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城乡市场商品流通大致分为三个渠道：国营公司、合作社、集市，又可归为公营集体和私营个体（集市的农民和城镇市民）两大类的竞争，在公营机构内部还可进一步细化为单位和谋私利的个人。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传统的渠道被压缩（企业、市镇），传统的商业关系被割裂（包括同乡、同族、同业组织）。
夏林、董国强曾对1956年至1957年有限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出台背景、实施过程及其社会绩效进行了考察。这项政策的结束，从中央层面看主要涉及当时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和工业化道路的战略抉择，从地方层面看则主要涉及不同部门、行业和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此次有限开放自由市场政策的结束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次倒退，预示着“计划”与“市场”的冲突将会持续上演(82)。但是研究侧重于政策分析而实证案例不足，未着力对基层细致描述，也未注意不同省市县的竞争。冯筱才也注意到了自由市场后续的政策背景，指出这是1958年至1963年期间，作为一种缓解饥荒的举措，也是为了应付黑市带来的经济冲击。并认为最初的政策是相对宽松的，对灾民换购粮食的举动保持了理性的宽容态度。但随着危机缓解，市场供应情形日趋好转，打击“投机倒把”重新被提上日程，这既与市场上的公私竞争有关，也是由中共对市场本质的理解所决定的(83)。然而依旧采取干部-群众、公与私、理性非理性的二分法，沿用传统的角色定位，视其为一个整体的行动者，却忽视了“公家”体制本身的复杂性，也不易定义各竞争方和利益主体。
在孔飞力看来，近两百多年来，中国农村盘根错节的市场体系的存在，使中国社会得以应对人口增长和土地短缺的压力。而集体化体系的目标，在于使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的手段，将中国劳苦农民的产品收集到国家手中。像山西富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不在于富农是否会变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而在于他们是否会在党控制农民和农村剩余产品的努力中，演变为党的竞争对手(84)。孔飞力指出，20世纪60年代中国乡村行政化的实现，也意味着国家对于乡村控制的实质性扩展。合作社的领导人成为国家在农村的税收代理人。税收记录也不再会因为土地转让而出现混乱，因为土地现在已经不能转让了。最后，市场体系也不复存在(85)。因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并不是政府与干部的简单对立面，其根除或抬头也绝非一个从压抑到翻转的情节。这一种独特的表述，掩盖了社会结构和利益的本质。与其说出于对市场本质理解的差错，不如说是基于财政需求的利益表达。通过培养干部与积极分子队伍，取代过去中间掮客对于税赋的影响。当然，国家如何解决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工人、行政等大量非农业人口的生活供应和财政需求，涉及社会分工、行政干预、市场体系之间关系的处理。需要将复杂化的人口与经济管理，纳入国家控制。
以上海地区为例，1959年3月以来，部分工厂企业擅自下乡以抬价等方式直接向人民公社采购，有些公社强调增加收入不愿将农副产品卖给国家。城乡部分商品供应仍较紧张，小贩趁机活跃，有些地区部分农民流入城市从事商贩等活动，增加了粮食制品外流和饮食业供应的紧张气氛(86)。
主要发生于嘉定、上海、宝山、奉贤等县。据不完全统计，仅宝山就发现20余起，有的抬价收购，有的以货易货，还有的通过下放干部关系向公社基层组织进行采购，少数下放干部私自高价购买，带回家去自己食用。大多是一、二类商品，数量很大，直接影响国家收购计划的完成。
（1）抬价收购。上海华通开关厂、四方锅炉厂于1959年4月24日派员至宝山大场公社场中生产队以70元一担的高价（统购最高价48元）收购生猪14头，抬价50%左右。上海电机厂于4月22日向上海县八一公社杜行街生产队购买猪肉1 054斤，猪头肉119斤，猪肉价每斤7角2分。上海冶炼厂于4月24日向江湾公社钢铁生产队购买鸭子1 300只（3 163斤），每斤8角（县商业部分收购价0.67元，该批鸭子因质次估价只值每斤0.59元）。徐汇区协昌缝纫机厂于4月下旬向上海县新桥公社购买毛鸡200只。
（2）与公社以货易货。4月上旬上海机床厂福利科王科长先后派人至宝山罗店公社以一台五尺车床换苗猪200头，油100多斤，又与江湾公社以五尺车床一台，换苗猪150头。4月25日上海柴油机厂与江湾公社二大队中心生产队谈妥以上海牌汽车一辆作价10800元调换苗猪124只，饲料缸17只，现钞4502元及其他条件。华丰纺织厂、东风翻砂厂的粪便，过去免费送给江湾公社洪东生产队，现在要用副食品调换，该生产队只得每月送给他们鸭蛋100斤左右。上海市运输公司第三车场泔脚过去长期送给江湾公社浣纱生产队，现在以需自己养猪为借口说：“泔脚不给你们，要么拿副食品来换。”后来该队送去250斤鸭蛋才同意继续给泔脚。国棉17厂的泔脚每天有10担左右，可养六七十头猪，十余年来一直给江湾公社虬江生产队，现在该厂要该队拿猪肉或肉票来换，由于该社拿不出肉和肉票，从3月25日起已停止供应泔脚。华生电机厂等通过中华书店下放干部张林生的关系向塘湾公社七大队购买绵羊42只，山羊3只。建筑公司401工区将市场供应他们的咸带鱼卖给农村，引起农民不满。
（3）有些工厂商品片面从生产需要出发，至外地擅自向公社采购原材料。如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直接与浦东洋泾公社签订鸭子合同15万只，预付资金10万元并供给部分饲料（上海啤酒厂酒糟）。大中华造纸厂到宝山刘行公社收购稻草，市场规定价每担2元，该厂抬至2.7元购买，使当地商业部门收购不到。天章造纸厂于5月上旬向昆山蓬阆公社草品厂购买6号草绳249担，价每担6元1角，不仅大大超过当地商业部门收购价，而且超过本市销售牌价。据说是购来做造纸原料。利华造纸厂至金山县抬价购买草包6 000只，当地原价3角2分，被他抬至5角，据采购员彭宝良检查，曾请示该厂经济管理科陈龙生科长，陈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唆使彭抢购。
（4）有些工厂伙食团饮食店甚至向个体小商贩高价采购副食品，助长商贩投机倒把获取暴利。如江宁区工足袜厂于5月6日晚派人到造币厂桥堍向小贩以每斤1元多的高价收购鸡蛋21.5斤。长宁路妇女食堂向吴志伟（临时户口）购买木柴、笋。查到时买了243斤柴每斤5分，并预付10元准备续购500斤。
部分公社认为执行国家收购价吃亏，谁给高价就卖给谁。如宝山东风公社北宗队出了好几张证明，说是食堂多余蔬菜到市场零售，江湾公社华浜社4月22日派几个女社员零售莴笋300多斤，据称也是食堂田生产的。劝其到蔬菜站收购，她们强调大队指示要增加收入，嘉定马陆公社将鸭蛋送至商业部门收购，看到收购价每斤5角5分，嫌价低，又将蛋运回。宝山东风公社在4月下旬卖给卢湾区万来奶糕厂蚕豆4 000多斤。宝山刘行公社南周生产队100多只鸡，一定要收购部门给零售价，否则自行到上海推销。罗店公社毛介中队将一头小牛以1 500元售给昆山县（实际只值500元左右）。该社第八队人民中队未经公社批准将两头耕牛出售给常熟县。江湾公社钢铁生产队于4月24日售给上海冶炼厂雄鸡100余只，每斤1元。当商业部门去收购时，他们说：“我们不卖，还要养下去。”但转过身上海冶炼厂的车子已等在旁边，事后他们说，“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收入，发展集体经济”。又说“你们商业部门利润太高，环节太多”。甚至有的人民公社将蛋售给小贩，使小贩投机牟利。如川沙张江公社供销部5月7日卖给小贩胡阿水鸭蛋334只、鸡蛋48只。
