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关系研究: 城乡形态变迁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确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是当今城乡关系的历史根基。就学术史而言，以往多聚焦于农村土改、合作化、统购统销、人民公社化等制度变革，以及城市社会改造和工业化建设，未能深入展现20世纪50—60年代城乡经济联系和社会流动的复杂性与多重面相。

对城乡关系的回溯集中于1949年前和1978年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经济研究，论述重心为城乡二元结构的演进、城乡差距、工业化与城乡关系，以及城市化背景下的城乡机制^(1)(2)(3)。对于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无论整体性考察^(4)(5)(6)，还是对江南^(7)(8)(9)、徽州⁽¹⁰⁾、烟台⁽¹¹⁾、长江上游⁽¹²⁾、广西⁽¹³⁾的区域探讨，都反映了工商业发展和城乡形态的深刻变动。

至于这两个时段之间的城乡关系研究，则多着力于体制的建立和影响，国内外的有关论述大致可分为八类：①中国领导人对城乡关系理论与政策的考察^{(14) (15)}。②城乡关系史的总体分析^{(16)(17)(18)(19)}。③从行政区域调整来考察城乡关系变动⁽²⁰⁾。④区域研究，如陈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四川城乡关系的研究⁽²¹⁾。⑤从制度层面分析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原因和特征^{(22)(23)(24)(25)}。⑥分析城乡人口迁移⁽²⁶⁾。⑦探讨城乡市场、手工棉纺织业发展、苏北农村集市贸易变迁^(27)(28)(29)。⑧市场系统与行政单位的关联⁽³⁰⁾。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主要存在三种取向。第一种是对政策过程的阐释，如从工业化战略和利益集团角度解释城市偏向，借以了解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路径与特点；第二种是考察城市工业化对农村生产、消费的总体影响；第三种是区域城乡关系的变动。前两种取向侧重于从宏观角度研究户籍、就业、福利等隔阂因素的建立和消除，或立足于经济指标的比较，而对其形成机理、理念缺乏细致探讨，导致理论层面与技术环节的错位。在第三种取向中，对城乡形态的探讨还不深入，忽视了转型中的历史延续和传统改造，尤其是档案等一手资料的挖掘仍不够充分，无法与乡村史研究相媲美。迄今对城乡空间形态与政府行为的考察仍较薄弱，当前的城乡一体化着眼于都市圈与城市群或村镇规划，如长三角城镇体系仅统计到县市一级^(31)(32)(33)，对市镇的经济功能和市场贸易的跨区流动尚付阙如，并以经济指标的分布替代了空间关系和社会变迁。(www.xing528.com)

其中戴鞍钢教授的研究对本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重点考察了中国传统社会转型过程中，以通商口岸为主体的近代城市的崛起，并对近代以来长三角地区的贸易、交通、工业、农业和手工业、商业金融业、人口分布和迁徙进行了深入分析，关注其引发的城乡经济关系的深刻变化⁽³⁴⁾。方书生对改革开放前长三角经济空间的演化做了宏观分析，其中最翔实的人口密度、城市等级、交通网络的分析数据主要为1978年，他没有利用20世纪50—60年代的档案资料来分析该时期的要素流动，因而关注的多为计划经济的结果而简略了其过程⁽³⁵⁾。邱国盛的研究着重于人口管理。1953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中国二元城乡关系结构逐渐成形。但由于“大跃进”的失败及随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量上海城市人口被精简回乡，使得逐渐固化的城乡关系结构发生强烈震荡，对上海城市和郊区农村产生冲击并引发一系列矛盾冲突⁽³⁶⁾。阮清华在《特殊的城乡关系》一文中提到，为了将上海改造成“生产基地”，1955年上海市委提出“紧缩上海”计划，要求大量疏散上海人口，其中数十万人被当成“农民”疏散到江浙皖等周边地区⁽³⁷⁾。上海将江浙皖等周边地区都视作农村，使之成为上海这个超大城市疏散人口的安置地，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城乡关系，实际上可视为一种特殊的“中心—边缘”关系。由于城乡隔阂，这类关系延续了很长时间，甚至在上海辖境内人员物资也不能自由流动。崔庆仙等指出，计划经济下上海扩大至十个县，虽然缓解了蔬菜供应，并未解决上海与外地的工农业产品自由流动问题，仍然大量依靠外省计划调拨且有很多障碍⁽³⁸⁾。并进来的原江苏十县，经济上的改变并不显著。基于当时上海市区的城市辐射非常有限，条块分割限制了其影响力，上海和市郊农村仍然是城乡隔离的两大块，如市区就业需要市区常住户口。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某种程度上不如江苏浙江灵活，更未出现无锡、常熟、江阴那样的全国十强县。

总体来看，对乡村社会和城市社区的微观研究越来越成熟。遗憾的是在经济文化重镇长三角地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城乡要素流动、地方政府实践与居民社会心理的互动着墨不多。重制度之变迁而轻数量之分析，重静态特点概括而轻动态过程描述，诉诸宏观框架的动因分析与阶段划分，未能充分反映城乡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本书以江苏、浙江和上海地区档案等原始文献的解读为基础，试图再现这段复杂的历史，弥补学术界于此问题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