。农家经济收入来源包括农产品及养猪、养蚕和其他收入、上期结余等各项收入。
表5-5 14个典型户周年内各阶层每人平均各项收入比较表
资料来源: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G].1953-02-20:117.
由表5-5可知各阶层各项经济收入中,以农产品为主,占各项收入总值的66.575%,其他收入占第二,禽畜收入占第三。肥料收入是指自给肥料,如人粪、圈肥、水草、河泥等,不包括红花草。中农因农本足,养猪多,因此禽畜收入占第二。由于本地区无主要副业,养蚕、编草鞋等收入很少,因此副业收入在各阶层收入中比重最小,富农的经济条件较好,养猪也多,因此禽畜肥料收入占第二,地主一户,主要得到亲友借贷和补助,因此其他收入比重较大,占各项收入的19.86%。
支出方面,14个典型户在周年内人均支出总值1 501 196元,生活费用占47. 51%,生产投资占32.61%,其他支出占19.88%(包括公粮、租稻、借出、还债、地方费用等支出)。其中富农支出最大,中农支出大于雇贫农,地主最少。各阶层各项支出比重也有差别,地主因大儿子读初中,次子及两个女儿读小学,周年内共付教育费用276斤稻,家中吃口又重,因此生活费用占总支出的54.23%,富农、中农因养猪多、农本足,因此生产投资均超过贫农半数,也有个别中农因养猪多,生产投资超过生活费用,贫农、雇农因经济条件差,生产投资所占比重最小。生活费用中以粮食支出最多,占生活费用的54.386%,副食品支出占第二,燃料支出最少,其中个别户杂项支出很大,主要是医药、修建、教育等各项支出为多,用于迷信较少。生产投资以肥料为主,占生产投资总值的44.00%,饲料第二,种子第三,个别养猪户饲料支出大于肥料支出,副业生产设备投资最少(10)。
周年内14个典型户每人平均亏空100 500元,其中以地主、雇农负债最多,贫农负债次之,在各项负债中,大多是春借秋还,除地主系亲友借贷外,其他阶层以政府贷款比重最大,期末实际盈余数很少(见表5-6)。
表5-6 14个典型户周年内人均经济盈亏与购买力比较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共江苏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江苏省农村经济情况调查资料[G].1953-02-20:120.
期末结余总值加借出款项,即表面潜在购买力,减去负债部分,即实际潜在购买力;已实现购买力加潜在购买力,即全部购买力。各阶层人均购买力460 154元,其中以富农最高,中农第二,地主最低,各阶层间差距悬殊。期末禽畜结余未计在内,各阶层周年内人均期末禽畜结余总值59 252元,富农最高,人均结余100 575元,中农77 679元,地主54 286元,贫农41 945元,雇农4 166元。其中,贫农2户、雇农1户没有养猪,期末禽畜结余很少。亏空部分大多是投资生产,1952年水稻丰收,一般较1951年增产两到三成,加上禽畜结余,各阶层还有相当潜在购买力。
土改后经济总体好转,但由于1949年前长期亏欠多,底子空,因此短期内仍未完全摆脱贫困,表现在生产投资大多是政府支持,良庄村86户农家,1952年商品肥料政府贷款达61%。青黄不接时,仍有高利贷存在,1952年全村借山芋、南瓜的户数占总户数的75%以上。贫雇农在土改后生活生产虽改善速度很快,但由于底子亏,农本不足,还跟不上中农,主要表现在中农各项收支均多于贫雇农。另外从生活费用上看,各阶层的粮食支出比重很大,副粮代替主粮为数也多,用于衣着日用品等费用比重较轻,根据典型村86户的调查,周年内(1951年秋收起到1952年秋收止)能保持两粥一饭的有41户,农忙期间能吃到两饭一粥的也很多,亏粮的45户(包括雇农3户、贫农27户、中农14户、小土地出租者1户),一般亏2~3个月的食量。永安组盛玉良等3户有3个月只吃山芋南瓜,1952年秋收后86户中还有8户食粮只能吃到阴历年底。其原因主要是底子亏,缺乏劳力,产量低(11)。
据无锡三蠡乡第三村典型调查,农村经济已有了好转,农民生活水平亦日渐改善。该村的收支情况如表5-7和表5-8所示(包括地主1户、富农2户、小土地出租者2户、中农2户、贫农2户、雇农1户)。