据不完全估计，全市增加小贩1万人以上，人员成分复杂。有的是过去商贩经过改造现又重操旧业，有的是城市无业人员。还有的是农村倒流人口，其中也有少数社员、基层干部见贩卖有利可图，便从事商贩活动。在农村社员来沪贩卖中，又分偶尔一次经营和一连数次经营等情况，有附近农民，也有江苏、浙江、安徽等地来的。他们来沪后有的从事工匠修理服务行业，如打铁、皮匠、磨刀、补胶鞋、理发、木工等，也有的进行小商品贩卖活动。还有的从事捕捞蚌螺、拉劳动车、爆炒米花、拾荒货等。闸北区自2月22日至4月底止共查获无证小贩5 491人，其中无户口的3 279人，占59.7%，临时户口1 398人，占25.5%。正式户口仅814人，占14.8%。从行业看，从事修理服务的3 401人，占61.9%，贩卖及旧杂货的2 090人，占38.1%。有些菜场、商店销货注意不够，被他们钻空子。如小贩胡阿水，于5月7日向川沙张江公社供销部以每只6分购进鸭蛋334只，鸡蛋48只（每只7分），转手以每只0.15元夜间卖给居民。大场姜家桥附近形成自由市场，农民把蔬菜直接卖给小贩。普陀区西康路菜场也有人将蔬菜卖给小贩。小贩向苏州和沿岸外地船户抬价收购木柴，转手高价卖给居民和饮食店摊。还有自己到郊区河浜中摸螺蛳、蚌蛤等在市场上高价出售。除了以上个体摊贩外，有些外地人民公社派来副业人员，如江苏江都县小纪公社派来16名竹匠等人员，并订有合同，每月每人上交28元，公社按月寄粮票给他们。普陀区有安徽当地的打铁匠160人，为该区纱厂等加工钳锻打杂件。
总的来说，全市活动小贩增加，进行抬价等投机倒把活动，不仅影响到城市小商品价格稳定和居民小贩水平，增加城市人口和吸引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而且也对摊贩的改造带来不良影响。
除了上述增加的小贩中不少是农村人口，还表现在附近地区农民来沪人数增多。主要是苏北来的和从河道来的船民。他们来沪大多带有不同数量的农副产品，主要是蛋、鸡、肉、木制品等。如大达码头（苏北一带来的客船码头）4月份查到带有大量鲜蛋的1 188人次，比一季度平均数增12倍，成交量平均每天260多斤，与一季度比也增加12倍。毛鸡成交2 200斤，比一季度增加4倍。农民在乡下听说上海鸡蛋每只可卖1角5分，毛鸡3元1斤，就将已有鸡蛋积蓄起来，有的还抬价收购，贩带来沪。他们不少与本市有人认识，以探亲访友、看病等名义向公社请假来沪，顺便带来这些东西，有的是赠亲友或自食，有的是高价出售。如4月23日在南大戏院门口发现蛋售1角4分，是嘉兴朱泾来沪的姚玉英带来近百只蛋(87)。
一方面是供需紧张，另一方面是工厂、生产队均为经济利益主体，形成特殊的市场关系，而不能仅仅视为国家的一个单位、部门，或是国家政策的代表者与执行者，简单与自由市场、商贩等对立。
1958年初上海许多摊贩持区菜管所介绍信到嘉兴菱湖地区自由采购，通过当地公司转介绍给水产合作商店拨给，价格按当地收购价加14%（包括税收）。已有黄浦区福州路菜场、金隆街菜场的采购员购买活鱼一批，用机帆装运，在南市区董家渡起卸。嘉兴所有淡水鱼，原由上海水产公司第一批发部负责运销，绝大部分供应上海市场，囤塘计划是40 000担(88)。上海市南翔、方家窑、七宝三个批发所，原先每天各有200担左右的鱼货供应，由于摊贩下乡，缩减至每天30~ 50担。自由市场开放摊贩到产区进行采购，到已经组织好的货源中抬价抢购，不仅违反自由市场开放的初衷，而且影响到春节供应货源的保证(89)。1961年6月25日，2个商贩和40个农民从黄岩运来一船草席共1 015条，商贩逃走，40个农民吵了3天，甚至要到市委去请求解决(90)。
1962年第二、三季度，上海县投机贩卖活动相当多，在集市上公开设摊，贩卖统购、派购物资。北新泾、龙华集市上贩卖粮油的一度占集市摊位的70%左右，每日成交粮油上万斤。全县投机获利500元以上的176户，其中1 000元以上的有79户。农民弃农经商十分严重，个别生产队曾达到80%。如莘庄公社青春大队张家宅生产队共有社员27户，1962年下半年有23户进行各种贩卖活动。上海县的贩卖活动主要集中在粮食、香烟、票证三个方面。市场违反案件总的数量比上年同期减少75%，而非法买卖粮、烟等一类物资的，由于浙江、江苏等地粮食市场相继开放，反而比上年同期增加了17.74%，票证案件基本与上年同期持平。贩卖手法更加隐蔽，如贩卖粮食，过去是公开贩运，集市设摊，现在则采取船底夹带，陆地窝藏，火车不进站半路抛货，人不熟悉不成交等办法(91)。
上海城市里陆续出现了一些买卖工业品的非法市场，在市区内自发形成的农副产品自由市场中商贩有所发展。外地商贩利用市场供应水平的不平衡，和上海黄牛商贩勾结，在城乡之间两头倒卖。贩卖的商品有农副产品、各种工业品、废品旧货以至票证、金融商品等。交易的价格一般高于牌价一两倍乃至数倍不等。盛行行话、黑话，往往利用一些茶楼、旅馆等公共场所作为交易据点。市区自由市场农副产品卖价高，收入大，影响了部分社员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和国家的计划收购任务。嘉定长征公社、万里生产大队861亩菜田，国庆节前后每天送到计划市场不满100担，社员75亩自留地每天有30多担上自由市场，有些公社大田出工率下降。商贩活跃，被定义为滋长资本主义思想影响。据南市区不完全统计，1961年6月下旬有摊位1 238个，9月下旬达2 400个，增加一倍。商贩中很大部分是居民、学生、职工。三、由于农副产品自由市场与工业品非法市场交织在一起，增加了市场管理的困难。商贩两面倒手，城市工业品大量外流。根据闸北、南市、虹口、卢湾、黄浦、静安六个重点区的统计，1961年7~11月，共处理了投机违法案件42 438件，其中属于工业与票证非法交易的案件36 801件，农副产品非法交易的3 439件，其他2 198件。从城市市场的情况看，集中的非法市场已经全部取缔，违法案件相对减少(92)。
据对杨浦区市场的调查，农民大多在早晨4时到7时，由浦东陆续来市区，分散流到沿江相近的菜场和主要街道附近，多则100余摊，少至20~30摊，相形成市。设摊地区接近三个轮渡口（民安线、宁国路、定海路），1961年4月23日在三个轮渡口的浦东来市区农民总计831人，蔬菜品种有20余种，数量388担，占定海、眉州两菜场一天供应量的13.79%。肩挑的61%，自行车占8%，手提背驮的31%。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公社社员占73%，价格高，销路广，脱手快，基本上是自留地和大小边田。二是贩卖者20人，占16.8%，其中城市居民11人（家庭妇女7人），职工2人，农村商贩4人，倒流户3人。三是城乡居民和单干户的自产品14人，占10.2%。
出售的蔬菜花色品种多，整齐、新鲜，虽然价格高，但不需排队记证，选购便当。松潘路的松茂里工人家属李菊英说：“农民蔬菜好，花色品种多，价格比较大，而质量好，菜场质量差，我向菜场买来12斤鸡毛菜，只有5斤好的，其余都是黄叶和烂菜，两者算起来，价格还是差不多。”另一工人赵根娣说农民菜质量好，比较新鲜。而景星路菜场营业员董永根也说：“我也要买黑市菜，因为质量好，一斤可抵一斤用。”价格一般比国营零售牌价上涨两倍左右，据对六个农民的了解，喊价的依据大致有四个：看前一日售价、上市量多少、菜场供应情况、需求者多少。一般是开始喊价较高，中间稍平，收市较低。如4月27日菜场青菜不凭证限量供应，居民向农民购买减少，他们就主动地由每元七斤改为每元九斤十斤出售，有时因时间已近七时，急于回去劳动，也愿削价出售，总的来说是售完回去。有的消费者认为价格太高，农民就说：“国家可以有高级糖、糕饼，难道我们不好有高级蔬菜吗？”(93)
