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供求矛盾和失业问题初期突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一系列运动的推进，趋向集体化的生产安排逐渐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同时城市工业的发展需要对劳动力进行重新配置，尤其要通过人力资源的吐故纳新，来适应生产性城市的目标安排。因此，一边是遣送无业人员回乡生产，另一边是城市招收新工人，受教育者和技术人员更为稀缺。出现了一边工厂、基建行业大量使用市内外的专业工、临时工，一边又将家属、青年学生下放至农村的供求结构矛盾。因为粮食等物资供应困难，只能从婚姻、生育、迁移等方面限制城乡的人口增加，包括职工的子女顶替也要求市区常住户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和失业问题突出。农业就业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九成左右，同时城镇中有大量的个体劳动者，1949年为724万，1952年为883万。1949年企业职工仅有809万人，占就业人口的4.47%，1952年职工人数达到1 603万人，占全部就业人数的5.73%。尽管经过土地改革和实行扩大就业的政策，但是劳动力过剩仍然十分严重。1952年底全国人口54 391万，城市人口占11.8%。城乡就业人员占总人口的51.4%，工人总数为1 198万人，占总人口的2.2%，占就业人口的4.3%，农业劳动者为24 164万人，占总人口的44.4%，占就业人口的86.4%。1952年全国有农业剩余劳动力4 039万人，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6.8%。1952年底，上海市就业人口数为194万，失业人数为48.4万，家庭妇女为95.4万，二者合计143.8万，其中已进行失业无业登记的为35.6万，为就业人数的18.4%⁽⁴³⁾。1952年7月上海市人口共计5 683 556人，市区人口4 786 980人，郊区人口896 576人。其中农业人口357 777人，工人总数1 288 898人，加入工会的有1 169 282人。其中私营企业工人472 670人，店员174 181人，合计646 851人，加入工会者543 509人⁽⁴⁴⁾。

1950年7月，仅登记的失业工人即达166.4万，占当时城市职工总数的21%。失业人口不仅数量大，而且失业者的文化程度和就业能力低。在这种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无法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来提高吸纳富余劳动力的能力，而且提高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劳动力的过剩，从而采取政治性的强制手段，保证资金流向重工业而人口留在农业。同时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城市工业不利于吸纳劳动力，高积累下的低工资、低消费妨碍了第三产业发展和扩大就业。消费水平的低下使得需求受到抑制，乃至实行对生活用品的控制和票证经济⁽⁴⁵⁾。

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城镇总人口由5 765万增加到17 245万。尽管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城，可是城市就业的压力始终巨大。1952年待业人口为376. 7万，待业率为13.2%，1957年待业人口为200.4万，待业率为5.9%⁽⁴⁶⁾。而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认为，到“一五”计划结束时，非农业男性失业总人数达到1 000万到1 600万⁽⁴⁷⁾。1963年12月12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84期刊登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一文，提到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来信显著增加，来信的人以被精简的职工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再次是其他各类无业人员。该文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⁴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上海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从1949年至1954年，除1950年较之1949年略有下降外，其余年份人口数量都呈明显上升趋势。1949年上海户籍人口为502.92万，到了1954年户籍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662.71万⁽⁴⁹⁾。另据统计，1951—1954年，全市迁入237余万人，迁出147余万人，迁入迁出相抵，净迁入90余万人⁽⁵⁰⁾。

表3-14　上海市若干年份职工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祝兆松.上海计划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333.

据统计1952年底，上海各区城乡人口共计5 682 182人，其中男性3 086 792人，女性2 595 390人，男女比例为54.4∶44.6，每户平均人口4.6人，密度为8 900人。其中城区4 923 793人，包括黄浦、老闸、邑庙、蓬莱、嵩山、卢湾、徐汇、长宁、普陀、闸北、静安、新成、江宁、北站、虹口、北四川路、提篮桥、榆林、杨浦19区。乡区人口678 666人，包括新市、江湾、吴淞、大场、新泾、龙华、杨思、洋泾、高桥、真如、水上11区，乡区共有130个乡，17个镇。城区人口占85%⁽⁵¹⁾。