表5-7 无锡三蠡乡第三村土改前后收入统计表 单位:稻/斤
资料来源:农村阶级经济情况调查报告——无锡三蠡乡第三村典型调查材料,1951-12-10,锡山区档案馆档案:B1-1-13。
表5-8 无锡三蠡乡第三村土改前后支出统计表 单位:稻/斤
注:由于工农业产品差价缩小的原因,统计中土改后有部分实物数虽增加,但折成稻的数字就缩小了(如贫农土改后衣着支出数等)。其他支出包括爱国捐献、冬学、代耕及迷信品等其他用品。
资料来源:农村阶级经济情况调查报告——无锡三蠡乡第三村典型调查材料,1951-12-10,锡山区档案馆档案:B1-1-13。
随着农村经济情况的好转,农民对生活与生产资料的需求逐步上升,据无锡三蠡乡第三村487户的统计,在生产资料上,1951年(土改后)比1950年(土改前)单豆饼多购进1万斤,农具多购110件(含2部轧稻机)。生活资料方面在食用上并未显著上升(因农民消费有一定数量,相差甚微),但棉花、布及日用品等项较高,213户中农(919人)、216户贫农(1 048人)中,土改前中农需布4 820尺、棉花443斤,每人平均布3.2尺、棉花0.4斤。土改后需布8 887尺、棉花884斤,每人平均布9.5尺、棉花0.8斤。贫农土改前需布5 193尺、棉花460斤,每人平均布4.8尺、棉花0.3斤,土改后布7 497尺、棉花756斤,每人平均布7.1尺、棉花0.6斤。在建筑材料上也逐步需要购买。土改后农民购买力提高的原因有:农民分到田,农业收入增加,同时产量增加;农产品与工业品差价比1950年高,1950年麦季小麦平均价每斤600元,龙头细布平均每尺2 500元,1951年小麦价格为960元,布价仍旧(12)。社会经济好转,副业产品有销路,参加其他劳动的工资也得到合理调整。
农村经济的“好转”,实际上是属于社会动荡后的恢复。根据宜兴县闸口乡五村的调查,每亩农田的投资以1948年指数为100计,则1952年贫农为191.59,中农为205.53,地主、富农为64.44。中农和贫农的投资水平均大幅提高,但主要是生产资料内部再分配的缘故,1952年指数仅为104.84,1951年甚至只有91. 03,故总的变化不大。再看该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1948—1952年该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折主粮)1 265.55斤、1 150.69斤、1 302.07斤、1 014.44斤、1 348.94斤,而这几年的人均生活消费分别为1 152.13斤、1 156.49斤、1 136.76斤、1 066.68斤、1 186.69斤(13)。这说明该村的农业生产生活水平主要是结构性的调整,还没产生实质性增长。(www.xing528.com)
以上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农村收支,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又一次对农村做了大量的调查。比较著名的有1957年江苏省统计局对无锡县11个村进行了经济调查,据其中336户、常住人口1 485人的一个统计,全年共消费布24533尺,人均消费16.52尺,为1929年的127.96%;全年消费食油5 754.76斤,人均消费3.82斤,为1929年的75.05%;全年消费猪肉8 645.75斤,人均消费5.74斤,为1929年的93.64%。在调查的945户3 962人中,负债户261户,负债20 642元,其中货币17 223元,人均负债5.21元。从借款的来源看,来自地主富农62元,银行638元,信用社3 224元,典当52元,工商业者257元,合会1 193元,其他15 216元(14)。而1957年无锡农村人均收入101. 07元,为1929年的113.35%。贫农人均消费口粮401斤,雇农人均消费406斤。据曹庄、邵巷两个村的调查,1957年共有16架矿石收音机,5架缝纫机。另据4个村的统计,农民有钟表48件,热水瓶290个,手电筒227个(15)。