蔬菜市场价格不稳定，主要原因是蔬菜的生产赶不上需要的增长，公营商业经营蔬菜的力量薄弱。早在1956年国务院已对城市各种菜商菜贩进行改造：①对资本主义的零售商店、腌酱业和豆类加工业的改造，基本上全行业公私合营；②对零售摊贩、腌酱业和豆类加工业中的个体劳动者的改造采取联购联销（合作小组）、联购分销和经销等形式；③对批发商、行商采取代批代购代运、直接吸收为国营商业的工作人员或转为零售商等形式加以改造。从而保证国营商业对蔬菜市场的领导地位。当蔬菜供应不足的时候，首先供应外宾、医院、托儿所、工厂、部队，其次供应机关、团体、学校，最后再供应一般居民。提出大中城市、工矿区的干鲜菜供应，由商业部统一经营管理。商业部下设立中国蔬菜公司，负责干鲜菜、酱腌菜、薯类（菜食部分）、调料及杂项食品的经营。各省（市）国营商业要负责组织省（市）内和省（市）之间的蔬菜购销和调剂工作。各省（市）加工副食品用粮，由粮食部拨给商业部，再由商业部分发给各省（市）商业厅（局），以便安排市场(94)。
在浙江省，1957年农民的自由运销引起了产销市场的某些混乱，其直接后果被视为：影响农业生产和合作化的巩固；影响物资有计划分配；造成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甚至不断发生闹事，使党和群众的关系也受到了损害。由于抬价抢购的结构，农民对国家的收购价格更加不满，骂供销社是“剥削”，并打骂或扣留供销社干部，有的联名控告、请愿，如萧山戴村区复兴高级社。另外四个农业社派代表到中共中央办公厅请愿，要求自销土纸。梅家坞农业社因要求提高茶叶价格，扣留了公家的汽车不准装运。
农民并不如政府设想的那样，会明确开放自由市场的目的、范围，他们关心的是各种差价特别是地区差价潜在的商业利润，而不了解地区差价组成（税收、管理费、利润）和国家的关系，往往想通过自销或经商来增加社员收入。同时几年来形成的地区差价，吸引了农民与销地经营单位联系起来抢购物资，有的单位为了抓货源，还采取了高价吸引和写信联系等做法，造成了黑市猖狂，牌价脱离市价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杂铜浙江收价每斤0.7~0.8元，上海蓬莱区黑市2.5~3元；元胡东阳平均收购价54元一担，上海黑市价160~170元一担；白术产地中心价一担160元，上海黑市价360~380元；土丝收购价每百两45元，上海黑市价70~100元(95)。地区差价的构成，包括国家的税收和商业单位的利润与经营管理费用。因此，如完全采用缩小的办法去解决，将造成国家收入减少、社会的购买力相对提高，使得国家财经收支和物资供求之间难以平衡。
根据浙江省的报告，1957年由供销合作社经营的二类和三类商品中需掌握一定货源的农副产品，其生产量在1949年后大部分是逐年增长的。但生产增加的速度赶不上国内外需求量的增加速度。因之，几年来特别自1956年以来，许多产品，尤其是毛竹、土纸、草席、若干主要药材、皮张、羊毛等购销之间难以平衡的情况比较严重(96)。
（1）部分商业单位和工业、手工业单位，抬价收购统一收购物资，尤以毛竹等商品较为严重。根据掌握的材料，自1956年第四季度到1957年3月底，抬价抢购毛竹的省内外单位共109个（其中省外100个，省内9个。这些单位大部分是国营企业、供销社、手工业社），抬价幅度一般比当地供销社的牌价高一倍左右；数量亦是很大，仅扣留部分即达1 455 635支。如江苏省松江县城西供销社，于1957年2月中旬向临安县东乡朱村农业社抢购毛竹2450担（7350支），每担价格4.2元，比当地供销社收购牌价高2.8倍。
（2）有些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与原料的供应可能不相适应，而且大量加工半成品运销外省。据丽水、常山等23个县的统计，自1956年第四季度到1957年2月底，手工业社加工竹片、竹笆条、竹跳板、毛竹篾等半成品所需的毛竹即140万根，孝丰县手工业联社卖给江苏省无锡市手工业联社等五个单位竹片2 256 400片，折合毛竹168 855支，商业利润17.4%。有的地区的手工业直接进行贩运，如临海县手工业社于1956年第四季度将30 000支毛竹卖给上海交通大学。
（3）有的国营农场和手工业单位自行运销统一收购物资。例如，鄞县手工业社于1957年2月底订出草席50 000条，枕席300 000条；杭州市国营农场所属的半山药物场，于1957年1月13日卖给广州、陕西等地药材公司白术1 050担，花坞农场的200担白术于3月中旬提出向外运销，不肯卖给供销社。
（4）有些地区的农民长途运销统一收购物资。如吴兴县毛竹主要产区乔溪乡，共22个高级社，其中出产毛竹的21个社，均先后向上海、江苏等地运销毛竹1~3次，仅1957年第一季度估计外运即达13 000帖，折合15万支。金华市有关部门于1957年3月间查出东阳等地农民走私的白术2 000多斤，东阳县玉山区的农民长途运销白术，远至陕西、广州。
（5）三类商品中国营和合作社必须掌握一定货源的物资，目前总的情况是，市场价格抬得很高，国营和合作社又不能跟着跑，致国家采购计划没有保证。但另一方面，对土产中的个别品种，如醋石、腹水草（药材）在推销上还有困难，则无人去经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各类商业和工业、手工业等单位抬价抢购，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农民和国家的关系较为紧张，如余杭、吴兴等地的农民骂供销社是“剥削社”，吴兴县乔溪乡大冲社，因外运毛竹被供销社扣留，该社民兵队长朱鑫于1957年2月21日带了10多个民兵赶到钱塘村，将供销社在五联社收购的26 000多支毛竹、1 000多支什竹全部强行扣留。鄞县有的农民搜集了供销社过去收购农产品的发票，要供销社补给与其他单位抬价抢购价格相比的差额。此外，由于农民长途运销，不安心农业生产，影响到合作社的巩固，如东阳玉山区云峰乡黄连村利群高级社，原来是全县较好的一个合作社，由于社长、会计（共产党员）去运销白术，大、小麦到3月份尚未施肥，马铃薯迄未下种；尖山乡东里村民丰农业社，要求每户种一亩药材并自己运销，否则就不组织高级社；友谊乡原来参加农业社的农户已达到总农户的90%，而目前只占20%。
其原因有：①生产的增加赶不上社会需求量的增加，产销难以平衡。如1957年毛竹产量4 000支，计划收购量3 188万支，省内外需要量3 800万支，不敷612万支；土纸产量80 148吨，计划收购73 000吨，省内外需要量93 020吨，不敷20 020吨；又如本省出产山羊毛10 000斤，需供应28个省市的制笔原料和支援出口。②产销差价，特别是省际产销差价幅度大，是农民远销和长途运销的主要原因。江苏省要经过江苏省社杭州采购站、苏州专区批发站、县（市）社、基层社等四道环节。浙江省嘉兴、温州、金华等地调拨给江苏省的9寸毛竹产地调拨价每支0.561元，到江苏的运什（杂）费统扯0.623元，仓租保险费0.02元，印花税0.001 1元，苏州进货价每支1.205 1元，苏州市批发牌价1.57元（进批差率31.4%），零售价1.82元，购批差率180%，吴兴县埭溪区与江苏吴江县仅一河之隔，9寸毛竹吴兴收购价每支0.92元，吴江批发价1.384元，购批差率50.4%，而且黑市价格盛行，比吴兴收价高出两倍。陕西、广东等地的白术、白芍等药材价格都比本省高出一倍，黑市价格有高出三倍的，更严重的是有些销地向产地农业社寄送批发牌价去吸引农民自产自销，如上海市药材公司所属的公私合营药材批发单位开列萸肉、菊花、黄支100余种药材的单价寄给浙江省海宁、桐乡、临海、黄岩等地药材产区的若干农业社。这样就使得农民为获取差价掺入了商业活动。此外，亦因此使得许多公私商业单位乘隙活动，甚至向浙江省销地以零售价格套购贩运，如上海行商杨仕华，于1957年2月13日分批向嘉兴县新丰供销社套购9寸毛竹200支，每支价格1.2元，转手以每支2元到4元的高价在上海黑市场上出售。③合作社经营单位的经营管理也存在问题，经营环节有的地区不合理。