根据1965年度上海市公安局人口统计年报，1964年底上海总人口为10 862 162人，1965年6月底为10 909 603人，增加47 441人。1964年底，城镇地区6 951 145人（市区6 427 917人，郊区523 228人），农村地区3 911 017人。1965年6月底，城镇地区6 973 090人（市区6 446 354人，郊区526 736人），农村地区3 936 513人。全市总人口中非农业人口7 159 408人，其中市区6 399 155人，郊区760 253人。市区6 446 354人中，非农业人口6 399 155人，农业人口47 199人⁽⁵²⁾。1965年底，合计10 937 937人，比上年底增加75 775人，城镇地区6 976 979人（市区6 430 699人，郊区546 280人），农村地区3 960 958人。全市总人口中非农业人口为7 160 461人。市区6 430 699人中，非农业人口为6 388 507人，农业人口为42 192人。郊区人口4 507 228人，非农业人口为771 954人⁽⁵³⁾。

而根据上海全市城镇人口迁移状况统计表，1965年1—12月合计迁入112 255人。其中来自外省市专辖以上城市21 284人，城镇27 608人，农村11 678人。来自港澳地区和国外621人。来自本市：市区16 754人，郊区城镇16 849人，郊区农村8 935人。来自本县：城镇3 210人，农村5 316人。迁入类别主要有：调动分配工作32 224人，参加农业生产84人，支援外地建设及期满返回236人，投靠亲友12 470人，招收职工6 018人，录取学生19 422人，培训、实习、调干学习及期满返回1 959人，退职、退休、退学、开革回家3 602人，复员转业、服兵役17 882人，其他18 358人⁽⁵⁴⁾。

据对无锡县11个村的调查，1949年后人口外出逐年增加，1948年常住人口3 445人，在外人口566人，占常住人口的16.42%。1957年常住人口为3 962人，在外人口为989人，占常住人口的24.96%，其中外出劳动力815人，占总劳动力的28.72%。外出人口中的产业工人370人，手工业工人54人，占外出劳动力的52.04%，比重较大。主要由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从农村中吸收了一批劳动力。如1957年兴建望亭发电厂在农村招工，仅毛村就去了四五人，还有一定数量的职工家属随着迁入城市生活，1957年外出的家务劳动力达87人。

1949年后由于就业增多，工资提高，物价稳定，在外人口寄钱回乡增多。据对1957年无锡11个村的调查，在外人口寄回钱款占农村总收入的24.37%。同时在外人口寄回的收入比重之大，引起调查者的担心。一是职工家属忽视农村生产，对社里生产不关心，不积极参加农业劳动，如东吴塘村某工人的青年妻子，一年只做了11个工分，另外有一些青年向往城市工厂。二是外出劳动力较多，如白水荡村187亩耕田，男劳力不到10人，东吴塘村外出劳动力占常住人口劳动力的46.03%。因此政府开始制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并下放干部参加农业劳动，还动员一部分职工家属还乡生产⁽⁵⁵⁾。

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上海招收的工人迅速增多。其中私招工人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根据1959年2月底和4月29日后上海市城建局检查时的职工及各种劳动力情况，2月底总计9 492人，固定职工5 951人，其中合同工917人，家属工784人，临时性的社会妇女劳动工1 120人，短途运输（小车工和劳动车工）323人，流动技工6人，民工391人。检查时8 579人，固定职工5 857人，合同工913人，家属工835人，临时工700人，短途运输61人，民工213人。临时工户籍，2月份时外地户口有611人，市区工作的本市各县户口9人，在各县工作的当地民工391人。检查时，外地户口2人，市区工作的本市各县户口5人，在各县工作的当地民工213人⁽⁵⁶⁾。泰山化工厂擅自招工55人，其中泥木五金工42人，辅助工13人。华亨染料厂招工50人，其中泥木五金工33人，辅助工17人。新亚药厂招泥木工12人⁽⁵⁷⁾。另外不按正规手续迁入的，如1960年底以前从外地流入上海市的自流人口有677户5 850人（其中男2 720人，女3 130人），以及持有户口迁移证件未报入常住户口的677户13 593人（其中男7 480人，女6 113人），未计入总人口内⁽⁵⁸⁾。