在江苏松江专区,1955年有2 000人以上城镇34个,2 000人以下城镇127个。其中实行定量供应的为141个,69 773户计323 124人,每人每月24.47斤。按年龄段分配粮食,宝山、奉贤、南汇等县,10周岁以上一律24斤。松江县新桥镇对10周岁以上居民公开规定:10~13岁22斤,14~49岁24斤,50~60岁23斤,60岁以上22斤,有老年人反映“年纪越活越大,粮食越吃越少”(16)。而1953—1963年无锡县农民实际吃粮数提高较慢,1953年502.5斤,1954年509.7斤,1955年545.9斤,1956年531.2斤,1957年527.5斤,1958年561.8斤,1959年342.5斤,1960年346.8斤,1961年286.8斤,1962年486.9斤,1963年540.5斤(17)。尤其是1959—1961年三年中,农民的人均粮食消费下降非常明显。
其中统购统销对农民的生活影响较大。据苏州市计划委员会史纪洪反映,由于统购统销,饮食业紧张,吴县农民从农村赶到苏州来买生面。1954年水稻亩产450斤,被评产为600斤,口粮也卖给了国家。还见到许多农民在饭店里,有的吃饱后带了很多大饼回去。原因主要有:评产普遍偏高20斤到30斤,干部报喜不报忧;口粮不足以维持到秋收或夏收;少数富农藏粮,到城里吃喝,造成农民不满,歪曲统购统销政策(18)。而在上海沪东船厂的几个附属单位里,发现个别团部在国庆假日回乡探亲中带来了农村没有吃喝、乡下干部没收群众杂粮等传言。该厂的一个附属单位电机厂团支部召开团小组长会议,汇报节后情况,小组长浦孝根在会上说:“我这次回乡(去无锡)连我吃的饭也没有,还是我母亲去向人家借的。乡下每人每月只有10斤粮,其中米2斤,面粉8斤,不够吃,自己想办法,吃树叶子、南瓜叶子。”接着小组长范银丁(家在无锡)说:“这情况是有的,主要是乡下的下级干部不好,干部要在路口检查,如果检查出来是饼干等物都没收,自己吃掉。”又说:“在整风时,如果群众贴了干部大字报,当夜干部就来你家,叫你去将大字报撕掉。”当场也没有人起来对此驳斥(19)。
再来看1957年上海郊区农民生活的调查。郊区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由于种植作物的性质不同,相差很大。近郊蔬菜地区高于远郊棉粮地区。选择了10个典型户,对1957年的收入消费进行调查。蔬菜地区3户,棉稻地区5户,工人家属1户,五保户1户(20)。从收入来讲,蔬菜地区,人均全年收入145元,达到富裕中农水平(140元左右)。如罗金生1957年全年收入为580元,其中集体经济收入占97%,副业收入3%。较高水平的上中农褚焕庭1957年总收入为1 591元,人均244元,其中集体经济收入占94%,副业收入占6%,比中等水平高68%,较低水平如下中农徐宝荣1957年总收入为994元,人均124元,其中集体经济收入占97.4%,家庭副业收入占2.6%,比中等水平低16.9%。而在棉粮地区,中等水平的曹阿毛总收入502元,人均每年83元,其中集体经济收入占82%,家庭副业占18%。较高水平的上中农俞五林1957年收入为948元,人均135元,其中集体经济收入占82%,家庭副业收入占18%,人均每年收入比中等水平高62.6%,较低水平的管阿二人均每年收入40元,比中等水平低51.8%。
而家里如有工人,则会提升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如工人家属朱洪兴,家有9人,其中1人参加社内劳动,1个是纺织工人,1957年总收入为1 394元,人均154元,其中社内集体经济收入占21.1%,家庭副业收入占7.2%,工资收入占64. 5%,其他房租收入占7.2%。每人每年的收入比蔬菜地区的中等水平高6.2%,比棉粮地区中等水平高85.5%。