在江苏省，1957年农村市场逐步开放，水产、蔬菜、鸡鸭蛋品已在全省范围内基本开放，其他土副产品及供应紧张产品仅14个县市全面开放。由于取消了地区封锁和层层限制，减少了商品流转环节，商贩自由贩运日益活跃，农民贸易日益发展，价值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调节着市场供应，所有这一切都开始影响商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对活跃物资交流、刺激农民生产、满足供应等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积极作用。增加了城乡物资供应的品种和数量，减少了商品流转环节，提高了收购价格，增加了多方面的收入，刺激了土副产品的生产发展。降低手续费促使国合商业开始注意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改变统和包的做法，也暴露了过去经营环节多、费用高，收购价格偏低，业务不精，管理不善等问题。但是自由市场开放后，国营部门出现抬价收购。农民纷纷做生意，社员只管副业，不管农业。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费用过高(97)。
据1962年调查，南京市投机场所主要有7处，搞投机的有千余人，买卖购物票券的600人左右。新街口最突出，在投机的七八百人中，有老掮客100多人，其中情节严重以此为业的40人左右。还有小偷五六十人，暗娼20人左右，夹杂卖香烟、旧货和看热闹的。买卖票证的多数是安排工作不干的或离职的，主要贩卖布票和粮票，绝大多数来自外地，其中布票90%以上来自南通，基本上是产棉区的奖励布票。黑市粮票80%以上来自安徽、山东、江西，多数是换成布票买回灯芯绒、经济呢等质量较好的棉布和旧衣、金银带回原地贩卖。南京成了中转站(98)。被认为影响市场安排，妨碍统购统销，影响社会治安，无正式户口亦可在城里长住，腐蚀人的思想。1961年12月至1962年2月，无锡、吴县减产地区的群众大量流入武进县，用衣服、被子、布票等日常生活用品换取大米、胡萝卜，最多时每天有1 000余人(99)。1962年11月，靖江县采购员杜正荣用肥皂、棉花、土布等物资与武进县农民私自交易，被粮管所发现制止。由于粮食减产，后经武进县有关方面同意，调换肥皂900余条，折合山芋8 200斤。杜正荣等又乘机活动，收购调换山芋23 500斤，小麦300余斤。其中公开调换12 700斤，100斤山芋调换肥皂11条，山芋每斤0.09元。(100)
自1954年江浙两省毗邻地区成立土丝、土绸市场管理委员会以来，有力地打击了两省地区历史性扰乱市场的黑市投机活动。吴江县、嘉兴县、吴兴县之间的茧、丝绸互流，不仅有个体零星的黑市贩运，还出现农业社集体流售。吴兴县塘南乡第六社将国家预购土丝1 223两流售到江苏震泽，逃避扣还定金，吴江县梅塘、大古等乡织机户套购国家加工土绸及原料，往上海、嘉兴等地进行黑市买卖。不法商贩相互勾结下乡黑市抢购，梅塘乡9人盗用乡人委、信用社主任公章，伪造私章及自产自销证，深入嘉兴抢购土绸，高价卖给上海商贩。外地公私合营企业也纷纷深入产地向农业社以抬价、收购、预购、订购等方式抢购土绸。上海李启昌、郑隆昌等合营商号向吴兴县荃仁乡一次性收购土绸1 619匹。苏州正和顺合营商店不但深入农村抢购一丈纱，并向农业社预购付款，价格超过当地国家牌价20%左右。农村织机户抬价抢购土丝，扩大土绸生产，吴江县芙蓉乡准备组织六七十台绸机扩大生产一丈纱，这样势必影响国家蚕茧、土丝采购任务的完成。因此江浙两省政府希望共同协作制止黑市走私活动，以确保国家采购计划和税收任务的完成(101)。私商高价抢购，是蚕茧、土丝流入黑市的重要原因。在无锡、吴江县等地区，曾发给私商自产自销证，使私商的活动更为合法，部分农业社的负责干部也插手来搞黑市交易(102)。
1957年5月23日，江苏浙江召开两省毗邻地区丝绸市场管理会议，反映黑市投机活动有所抬头，若干外来公私采购单位深入产区，联络当地无证商贩掮客等制造黑市哄抬价格抢购丝绸，刺激了土绸织生产，土绸织机户开始抢购土丝，引起农民远途自销，影响国家对内销市场的安排和出口任务的完成。因而决定蚕茧、土丝由国营商业和供销社统一收购，农业社及社员和个体农民将土丝卖给附近国营收购站，不宜从事长途运销。专业手工业和农村土绸织机户生产所需土丝，由国家按计划安排供应或组织加工，不能直接向生产者采购(103)，以便控制原料。
市场上公公之间、地区之间存在的矛盾，其基本原因在于经济利益。如上海化学工业研究院来武进套购木材。在汤庄乡发现江阴县运来4 800斤肥田粉，用来调换黄豆(104)。武进县小河区粮食投机，大米、黄豆、元麦黑市价达到每斤18元左右，最高23元。郑陆区沈法大等贩运小猪到浙江武康、武宁等地，收购大米、大麦、毛竹等。湖塘抢购蚕茧贩运上海(105)。魏村乡2 018户11 167人，贩卖白肉和粮食，进行投机的460户，占调查的六个农业社的19.1%。包括党员13人，团员12人，小队长、小队会计、选区代表等30人(106)。
1956年12月至1957年7月，武进县新闸乡贩卖白肉十分严重(107)。四社、三社的第2、第10两个小队，贩卖总户数59户，其中党员11人，小队长、会计9人，惯贩等9人，社员21人。此外还有送白肉的30余人，送到新闸火车站每件1元，常州站2元。主要有两伙人，三社以吴浩金为首，四社以李金荣为首，抓住市场供应紧张和管理不严的机会，到薛家乡、吕市乡、安家舍、新岳乡等地，以每担比公司价高5~6元抢购宰杀贩运。其贩运方式和季节、管理松紧有关，包括：①站岗放哨，最多有五道岗站；②利用车站周围群众送上车；③行李包写上海，车票买常州和戚墅堰；④放在麦田、豆田里，或熟人家里，事先买好票，车来就走；⑤装在皮箱里或打成行李包蒙混过关；⑥查到后抓住政府弱点，强调持有自产自销证为理由吵闹；⑦查到本人不出面，叫原业主去顶，或装腔作势要还白肉款。吴浩金联系上海国棉一厂张永发、王品兰，在农村大肆收购生猪和白肉。从1956年12月14日到1957年3月5日贩运生猪66头，逃税42头。3月5日到16日收购白肉1 040斤，每担72元到上海82元，另有活猪25头计白肉1 628斤，前后共贩运生猪299头。以猪下脚、钱拉拢税所代征员，以香烟、吃喝物品拉拢队长、会计和全村社员，屡教不改。
四社二队唐家塘以李金荣为首，父子二人纠集了石惠泉、沈腊苟、唐文金、唐伯仁（党员）等人，并与吴浩金集团关系密切（二人为寄亲关系）。李金荣1949年前一直跑单帮贩黄豆，做过三年伪保长，背景是阿舅周浩泉（老新桥区三青团指导员），中式裁缝出身，44岁，家里6个人，土改中以粮食和看戏等手段贿赂干部、民兵等积极分子，后又继续跑上海做生意。石惠泉为管制分子（三年），1956年撤销，1949年前在宜兴曾任过职，在常州任青山桥警察局警长，1956年入社，蔑视生产搞贩运，7月5日抢购生猪一头，毛重250斤，仍继续活动。据屠工李开泉承认在四社杀猪25头，屠工王小苟在丁家塘杀9头，群众李听宝反映最多一天杀8头，社员石国荣检举“我晓得的有15次”。拉拢社里财务主任（党员）、社员等几十人集体贩运。惯贩李金荣“手段高明阴险”，开始以做工为名，先后在奔牛区吕市乡和本社本队抢购贩运，开始时以请客看戏和送猪下脚给本队（村）的社员拉拢。后来社员眼红，都以自己生猪作本，发展到集体宰杀贩运。李金荣与儿子两人不仅贩运白肉赚钱，还抽头聚赌，春节赌麻将，赌沙哈（扑克赌博——引者注），甚至坐在田埂上赌。现有罪状两条：一条是违反统购政策，明知故犯；一条是破坏社会秩序，历史情况是惯贩，又是伪保长。
