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城乡之间究竟是彼此分离还是紧密联系，存在政治结构和经济文化的不同视角，涉及对古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城市是皇权的象征，而不是经济活动的自然产物。他强调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离状态：“‘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僚驻地，而‘乡村’则是没有官僚的自治聚落。”(9)费正清则指出传统中国分割为两部分：农村人数众多的农民，以及城镇中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10)。
然而，牟复礼却认为中国的城乡是相互开放的连续统一体，文化上是一致的，乡村成分规定了中国的生活方式，它像一张网，上面挂满了中国的城镇(11)。这意味着传统城市的经济文化资源来自乡村，城乡具有同一性。施坚雅的研究深化了中国城乡连续统一体内含的网络渠道，以经济活动为标准划分的九大区域则使人们认识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市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乡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12)。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施坚雅又指出，中国基本的文化裂隙是阶级与职业、地区的文化裂隙，而不是城市与腹地的文化裂隙(13)。卢汉超从农村中士绅阶层的存在、文化与宗教生活上的传统延续、人口流动等层面论证了晚清的城乡连续体关系(14)。赵世瑜和吴滔从庙会、民间信仰探讨了城乡关系，认为城乡之间存在着本质上一致的文化，并注意到了城市和乡村的庙会存在着行政上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15)(16)。
刘石吉认为，中国传统城市主要是行政中心（京城、省城、府、州、县城，或称“古都型”“郡县型”），基本上，它是帝国行政体系中的各个环节，由中央政府透过各级行政官僚而紧密控制，是一种城墙都市（walled-city），城墙既有防卫的机能，更是统治权威的象征。城市统治着广大的农村地区，两者存在着城—乡共同体、连续体（urban-rural continuum）的关系，城乡之间没有较明显的社会分工与对立，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上，更具有文化上的意义(17)。
其实双方反映的是城乡之间的两种面相，城市固然是财富和权力的聚集地，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中国城乡之间的功能体系和社会分化均为有限，社会分工程度也较低，乡村到城市的流动途径往往比较单一。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18)(www.xing528.com)
近代被认为是中国城乡分裂的开端。然而通商开埠以前，已有的国内市场网络不容忽视，过去往往被视为停滞或充满危机的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经济发展到最高也是最成熟的一个时期。高王凌指出，明中叶到清代中叶的社会经济，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跨区域经济交流格局的形成。20世纪以来尤其是近数十年间发生的某些持久性变动，大体均可归因于现代机器工业和都市化的发展所致，而对跨区域经济交流格局，并无根本性的影响。因此，这一事件不仅是近600年中国经济史中的一大成就，而且对今天和将来的中国都有或必有极重大的意义。他还认为，明清时代中国传统经济格局变化的发生，推其缘故，正是江苏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其中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江南正是居于中心的和关键的地位(19)。中国经济史的诸多研究者也对明清时期的市场发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20)(21)(22)(23)(24)(25)(26)。
其实城乡二分法（dichotomy）的观念，是基于“西方自我中心”的理论，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发展的现象特征。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只有等到19世纪后半叶，近代通商口岸制度建立，港埠城市在沿海沿江兴起，在西方经济势力的濡染下，这些新型城市才基本上具备了近代西方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特质(27)。中国近代以来的乡村城市化，改变了传统城乡的和谐关系，经历了一个涵盖人口规模、结构功能、空间形态、思想文化的急剧变迁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与乡村逐渐成为体系愈来愈分明的矛盾体，在资源控制、生产方式、生存环境、人口结构、代际关系、思想观念方面存在着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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