从支出来看,蔬菜地区一般每人每年支出130元,高的234元,比一般水平高80%,较低的112元,比一般水平低13.8%。下中农徐宝荣全年总支出为899元,人均每年112元,其中伙食费占68.7%,衣着占12.5%,日用品占5.7%,零用费占6.7%,学习费占0.8%,其他占39.6%。较高水平的上中农褚焕庭,全年支出1 525元,人均每年234元,其中伙食费占总支出的42.5%,衣着占14.5%,日用品占3.7%,零用费占21.6%,医药费占3.2%,其他占14.5%。棉粮地区一般每人每年支出82元,较高的109元,比一般水平高32.9%,较低的75元,比一般水平低8.5%。如贫农曹阿毛,全年总支出为493元,每人每年平均支出82元,其中伙食费占总支出的61%,衣着占16.6%,日用品占4.5%,零用费占17.8%,棉粮地区中等消费水平比菜区中等消费水平低58.5%。
工人家属朱洪兴全年总支出为1 390元,人均每年支出154元,其中伙食费占58.1%,衣着占10.4%,日用品占88.5%,零用费占8.7%,医药费占4.4%,学习费占1.8%,其他占10.2%,人均支出比菜区中等消费水平高18.4%,比棉稻区中等消费水平高87.8%。
五保户如上海县群力公社(纯稻社)沈吴氏一个人全年消费70.6元,其中伙食费占总支出的77.3%,衣着占14.2%,零用费占8.5%,每人消费比棉稻地区中等消费水平低14.6%,比菜区中等消费水平低46.1%。
可见郊区农民的收入水平悬殊较大(见表5-9)。如菜区最高的每人每年244元,已大大超过了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比工人的收入还要高,但是棉粮地区较低水平的每人每年只有40元,二者相差六倍多,以菜区中等水平与棉粮地区的中等水平来分析,菜区比棉粮区高50.9%,这一差别只有在建立了人民公社后实行半供给制和半工资制,才能逐步缩小。
就消费部分而言,伙食费占的比例较大,一般都在60%~70%,最高的达到79%,消费水平高的伙食费的比例就小,消费水平低的占的比例就大(见表5-10)。如褚文焕一户,每人每年消费234元,伙食费占42.5%,五保户沈吴氏全年消费70元,伙食费支出占77%(21)。
表5-9 上海市郊区农民1957年收入水平典型调查
资料来源:上海郊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典型调查,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70-1-53-68。
表5-10 上海市郊区农民1957年支出水平典型调查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郊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典型调查,1958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70-1-53-68。
据1957年嘉定县三个乡的农家收支调查,全部调查户总计为45户,合计103个劳动力,总收入23 080.80元,来自农业社11 070.64元,来自家庭副业7 130.04元,其他来源4 880.12元。其中南翔8 314.51元,娄塘6 427.42元,方太8 338.87元。三个乡各选取15户,劳动力分别为31人、35人、37人。人均收入为127.31元,其中从社收入61.49元,家庭副业收入39.02元,其他收入26.80元(22)。分乡统计如表5-11所示。
表5-11 1957年嘉定县三个乡收入构成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嘉定县人民委员会计划统计科.1957年嘉定县农家收支调查资料简编,1958-06-1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31-2-78。
根据调查户的支出情况,计算得出总人数约183人。合计支出25 853.72元,生产消费2 221.56元,纳税279.34元,生活消费22 731.66元。其中物质消费21 767.31元,包括主食8 751.56元,副食4 939.38元,衣着2 088.26元,燃料1 529.68元,住房797.50元;非物质消费964.35元,包括学杂费183.20元,医疗费290.70元,娱乐费11.07元。其他支出621.16元。人均消费为142.46元,包括生产消费12.16元,纳税1.53元,生活消费125.38元。其中物质消费120.11元,包括主食47.82元,副食26.94元,衣着11.41元,燃料8.36元,住房4.30元;非物质消费5.27元,包括学杂费1.00元,医疗费1.62元,娱乐费0.06元;其他支出3.39元。最高的南翔人均支出为150.74元,最低的娄塘人均支出121.61元,而方太人均支出为149.93元。