两个贩运集团带来了消极后果：①影响生产以及合作社社员之间的团结和巩固。如三社吴浩金在年7月中共劳动15个工，戴甫根也是15工。吴浩金的口粮大部分通过贩白肉所得购入。吴浩生1957年劳动45个工，一次就向社里购进1 000余斤粮食，也是以贩肉赚的钱买的。四社李金荣自1956年麦种下田，一共劳动15个工分左右。其余时间投机和抽头聚赌。预分口粮时，社员认为不劳动也秤麦，今后还有谁高兴劳动呢。三社吴家塘（十队）18户只有1户不搞投机，四社九队连树坝有25个劳力，一半以上运送白肉到常州和戚墅堰。四社六队和九队正当抢收抢种时，杀3头猪，12人参与，影响插秧和下河泥等农活。②影响了统一收购计划的完成和价格稳定，同时大量逃税影响了国家对农村的税收。根据四社核发的饲料证统计，4月395头，7月10日只有293头，出售的102头猪中宰杀贩运数占80%以上。公司收购10%，价格高于公司每担3~5元。三、四社应征税额2 500元，实际完成20%。③破坏了社会治安，经常抽头聚赌。贩运者认为，查到了不亏本，顶多教育教育。
由上例可见，贩运对象主要是农民、党员干部、惯贩等。生产集体化背景下私人收益不足，农民想办法赚钱。贩卖者利用乡土的种种便利来和政府周旋。而基层干部的反应是不想管、不做冤家，认为贩运是农民的副业，而信用社不贷款、政府不支援，有困难不能叫农民在家等死，管了还要找社里的麻烦。
当时的理论界对于计划市场和自由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高翔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营商业从城市到乡村建立了一整套的采购和供应机构，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由于许多商业机构是为了贯彻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政策，国营商业的体制环节就不得不按照行政区划来逐级建立。为了加强对私人工商业的管理，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及经销代销等形式，这就促使商业部门相应地按照各行各业的需要，成立了许多专门机构——各级专业公司、专业批发站、采购站、供应站等。因此在整个商业体系中，庞大的机构环节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农副产品的采购从农村到城市，一般需要经过基层采购站，到区域镇的集中点，再送到县城，然后经县城转运城市，还要经市专业公司批发部，最后才进入零售与消费者见面。一共要经过五至六个环节。工业品从城市到农村也要经过中央批发站、省二级批发站、县三级批发站，到零售商店四个环节(108)。
在胡铁生看来，商业部门包下来，割断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必然会只追求数量，忽视质量，因此要“适当增加商业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过去社会主义改造为了稳定物价，统一集中是必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就不灵活了。“过去城乡关系是千条线，现在变成了两条绳，所以经济就不活跃了。”他敏锐地指出，工商利润之争，本质上是个财政任务问题(109)。赵清心主张，既要防止自由泛滥，侵夺统一市场，也要防止过多过严的限制，使自由市场失实。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国家商业行政和社会主义商业企业划开”(110)。问题并不在于公家商业替代经纪人的作用，而是当时市场单一化，竞争性削弱，导致了商品流通渠道不畅。尤其是公私合营几乎消灭了私人商店和商贩，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垄断市场，长期形成的流通渠道市场网络不再畅通，造成了供需不平衡，积压与脱销并存。江淮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论是哪种性质的流通费用的节约，都是增加社会主义积累、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的源泉，是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111)。实质上是把商品流通视为生产过程的延伸，将流通费用看作生产性支出。那么国家行政化的管理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支出，其成本高昂，超出了原先的设想。
(1) 亭林镇初级市场的基本情况，1952-09-06，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65-永-10。
(2)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商业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6．
(3) 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关于两万人口以下的农村城镇国营公司撤销零售机构问题，1955-02-28，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5-短-279。
(4)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编《江苏省供销合作社统计资料（1949—1962）》，第1页，1963年9月，江苏省档案馆档案：4062-001-059。
(5)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供销合作社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33-34．
(6)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供销合作社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35．
(7) 省社党组：关于基层社组织机构调整的报告，1956-02-29，江苏省档案馆档案：4062-永-41。
(8) 临安县供销合作社．关于基层供销社体制调整情况汇报，第41页，1962-06-24，浙江省档案馆档案：J126-3-277。
(9)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32．
(10)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34．
(11)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43．
(12) 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关于1962年国合分工后上海市供销合作社职工名单和人员统计表，第5页，1962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95。统计数字为当时资料的汇总。
(13) 各县基层供销合作社人员配备情况，1962-06-3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95。
(14) 关于郊县国营商业机构的设置意见，上海第一商业局，1963-09-0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76。