1962年末上海郊区全民所有制职工合计95 926人，其中工业4 770人，基建3人，农林水气4 549人，交通邮电3 308人，商业饮食、服务40 701人，城市公用2 144人，文教卫生28 599人，金融保险1 952人，机关团体9 900人。1962年末郊区社办企事业人员合计41 939人，其中工业10 197人，畜牧7 576人，林业1 564人，水产10 002人，拖拉机电灌811人，副业1 338人，文教卫生3 990人，邮电运输5 791人，信用部467人，建筑队137人，其他66人。1962年末郊区生产大队办企事业人员合计40 689人，其中工业7 493人，畜牧20 559人，果园苗圃1 136人，水产508人，电灌2 799人，副业3 153人，文教卫生2 271人，运输2 004人，建筑339人，其他427人⁽⁵⁹⁾。

根据上海市各企业招用劳动力情况的检查报告，1958年以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不少工厂企业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很多单位根据节约用人、提高劳动效率的原则，积极发动群众，千方百计出主意、想办法，挖掘劳动力潜力，尽可能减少从社会上吸收工人。195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了50.2%，生产工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26.1%。增长的产值60%是由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的，新建扩建单位的人员大部分是从各部门现有职工中调剂解决的。据统计局的材料，1958年上海市工业系统一共增加了19.9万余人，连同补充老工人退休、死亡、职工外调和处理减员因素约4万余人在内，1958年进入工业企业的新工人近25万人，这些人员的来源主要为：由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手工业并入工业部门的有9.9万人，从国家机关、文教、商业部门调到工业企业的2.4万余人，从摊贩、三轮车、拖场车工人转入工厂的2.3万人，为了培养后备技术力量而吸收的学徒4.7万人，由政府统一安排的复员军人、大专学生、技工学校学生6 800人，从社会上招收的临时工、季节工等约5万余人⁽⁶⁰⁾。

但是，有些地方用人多了一些，少数单位还有私招滥用的现象。在招用职工家属和里弄妇女方面，还存在严重的自流现象。上海市工业企业还招用了职工家属及里弄妇女劳动力约10万人。

（1）多招人，劳动力使用上的浪费。1958年工业部门从社会上招收的3.7万余名学徒，绝大部分被分配在新建、扩建单位，经过短期的培训和实习，多数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从各部门调剂的人员，除了有些新建单位由于干部对企业管理缺乏经验，新工人操作技术一时还不熟练，定员较宽一些以外，大部分都是当时生产需要的。但在招用临时工和妇女劳动力方面，由于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审批手续不够明确，浪费现象比较严重。有些企业看到当时劳动力比较紧张，唯恐今后找不到人，少用多招，迟用早招。特别是开展全民炼钢运动以后，从工厂中抽调了8万多人参加小土群炼钢。很多企业在招用临时工、妇女劳动力去顶替炼钢人员时，存在少抽多补、宽招宽用的现象，炼钢任务完成以后，对这些人也没有及时辞退，而且大部分已参加了直接生产，实际上成为企业的基本人员。有些企业为了解决原材料供应不足和协作关系脱节后部件加工的困难，也招用了一些临时工人，自制焦炭、水泥和一部分产品部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多种经营时，未能充分利用现有的劳动力，有的甚至为了完成任务，不计效率，不惜工本，造成劳动力的很大浪费。有些企业为了帮助职工解决家庭的生活困难，在招用劳动力时，优先录用一些本厂职工的家属，有些单位未从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因而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人员。

