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嬗变——研究城乡形态重构

进入近代以来，城乡关系呈现了对立统一的二重性特征。一方面，工商业发展推动了农村农副产品的商品化，城乡贸易扩大，人口大规模流动，联系大为加强；另一方面，城乡的社会分工日益精细，提高市场水平的同时也扩大了差异和矛盾，乃至区域城市的分化组合。上海的崛起就是一个最为突出的案例，她从农耕时代居于太湖平原的边缘，借着国际贸易的机遇，由行政地位不高的商业市场一跃变为近代中国的工商业中心。与行政机能为主的城市比较，近代口岸城市在传统时代的行政建置地位均不高；但随着商市的繁荣，经济机能的重要，行政等级和官署的设置有逐渐加强提升的趋势。上海在宋代设镇，元代设县，直到民国初年；清初移设苏松太道署于此（即上海道台），以后又设海关及通商大臣⁽²⁸⁾。其最重要的发展契机，当属19世纪中期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开埠，襟长江临东海的位置带来了进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迅速推动了上海城市的繁荣，并集聚了近代工商业及资本、技术、管理等先进要素，进而将其辐射至周边地区，形成了港口、城市、腹地的发展格局。

其显著的变化是增长迅速的上海工业。1895年至1911年工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9.36%，1911年至1925年增长率为12.05%，1925年至1936年，时逢世界经济危机，年均增长率仍然达到6.53%⁽²⁹⁾。其工业比重在全国的地位十分显著，1947年30人以上的工厂占全国的60.4%（见表2-1）。

表2-1　20世纪上半叶上海30人以上工厂数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张忠民.近代上海城市发展与城市综合竞争力[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359.

上海工业的崛起，其先进的产业、工业技术和管理人才，直接影响着周边尤其是苏南地区的企业创办，无锡和常州是典型的例子。无锡较大的资本集团如荣氏兄弟的面粉、棉纺集团，薛南溟、薛寿萱父子的缫丝集团，杨宗翰家族的棉纺集团，周舜卿的缫丝集团的创始人以及其他著名企业的创办者，都是先在上海发达，开阔了眼界，然后回到无锡创办新式工业。常州最有名的大成纱厂的前身大纶，最大的股东是长期在沪经商的刘伯青，其他股东多为上海工商业主。常州厚生机器厂的创办，得益于上海求新机器厂的支持，戚墅堰的震华电气机械制造厂的创办资本，也主要来自上海⁽³⁰⁾。

开埠后上海城市工业的兴起，也推动了周边地区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资本主义列强加强了对中国市场的干预，对农副产品土产的需求大量增加。上海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茶叶出口大多在5 000万磅以上，比1845年增长10多倍。外商茶叶需求的旺盛带来的利润刺激，推动了各地茶叶种植的扩大。如浙江宁波地区，茶树种植面积大约是21 503亩（1亩=666.6平方米），余姚、慈溪、奉化、镇海四地年产绿茶16 154担，主要就是销往上海。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也受到推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而江浙蚕丝业的推进又与上海缫丝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上海缫丝厂的茧子大多来自江浙的苏南和浙北地区⁽³¹⁾。毗邻上海的苏南成为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产茧区无锡农村的现金收入甚至达到总收入的80%左右，经济生活高度商品化，在20世纪30年代甚至一般农家粮食也购自市场⁽³²⁾。长江三角洲广大农村日益卷入以上海为媒介的世界市场，不仅推动了农产品的商业化，也促进了当地人的市场嗅觉和竞争意识。(www.xing528.com)

同时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有利于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流动，提高了工商业的经济效率。上海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非常方便，黄浦江、吴淞江、长江三条河流，1908年和1909年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通车，20世纪40年代末，当时上海行政辖区内的铁路已有2条干线、3条支线以及8条专用线，总长100余千米。其后，上海还陆续修建了沪杭、沪苏、沪锡、沪嘉、沪青、沪松等公路，上海辖境内的公路已达280余千米⁽³³⁾。

长三角地区日益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工商业的繁荣，不仅构成了上海和周边地区密集的城乡商品网络，也给城乡人口迁移带来极大便利，促进了劳动力前所未有的流动。据统计，1929年上海市28.5万多名工业职工中，纺织业有近20万人，大多是来自外地的农村女性。此外还有近3万名码头工人和8万多名人力车夫，也主要来自农村⁽³⁴⁾。其中来自江苏、浙江的又占多数，这一特点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而在苏南地区，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15%~ 20%的无锡农村劳动力在上海和无锡就业，而他们寄回家乡的现金占农村纯收入的8%~12%⁽³⁵⁾。同时上海工商业的繁荣和城市职业、人员的多样化需求，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不仅有百货、五金、布绸、西药等诸多的专业公司，也有饮食店、服装店、理发店、浴室、修理店、旅馆、影院等丰富的服务设施，华洋交错，城乡咸宜。

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工业发展和周边地区的商品化，以及市场交易的日益频繁和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不仅推动了经济要素的集聚和扩散，也使得相应的市场体系、规则日益成熟，并带来了与资本市场关联的金融业的崛起。上海逐渐成为近代中国的商贸中心和金融中心。如樊卫国所言，上海无论在商品的供给、需求，还是市场主体、资金流动上具有极高的市场集中度，由此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制高点⁽³⁶⁾。

传统观点认为，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陈其广总结了近代商业利润高于工业利润的一些原因：①对外进出口贸易限于国内近代工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②外国工业品大量进口使民族工业发展极为困难；③人口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供求比例关系失衡造成农业剥削率高，农民生活困苦；④交通运输的不发达限制了商品在各级各类市场之间的流动而使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⑤工农业生产发展水平所造成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⑥近代中国战乱频繁⁽³⁷⁾。

近代的商业发展快于工业发展，尤其是上海的消费行业发展突出，成为1949年后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重要改造缘由。在费孝通看来，即便是上海也属于一个工业不发达的都市，拥有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人口，却不能自给自足而要靠来自乡村的收入。功能上只是一个县城，一个依靠别人的消费者，而不是一个现代型的高度发展的都市。甚至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的城市和大的镇没有建立一个坚实的生产基础，只是外国商品的分发地⁽³⁸⁾。樊卫国认为，近代上海存在着过度商业化和有限工业化⁽³⁹⁾。社会资本过多集中于流通领域，影响了向生产领域渗透。解决城乡矛盾的办法是城乡在生产和消费上的互补，而根本问题是如何将都市和城镇转变成可以维持自己的生产中心而不用去剥削乡村。因此，变消费的城市为生产的城市，成为中国实现工业化、转变旧城乡关系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