(15) 1962年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参加人代会发言稿，1962-07-1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4。
(16) 1962年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参加人代会发言稿，1962-07-1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4。
(17) 积极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当好国营商业的助手——朱讯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63-04-2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26-9。
(18) 关于开展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意见（初稿），1962-07-1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3。
(19) 关于开展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工作的意见（初稿），1962-07-1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3。
(20)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第一商业局、水产局、供销合作社：关于郊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营分工意见的报告，1963-04-2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76。
(21) 上海市第二商业局、第一商业局、水产局、供销合作社．关于郊区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经营分工意见的报告，1963-04-2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76。
(22) 上海市供销社1963年1—4月份工业品下乡情况的汇报，1963-06-0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2-63。
(23) 郊县农村旺季市场供应工作情况汇报（一），1963-11-2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2-63。
(24) 国务院、中央商业部关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及商业一局来信摘要（1—5期），第15页，1959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3-4-207。
(25) 上海市商业一局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规定及1960年来信来访工作总结，1960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3-4-802。
(26) 1952年10月常州专区市镇工作会议报告，1952-11-02，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64-短-7。
(27) 长宁区商业局一九六零年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总结，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3-4-802。
(28) 上海市供销合作社一九六四年工作总结（草稿），1964-12-2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15-46。
(29)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45．
(30)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商业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73．
(31)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商业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66-67．
(32)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志·商业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19，321．
(33)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发展概况的介绍（1942—1957），1957-11-30，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5-永-47。
(34) 关于调整农村商业网工作的初步总结与今后意见，1956-10-22，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5-长-215。
(35)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0．
(36) 上海市第一商业局、上海市供销合作社．关于开展送货下乡支援农业生产的情况汇报，1963-07-2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2-63。(www.xing528.com)
(37) 关于对国合工业品经营分工的意见，1956年，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5-长-225。
(38) （松江）枫泾区调整商业网的做法，1956-11-19，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5-长-215。
(39) 江宁县湖熟区初步调整农村零售网的做法，1956年11月，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5-长-215。
(40)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上海土产经营处：1956年度业务、劳动工资、商业网统计年报，1957-02-08，上海市档案馆档案：G76-1-85。
(41)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上海土产经营处：1956年度业务、劳动工资、商业网统计年报，1957-02-08，上海市档案馆档案：G76-1-85。
(42) 中共嘉定县委：关于原沥西乡1956年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1957-03-30，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65-短-123。