（2）对招用劳动力缺乏统一管理，存在一定的自流与混乱现象。招工原先要经过市委审查批准，但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工厂企业自行用人的情况有所发展。对60个工厂的重点调查发现，在已经吸收的8 000多名妇女中，只有50%是经过上级批准的。电讯电器公司接到抽调工人支援新建单位和尖端产品的任务后，未经上级批准就布置各厂要尽快地吸收职工家属和里弄妇女，到一月上旬，该公司实际只调出了25人，而已招用的妇女劳动力却有3 900多人。国棉一厂1958年一共招用了1 100多妇女，其中只有200多人是经过批准的，有的工厂还把用人权力下放给车间、科室，弊端很大。闸北区劳动科管理的生产自救搬运组原来有4 466人，已经被工厂企业吸收分配到车间生产的占15.8%，固定地为一个工厂承担搬运工作的占67.5%，而真正的流动工不过12.4%。这些流动工成批进入企业以后，社会上原来的流动服务工作没有人做，于是又有一批自发的流动工应运而生，其中有些是外地流入。还有极少数单位私自招用农民进城，如第四建筑公司未经批准就从川沙、南汇等地招用了89个农民，当人民公社来信要他们回去时，工地上留住不放，公社就扣发他们的粮票、布票。工地干部则为他们向粮食部门冒领口粮。华丰钢铁厂从昆山挖借了3个竹工并从上海市七一人民公社私招了3个农民，经区委指出后还不肯辞退。这样私招滥用的结果，增加了劳动力管理工作的混乱⁽⁶¹⁾。

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认为“增产必增人，人多好办事”，或是“增产是大事，增人是小事”，完成上级的产值产量指标成为其考量，忽视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少数干部还有严重的本位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滥招滥用。

上海招收的工人来源广泛，以下将对外来建筑工人的来源做一分析。

1955年12月，上海市合计流动建筑工人6 118人，家属6 251人。其中来自江苏的工人5 453人，家属5 386人；浙江工人503人，家属631人；安徽工人78人，家属120人；山东工人42人，家属66人；江西工人31人，家属35人；河南工人5人，家属5人；湖南工人1人，家属3人；湖北工人2人，家属2人；四川工人2人，家属3人；广西工人1人⁽⁶²⁾。

据1956年1月上海市劳动局关于流动建筑工人外来农民分县人数统计，来自浙江的总计56人，其中工人20人，家属36人。其中闸北区5人，嵩山区51人，主要来自宁波、绍兴地区。来自安徽9人，工人4人，家属5人，其中江湾区5人，嵩山区4人。来自山东南部总计78人，工人25人，家属53人，分布于江湾区4人，闸北区2人，嵩山区72人。来自湖南醴陵县3人，分布于江湾区。来自江西丰城县3人，分布于嵩山区。来自江苏508人，其中工人300人，家属208人。包括后划归上海管辖的上海县21人、宝山县8人、崇明县16人、川沙县95人、南汇县44人、奉贤县3人、嘉定县8人。江苏工人在嵩山区最为集中，共有403人，其次为闸北区97人，江湾区14人，大场区2人，北四川区、静安区、卢湾区均为1人。全市总计657人，其中工人351人，家属306人。江苏最多，其次山东，再次浙江。其他均在10人以下。总的分布市区嵩山区最多，达522人，闸北区104人，江湾区26人⁽⁶³⁾。

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受到城市需求、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的影响，同时人口能否自由流动还受到制度的制约。一方面城市工业发展需要吸纳劳动力，另一方面，计划经济下能否在城市定居受到技能、户籍和国家宏观政策影响，因此中国的城乡人口是正向与逆向流动的结合。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清理大量无业人员、整顿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同时进行，涉及上海这个最大城市的人口疏散。后来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等各种困难，粮食供给能力减弱，也需要精简城市人口特别是非生产人员。

上海刚一解放，就动员人们回乡生产。据1949年后来沪可动员回乡人口统计表，合计人数396 467人，其中江苏281 710人，占78%，浙江82 506人，占20.8%，安徽12 787人，山东9 084人，其他各省10 380人⁽⁶⁴⁾。据1949年5月底上海各郊区人口统计，东昌、江湾、真如、大场、龙华、杨思、吴淞、洋泾、新泾、高桥，总计963 600人，1952年底844 502人，减少119 098人。1955年4月底1 202 718人，增加358 216人，六年来总共增加239 118人。实有人数1 252 559人，其中临时人口49 841人，应遣返人数178 100人，占实有人数的14.8%。根据各区1955年疏散任务完成情况，郊区人口1 229 357人，疏散任务计划163 213人，第三季度疏散52 525人，第四季度5 433人，总计57 958人⁽⁶⁵⁾。1950年到1954年回到农村的人口仅14.57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失业工人，大部分是1950年城市就业困难和土改开始前回到农村的。1952年8月，政务院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吸收转化，防止盲目流入城市，并制定了《关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方针和方法》。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以后政府又通过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城市粮食定人定量供应、严格户籍管理制度等办法，加强了对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控制⁽⁶⁶⁾。