从调查户的纯收入和积累来看,纯收入合计20 579.90元,其中生产性纯收入15 699.78元,本年积累为-2 772.92元,年末储存合计1 963.43元,包括现金197.93元,粮豆折价1 765.50元。人均113.62元,其中生产性纯收入86.82元,本年积累为-15.15元,年末储存10.72元,其中现金1.08元,粮豆折价9.64元。
从调查户主要消费品的消费量来看,粮食类小计:嘉定县89 180斤,人均440斤。其中稻谷71 368斤,人均390斤;小麦1 565斤,人均8.5斤;杂粮16 159斤,人均87斤;薯类600斤,人均3.2斤。粮食复制品120.38元,人均0.66元;猪肉1 997斤,人均11斤;牛羊肉359斤,人均2斤;蛋2 096个,人均11个;鱼虾2 720斤,人均15斤;蔬菜50 216斤,人均165斤;糖537.5斤,人均3斤;食油740斤,人均4.05斤;盐2 416斤,人均13斤;香烟3 367盒,人均19盒;酒721斤,人均4斤;在外饮食367.33元,人均2.01元;棉布1 822尺,人均10尺;毛巾24条,人均0.13条;胶鞋21双,人均0.11双;肥皂327块,人均1.78块;煤油381斤,人均2.08斤;暖水瓶3个;火柴3 232盒,人均18盒。
从调查户的现金平衡来看,全县年内结存人均1.36元。年内收入76.84元,从社收入17.53元(22.81%),出售产品20.82元(27.31%),工资收入4.89元(6. 36%),借贷收入8.79元(11.44%),在外人口寄回21.04元(27.39%),其他3.77元(4.69%)。支出77.12元,购回商品62.58元(81.15%),文化生活服务5.27元(6.84%),借贷支出5.05元(6.55%),其他4.22元(5.46%)。年末结存1. 08元(23)。
除了统购统销外,城乡购销差价也影响着农民的生活水平。根据1957年对上海市郊区和周边接壤地区的调查,每百斤粳稻可以加工中等粳米73斤左右,每百斤小麦可以加工标准面粉85斤左右。但以上海市郊区现行的购销价格,农民出售一担粳稻只能换回中白粳米59.4斤,出售一担小麦只能换回标准粉57.6斤。蚕豆和元麦、大麦等杂粮的购销差价更大,购价一般只有销价的七折左右。油料类似,每百斤菜籽可以出油36斤和出饼55斤,除去加工费,两者的价值共为24.33元,1957年菜籽的购价已提升为19.2元,但其间的差价仍有5元之多。百斤棉籽可加工棉油13斤和棉仁饼42斤,除去加工费,包括下脚棉壳在内的价值为8.67元,其间的差额达棉籽购价的0.7倍。百斤棉花(折成絮棉)的收购价格是81.72元,销售价格是127元,购价为销价的64.3%。再如一头130斤重的生猪,按出白率65%计算,可以宰得白肉84.5斤,但按现行生猪收购价0. 42元和白肉零售价0.79元计算,只能换得69.2斤,折成差价就达12元。
购销差价偏大的问题,还表现在与毗邻地区的对比。上海市郊区与松江接壤,其收购价格是相应摆平的,但上海方面的销售价格一般要高于松江,某些品种很突出。如粳米要高出10.6%,蚕豆和元麦、大麦等杂粮要高出22%~32%,猪肉和牛肉等高出9.7%~13.3%。由于松江销价较低,因此其购销差价也小,对比之下,上海市和郊区的购销差价更为突出(24)。偏大的购销差价,使得农民特别是既向国家出售又向国家购回的农民(1956—1957年粮食年度国家收购市郊的粮食竟要超定购数的10倍)产生了抵触情绪,而接壤地区销价悬殊脱节问题,不但衬托了市郊购销差价的偏大,而且在一桥一陌之隔的毗邻情况下,亦使一般消费居民产生了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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