(43)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对国合分工的意见，1956-05-19，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5-长-225。
(44) 《人民来信摘要》第六期，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办公室编，1958-03-2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3-3-1297。
(45) 《人民来信摘要》第十三期，对调整商业网的十点建议，1958-07-14，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3-3-1297。
(46) 《人民来信摘要》第八期，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办公室编，1958-04-1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3-3-1297。
(47) 《人民来信摘要》第十期，下乡推销要在农民工余时间，1958-04-2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3-3-1297。
(48) 金山县供销合作社关于调整朱泾镇部分网点和领导关系的报告，报告给上海市供销合作社，1965-06-2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227。
(49) 川沙县供销合作社关于城镇饮食业网点调整和增设工具门市部的请示报告，报告得到上海市供销社的批准，（65）沪合郊字第3737号，1965年6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227。
(50) 东郊区商业网初步规划（草案），1956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71-2-1516。
(51) 关于建立代购代销点的试点情况和试行意见，1965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227。
(52) 供销总社、商业部．关于贯彻《国营商业经营工业品和饮食服务的县城供销社不再重复经营》决定的联合通知，1965-07-0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227。
(53)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68．
(54)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71．
(55) 祝兆松．上海计划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21．
(56) 一九五五年专区直属城镇和集镇总人口数的说明，1955-06-30，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35-短-291。
(57) 上海市郊区集镇工作情况、问题和意见（草稿），1966-02-2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6-1-129-105。
(58) 中共川沙县委关于压缩集镇人口的初步打算，1961-06-1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72-2-1006-18。
(59) 关于上海市郊集镇调查的汇报提要（初稿），1963-09-1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6-2-440-1。
(60) 关于上海市郊集镇调查的汇报提要（初稿），1963-09-17，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6-2-440-1。
(61) 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办公室编．1962年上海市郊区人口资料，1963-05-1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9-2-82。
(62) 关于城乡集市贸易问题的几点意见（草稿），上海市第二商业局，1961-08-2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98-1-857-30。
(63) 关于郊区农村集市贸易市场管理的若干规定（草稿），1961-09-3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98-4-1436。
(64) 关于收缩市区集市的综合汇报，1961-02-2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98-4-1436-1。
(65) 关于开展郊区集市贸易副食品购销活动的意见（讨论稿），1961-05-3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98-4-1436。
(66) 关于组织农副产品进城的意见（讨论稿），1961-07-2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98-4-1436-9。
(67) 关于组织农副产品进城的意见（讨论稿），1961-07-29，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98-4-1436-9。
(68) 关于当前商业干部中对集市贸易等问题的思想反映，上海市第二商业局，1961-08-15，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98-1-857-46。
(69) 10月份农副产品自由市场工作汇报，1961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98-4-1436。
(70) 吴仲邨同志在地、市委市场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总结发言，1961-02-04，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39-长-3。
(71) 江苏省委文件：关于当前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1961-01-13，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039-长-4。
(72) 关于如何加强农村市场领导和管理的调查，常熟梅李调查组调查材料之三，1962-08-02，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3-短-1885。
(73) 太仓县商业局出席省厅召开商业局长会议材料之二，关于当前城镇贸易情况和今后整顿意见，1962-08-24，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3-短-1885。
(74) 《江苏集市行情》第17期，1962年12月22日。
(75) 《江苏集市行情》第23期，1963年1月30日。
(76) 《江苏集市行情》第67期，1963年10月20日。
(77) 《江苏集市行情》第77期，1963年12月10日。