据上海市委人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填报的1961年减少城镇人口统计，1960年末上海市城镇人口总数：城镇合计7 130 147人，其中城市6 448 028人。1961年上海市普查城镇人口总数：城镇合计7 154 095人，城市6 471 134人。1961年11月底城镇人口数：城镇合计7 088 585人，城市6 425 654人。合计减少的城镇人口：城镇225 398人，国家职工103 099人，调往农村工作76 180人；中等学校以上学生34 104人，向农村转学1 872人；干、军、工家属27 695人，其他城镇居民60 500人。其中城市减少180 610人，国家职工82 997人，调往农村工作58 001人；中等学校以上学生24 224人，向农村转学290人；干、军、工家属21 676人，其他城镇居民51 713人⁽⁶⁷⁾。另外一个统计数据则有出入，1960年末城镇人口7 134 548人，其中市区6 448 028人，各县城镇68 520人；1961年末城镇人口7 088 449人，其中市区6 412 096人，各县城镇676 353人；减少241 456人，其中职工105 778人，学生34 392人，职工家属29 454人，其他71 832人。市区194 847人，其中职工85 327人，学生24 433人，职工家属23 178人，其他61 909人。县城镇46 609人，其中职工20 451人，学生9 959人，职工家属62 76人，其他9 923人。精简回到农村人数132 239人，其中市区100 780人，各县城镇31 459人⁽⁶⁸⁾。大致反映职工主要集中于市区。

另据上海市委人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填报的1961年1月至10月减少城镇人口统计，1961年1—10月城镇人口出生137 610人，死亡37 368人，自然增长100 242人。迁入人口66 753人。1960年底上海市市区人口原来统计上报的数字为6 413 028人，调整为6 448 028人，增加35 000人。主要是上海市历年来动员出去支援各地建设，早在1960年底以前即已倒流返回上海、长期未准入户的人员，陆续准予报进了常住户口。由于这部分人员实际上早已久居本市，故应调整列入1960年底市区人口总数之内。1960年底市郊各县原统计上报的数字为53个城镇，620 474人。后根据国务院关于划分城镇标准的规定进行核实，结果是71个城镇，682 119人，比原来统计上报的数字多了61 645人。因此，本次统计上报城镇人数比原来上报的数字多96 645人⁽⁶⁹⁾。

而据上海市精减职工统计表，1960年底上海职工数2 228 964人，其中中央直属企业227947人。1961年10月底职工数2089169人，其中央企210088人。减少职工199 881人，央企29 315人。其中回农村73 994人，央企7 596人，转为集体所有制11 446人，央企8人，退职退休25 256人，央企2 361人⁽⁷⁰⁾。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部门职工增减变化简况，1960年底人数：2 228 964人，其中工业1 327 953人，基建128 521人，交通130 759人。1961年10月人数：2 089 169人，其中工业1251533人，基建77466人，交通123438人。总人数减少139795人，其中工业减少76 420人，基建减少51 055人，交通减少7 321人。减少的人员中含开除和逮捕、劳教2 861人。工业部门职工主要集中于电力、冶金、机械、建筑材料、化工、石油、轻工业、纺织八大行业⁽⁷¹⁾。

1961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为237.91万户，1 058.99万人。包括在押人犯、劳改、劳教罪犯，但不包括武装、民警。其中，市区139.18万户，641.21万人；郊区98.73万户，417.78万人。如按城乡计算，则城镇151.82万户，708.84万人；农村86.09万户，350.15万人。按从业计算，则非农业人口722.97万人，农业人口336.02万人。由于贯彻执行压缩城镇人口，支援农业建设的指示，1961年末全市总人口比1960年末减少8 041人。其中，城镇人口减少46 099人（市区减少35 932人，郊区减少10 167人），与此相反，农村人口则增加38 058人⁽⁷²⁾。详见表3-15。

表3-15　1960—1961年上海城镇人口增减情况表⁽⁷³⁾

资料来源：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办公室编.1962年上海市郊区人口资料，1963-05-1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9-2-82。(www.xing528.com)

1962年1月至8月上海市郊区农村接受安置了回乡人员89 310人（有劳动力的76 447人，随带家属12 863人），其中从外省回来的15 710人，从市区回来的35 805人，郊区各县精减下放的37 795人。在有劳动力的76 447人中，已经安排参加农业劳动的72 508人，畜牧业262人，渔业212人，林业98人，副业683人，目前尚有2 684人，占回乡人员的3.5%左右，没有安排落实劳动。奉贤三官公社调查，该社有回乡人员217人，思想稳定、劳动积极的103人，占47%；思想基本稳定，劳动一般的93人，占43%；思想不稳定，很少参加或尚未参加劳动的有21人，占10%。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口粮的安排上没有完全落实，特别是回乡人员较多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思想顾虑较大，担心“吃光超产量”“降低社员口粮水平⁽⁷⁴⁾”。

表3-16　1964年末上海市城镇人口控制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共上海市委精简小组办公室编制.上海市1964年控制城镇人口安置城镇人口所需物资、经费等表格，1964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A62-1-32。

1964年上海市城镇合计迁出189420人，其中因撤镇减少90101人，迁入67 704人，迁移相抵净减少121 716人。出生95 844人，死亡31 355人，自然增长64 489人。迁移和自然增长相抵减少57 227人，但是剔除撤镇后净增32 874人。全年下农村57 887人（其中非城镇常住人口和非国务院规定的城镇人口5 640人），其中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场的有31 309人（上半年22 034人，下半年9 275人，其中非常住人口及小集镇人口5 123人）；去安徽落户的有3 758人（794户，其中非常住人口517人）；去浙江嘉善单独建队41人；去市郊农村插队落户77人（37户）；去崇明农场插场5 056人；去青年农业建设队358人；回乡14 768人；劳改犯去农村2 520人。上海市1964年减少城镇人口安置费用预算：合计22.3万人，共计4 812万元，人均215元⁽⁷⁵⁾。另外上海市对控制城镇人口也拟订了计划表。1962年末城镇人口为698.7万人，预计1963年末不变，1964年末达到691.4万人。1963—1977年预计控制在698.7万人，估计出生人口174万人，迁入人口56万人，增加230万人；而死亡人口为52万人，因此重点放在迁出人口，预计为178万人，以达到控制城镇人口数量的目标⁽⁷⁶⁾。

1965年1—12月上海合计迁出135 169人。其中外省市：专辖以上城市45 050人，城镇24 087人，农村21 495人。港澳地区和国外，762人。本市：市区11 094人，郊区城镇18 358人，郊区农村8 312人。本县：城镇3 295人，农村2 716人。迁出类别主要有：调动分配工作48 908人，参加农业生产15 832人，支援外地建设及期满返回16 591人，投靠亲友12 123人，招收职工1 952人，录取学生15 903人，培训、实习、调干学习及期满返回1 769人，退职、退休、退学、开革回家2 185人，复员转业、服兵役4 993人，其他14 973人⁽⁷⁷⁾。

1962年劳动部要求上海市抽调2 000余名五金技工和500名建筑技工分别支援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和国防部科委系统的重点建设单位。市劳动局认为，从市区工厂企业内部抽调有困难，而精简下放到郊区农村的四级以上技术工人有3 400余人，因此打算从川沙、南汇两县的回乡职工中动员600名五金职工、500名建筑技工⁽⁷⁸⁾。1962年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有社员25 112人，土地22 578亩，平均每人不到一亩，最少的大沟大队第五生产队平均每人只有三分。因此这个公社原来就有半数以上的社员在农村无事时即到外面找工做。1961年以来，外地和本市企业精减下放到该公社的有2 844名职工，使该公社地少人多，生产和生活难以安排的情况更为突出。精减下放的2 844名职工中，有各种技术工人1 847人，其中泥工412人，木工397人，五金工90人，电工37人。多数人因为农活很少，工分做得少，收入不够开支，不少人主要依靠退职金维持日常开支。因此，有的到市区寻找工作，有的搞贩卖活动，目前真正稳定在农业生产岗位上的还不多。最终动员了该公社21名工人支援马鞍山钢铁公司⁽⁷⁹⁾。