(78) 《江苏集市行情》第84期，1964年2月5日。
(79) 《江苏集市行情》第99期，1964年7月20日。
(80) 《江苏集市行情》第105期，1964年9月20日。
(81) 《江苏集市行情》第109期，1964年11月10日。
(82) 夏林，董国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有限开放自由市场政策述论[J]．中共党史研究，2015（2）：27-37．
(83) 冯筱才．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中共自由市场政策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15（2）：38-53．
(84)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168-170．
(85) 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165-167．
(86) 上海市第一、第二商业局委员会关于当前城乡市场管理中若干情况的材料，1959-05-1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82-1-1102-32。
(87) 上海市第一、第二商业局委员会关于当前城乡市场管理中若干情况的材料，1959-05-1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82-1-1102-32。
(88) 国营上海水产供销公司第一批发部关于本市摊贩在嘉兴地区采购淡水鱼影响我部计划请核示的报告，1958-02-0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5-2-191-1。
(89) 国营上海水产供销公司第一批发部关于鱼贩下乡抬价抢购影响春节供应货源转请及时设法制止的报告，报给上海市服务局、公司经理室，1958年2月，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5-2-191-2。
(90) 关于各区加强市场管理工作的情况和今后意见，1961-06-3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82-1-1145-23。
(91) 农村市场调查专题报告之一：关于当前农村市场管理工作的调查报告（草稿），1963-08-28，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02-1-12-1。
(92)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上海城市市场管理工作，1961-12-13，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82-1-1145-29。
(93) 杨浦区农民进城出售蔬菜情况调查，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工商处，1961-05-10，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82-1-1145-186。
(94) 第一次全国大中城市、工矿区蔬菜工作会议总结（摘要），国务院转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委，1956-03-26，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6-2-264-1。
(95) 关于浙江统一收购商品市场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57-07-12，浙江省档案馆档案：J126-1-64。
(96) 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后第一、二类商品市场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1957-04-27，浙江省档案馆档案：J126-1-64。
(97) 江苏省供销合作社关于开放农村自由市场的情况报告，1957-01-03，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5-长-190。
(98) 关于买卖购物票券的情况和今后管理的初步意见，1962年，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3-短-1885。
(99) 中共武进县委关于无锡、吴县减产地区的群众大量流入本县换取农村产品的情况报告，1962-02-23，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档案：1-1-2-172。
(100) 武进县市场管理委员会．关于靖江县敦仪公社荷花大队以大批紧张商品非法于我县雪埝公社调换山芋的调查报告，1962-12-13，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3-短-1885。
(101) 当前江浙两省毗邻地区土丝、土绸市场管理存在的问题，1957-05-14，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3-长-944。
(1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驻江苏省特派员办事处关于土丝市场情况的报告，1957-07-22，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3-长-944。
(103) 关于江浙两省毗邻地区蚕茧、土丝、土网、丝绵市场管理的联合通知，1957-05-29，江苏省档案馆档案：3203-长-944。
(104) 关于三季度市场管理工作总结报告，1957-10-22，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档案：3-32-2-14。
(105) 关于当前市场投机活动情况材料，1957年，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档案：3-32-2-14。
(106) 关于魏村乡投机活动情况调查报告，1957-05-23，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档案：3-32-2-14。
(107) 关于新闸乡贩白肉情况调查报告，1957-07-15，常州市武进区档案馆档案：3-32-2-14。
(108) 高翔．大砍商品流转的多余环节是商业企业经营管理的革命[J]．经济研究，1958（10）：58-67．
(109) 胡铁生．关于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问题[J]．财经研究，1957（1）：1-4．
(110) 赵清心．关于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的初步研究[J]．经济研究，1957（3）：78-99．
(111) 江淮．论流通费用的节约[J]．经济研究，1964（12）：3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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