表3-17　1957—1961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长率

资料来源：上海市劳动局计划处.1961年本市人口统计年报的若干情况反映，1962-05-11，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27-1-734。

1961年上海市人口迁出大于迁入，迁入192 723人，其中外省迁入86 156人，迁出335 522人，其中迁往外省212 280人。迁出多于迁入142 799人，占1961年底人口数的22.3%。其中城镇人口迁入109 814人，迁出284 658人，迁出大于迁入174 844人⁽⁸⁰⁾。而根据分年龄段统计，1961年到1972年全市城镇人口中每年达到18岁的青年要比上年增加1万~2万人。报告估计以后不可能吸收很多人上学（普通高中、中专和大学）读书，同时生产建设的发展主要依靠提高劳动效率，不会招用很多新职工，因此近几年内还要压缩人口、大力精简。如何安排越来越多的新成长的青年，被认为是一个很突出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1962年末上海郊区10个县1 019 191户，合计4 220 180人，其中男性2 049 217人，女性2 170 963人，农业人口3 473 466人，非农业人口746 714人⁽⁸¹⁾。1961年末人口数4 121 743人，全年增加98 487人，1962年内迁入163 263人，迁出147 815人，出生126 552人，死亡43 563人。自然增长率为千分之20.14。1962年末郊区农村人民公社198个，生产大队2 951个，生产小队29 170个，参加公社户数889 825户，公社农业人口数3 487 354人。劳动力资源为1 724 934人，公社内外劳动力1 606 533人⁽⁸²⁾。

表3-18　上海市郊区历年人口统计表（1953—1962年）

注：因统计来源不同，1961年12月与1962年12月人口数与前文略有出入。

资料来源：上海市郊区历年人口统计表（1953—1962年），上海市档案馆档案B135-1-987-1067。

据《上海计划志》数据，上海在1961年到1963年的3年中，共精简城镇人口52万余人。先后批准关、停、并、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623户。占1961年全民所有制工业总户数的15%。9月18日至26日，上海市五届一次人代会举行，副市长曹荻秋作市人委工作报告，提出六条工作要求，其中第二条为：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促进郊区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第三条为：继续减少城镇人口，更加合理地安排各项市政设施；第五条为：认真做好财贸工作，活跃城乡市场，增加对外贸易⁽⁸³⁾。

由表3-19数据可见，农村劳动力越来越多，务农人数趋势基本类似，除了1958年可能由于大炼钢铁等因素。另外耕地数量减少，相应的是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由1949年的4.63亩减至1963年的3.35亩。

表3-19　上海若干年份农村劳动力变化情况表

资料来源：祝兆松.上海计划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68.

1949—1957年，劳动力资源主要是各类失业人员。到1956年累计经过登记的失业人员有67.2万人。1950—1957年初，高中毕业生累计32.53万人，其中升入各类学校继续求学的有22.91万人，需要安排就业的有9.62万人。1958—1960年，新成长的劳动力资源不多。3年内全市初、高中毕业生未能升学的共5.25万人，大中专技校毕业生4.38万人，合计9.63万人。但妇女劳动力的资源相当丰富，1957年非在业、在学的女性适龄人口有85.14万人。1958年以后，大量妇女参加劳动，企业吸收里弄妇女过多，于是1959年增加了对工业部门里弄妇女的整顿计划，1961年和1962年上海市开展精简职工工作，编制相应计划⁽⁸⁴⁾。

1961—1965年，劳动力资源主要是被精简的职工和新成长的劳动力。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上海从1961年7月至1962年底，精简了职工36.6万人，其中动员回乡的18.28万人。1961—1964年，劳动力资源共有46.74万人。其中16~25周岁未能升学的待业社会青年21.9万人，被精简后生活困难要求再就业的家庭妇女17.3万人，26岁以上的其他社会劳动力7.4万人。

1960年末，上海市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达到223.43万人，比1957年增加48.77万人。吸纳家庭妇女44.66万人，1961年开始精简职工，1961—1966年先后动员14.6万社会青年去农村和外地就业。1963—1965年就业有所好转，上海全民所有制单位从城镇待业人员中招收8.3万余人，并安置了一批妇女青年⁽⁸⁵⁾。

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工人的流动由劳动部门统一调配。市区职工平衡调剂，主要是劳动部门在企业或行业之间进行余缺平衡调剂。另外还有市区与郊县之间的职工流动，1958年以后上海建立闵行、吴泾、吴淞、高桥等12个工业区，大部分职工由市区抽调过去。

1949—1957年人口高速增长，8年共出生199.4万人，死亡39.4万人，自然增长达160万人。同期人口迁入358.91万人，迁出338.42万人，净迁入20.49万人。1951—1954年，大批农村劳动力和职工家属流入上海，4年迁入219万人，净迁入84万人。1955年上海又大力动员疏散人口，1955年和1956两年迁出118.7万人，净迁出59.1万人。1957年部分职工家属和人员又流回市区，迁入了38万人，净迁入26.1万人。从人口迁移政策来看，1949—1950年对人口迁移并无明确限制。1951—1957年，市内人口迁移到外省市不受限制，外省市人口尤其是农业人口迁入受到限制。1954年后，市区间人口迁移没有限制，郊县农业人口迁入市区必须经过公安机关批准。1949年7月，华东局发布《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上海市公安局和民政部门疏散难民40余万人。1949年9月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申报临时户口通告》，受理临时户口28.7万份。1956—1959年，由于工业化建设形成的劳动力需求，上海又修改了限制流动人口的政策，1957年暂住人口达37万人⁽⁸⁶⁾。1958—1966年上海的人口增长缓慢（见表3-20），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上海动员大批职工及其家属、知青迁出上海。

表3-20　1950—1966年上海市人口数量以及迁移情况表　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祝兆松.上海计划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465，467.

上海城乡人口分布与周边的江苏、浙江差异较大，其重要特点是市区人口一直超过郊县人口，尤其是在1958年江苏10县划归上海管辖之前，1959年以后郊县人口比例才提高至40%左右。毗邻的苏南城市与下辖县区则表现为县域经济较强，故有小马拉大车之喻。以下对浙江嘉兴的人口精简作一简述。

1961年浙江嘉兴县城镇吃商品粮的达到142 239人，比1955年增加39.1%。1955年3.7个农业人口负担一个吃商品粮人口。这里嘉兴县人口包括嘉兴市9万多城市人口在内。1961年下降到2.48个农业人口负担一个吃商品粮人口。而农业劳动力大大减少，1956年全县农村共有劳动力190 758人，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5.4亩，1959年下降到143 659人，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6.9亩。粮食亩产量由1955年的535斤下降到1961年的464斤。1962年动员了从农村进城的4 428人回乡，还动员与安置了5 207名久居城镇的人口下乡插队。1962年精简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嘉兴县县属机关、企事业单位工资减少540万元，城乡非农业人口的口粮供应，嘉兴县全年减少465万斤⁽⁸⁷⁾。

1962年5月13日至17日，上海市委农村工作部精简小组办公室组织上海、嘉定、宝山、川沙、南汇、松江、青浦七个县到嘉兴县参观访问。嘉兴县城镇有常住人口12.4万人，农业人口38万人，耕地99万亩，80%种植水稻。1962年动员职工及城镇人口9 735人回乡下乡，占城镇常住人口的7%，其中回乡4 428人，下乡5 307人⁽⁸⁸⁾。

总的来看，当时由于人民公社、户籍制度、票证制度，农民无法随意进入城市，即便进入也无法留下。控制城市人口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且上海已经开始进行计划生育的工作⁽⁸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