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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考:中国玄学、义学、禅学和理学发展与起源

时间:2023-07-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凡论中国理学、玄学、义学和禅学者归之先生言,将来拟作《四学考》。《四学考》玄学当以王辅嗣为祖,义学以肇公为祖,禅学以大鉴为祖,理学以濂溪为祖。玄学弊在蹈虚,义学救之,剖析入微,而完全落于语言文字。禅学出而空之,扫荡一切,而卤莽承当者误认人欲为天理,弊病更大。玄、义、禅、理四学之起,皆与时代有关。朱子当时未甚得力,及见南轩,其学一变。阳明天泉四句教付嘱龙溪,自谓建立宗旨。

四学考:中国玄学、义学、禅学和理学发展与起源

——凡论中国理学玄学、义学和禅学者归之

先生言,将来拟作《四学考》。因言:历来讲学术源流者,多是作哲学史,注论各家思想而不及其见处。《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须是明其归致,然后辨其涂虑。涂虑不辨,则失之笼侗;归致不明,则忘其本源。《汉书·艺文志》叙各家短长颇详,亦不必尽当。如论道家,以为“人君南面之术”,便不是。孔子言:“雍也,可使南面。”仲弓便知居敬行简之道。是以人君南面,非赖有术。又杂家、小说、纵横之流,亦不足数。余尝于民国初年为《诸子汇归序》一文,但论儒、墨、道、法,将来亦只须以判教方法分别论之。但此乃名家事,于自己分上颇少干涉,不过亦是穷理之一事耳。道家出于《易》,《易》长于语变,老子深知之。法家出于《礼》,故荀卿言《礼》,一传而为李斯韩非。道家之失,如庄子文字恣肆,其弊也奢;法家之失,其弊也俭。实则一为礼之失,一为乐之失。乐之失为奢,为流。奢病较小,流病便大。

《四学考》玄学当以王辅嗣为祖,义学以肇公为祖,禅学以大鉴为祖,理学以濂溪为祖。其后支派繁衍,得失互见,当各为立传,加以判断。

中土圣哲名言简要,不欲说得太尽。然学者只治理学,便易涉于笼统,故须兼治玄学、义学、禅学。但老庄之书,亦殊不易读。义学分析入微,极有条理,隋唐间无人能抵得过。韩柳一辈人,但能作文章而已,不能语微。然只是分析精密,又落名言,故禅宗出而扫荡一切,举而空之。濂、洛、关、闽诸大师亦是生得其时,适承禅学之后,因将理学发挥而光大之。

玄学弊在蹈虚,义学救之,剖析入微,而完全落于语言文字。禅学出而空之,扫荡一切,而卤莽承当者误认人欲为天理,弊病更大。淤是理学出,一切都是实理,诚识禅学之病也。唯禅学之为人铲除己见,干干净净,儒家视之,终觉有逊色耳。

儒学虽一切均说实理,而不能体究,便又是只记得语言文字。《宋元学案》载林艾轩答人问忠恕七绝一首云:“南人偏识荔枝奇,滋味难言只自知。刚被北人来藉问,香甜两字且酬伊。”可见言语不到处,贵能自己领悟。

问儒书概要,答云:读经,注疏不可废。此外则《诗集传》、严粲《诗缉》、《韩诗外传》及《御纂七经》中《诗说》、胡培翚《仪礼正义》、孙诒让周礼正义》、卫湜《礼记集说》、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江慎修《礼书纲目》、《尚书蔡传》、《东莱书说》、《易略例》、韩康伯《系辞注》、朱子《易学启蒙》、伊川易传》、《春秋》四传(《公》《谷》《胡传》长于义,《左氏》详于事。《胡传》多讲攘夷,明朝列入学官,用于科举,入清废之。不知《三传》亦说攘夷。至于康有为一派说孔子托古改制,则不可信);四书用《集注》,《孝经》用黄道周《集传》;又《近思录》《二程遗书》《张子全书》《朱子大全》《语类》,象山、阳明之书,皆不可不读。

玄、义、禅、理四学之起,皆与时代有关。大抵世太恶浊,便使人有出尘之想。

《通书》:“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也。”朱子亦未说明,但云“说中可以概智,说正可以概礼”而已。吾今乃知之,中正但指卦爻二五,而后实有着落。“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动是变易,静是不易,皆是绝待。立天之道是气,立地之道是质,立人之道是理。“太素者未见气也”云云,亦是分论气质形象,此甚分明。

气质之性,当以刚柔善恶之言,当孟子之所谓“才”。若耳目口体之性,乃横渠所谓“攻取气之欲”,亦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之类。孟子亦姑顺时人之说以言之,故曰“君子不谓性也”。耳目口体之性与气质之性,本不可同日而语,横渠立此名(案:指“气质之性”)不是指耳目口体之性,与孟子意自别。但耳目口体之性亦是气之所为,此名亦可该摄耳。

朱子《诗集传》释《皇矣》“无然畔援,无然歆羡,诞先登于岸”全用佛说。畔即背觉,援即合尘也。

张子韶《孟子传》语多玩弄光景,以用为性。使朱子见之,必与痛驳。总之,读书太不细心,下笔又多率尔故也。说经不可有一毫胜心在,慈湖亦有信笔写去之病。

格物之“物”,温公所说,单讲亦是好话,说《大学》便差。即如阳明天泉证道答问,“为善去恶是格物”,亦是好话,讲《大学》便非。要建立宗旨,便是败缺处。《朱子晚年定论》之作,亦是未审对机之义,不免犹有个我在也。孟子“舍我其谁”,说来犹有个“我”在。孔子“天生德于予”,则无我矣。此语乍看可异,实则人人皆是“天生德于予”,无足惊异。但从孔子口中说出便是,在王莽口中说出便非耳。

朱子文词虽和缓,然其剖析义理,下笔斩截,自有一字不可移处,不可但取气势。象山气势之盛,凌厉无前,然江西之学,于变化气质上不甚注意,亦是一病。船山气较粗,亦是气质之病。是以为学之道先重涵养。

问程、朱、陆、王异同。答云:象山学本自悟,不假师承,直指人心,重在察识,其资秉近于上蔡。上蔡初见明道,说史事背诵如流,明道责之云:“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上蔡为之汗流浃背。又语之云:“即此便是恻隐之心。”不云羞恶而曰恻隐者,以恻隐之心失,则麻木无所觉也。上蔡从此悟入,故遂以觉言仁。孟子之说四端,明道之讲识仁,阳明之说良知,皆是重在察识。朱子初宗延平,延平教以观喜怒哀乐未发以前气象。延平出于罗豫章,豫章出于杨龟山,龟山之学近于伊川,重在涵养。所谓“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也。朱子当时未甚得力,及见南轩,其学一变。南轩出于胡五峰,五峰出于文定,而文定出于上蔡。南轩于上蔡为三传,所重亦在察识。朱子因之,既而又返于侧重涵养一路。故论湖南之学有云:“发强刚毅之意多,宽裕涵泳之意少,遇事不免失之粗豪。”于延平有“孤负此翁”之语。晚年教人,唯拈“涵养须用敬”二语。实则涵养不密,察识便不能精。虽亦有时绰见天理,而流弊所至,或不免卤莽承当,阳明末流便有此矣。

刘蕺山立“独体”之名,以独为体,不知发用时体亦未尝离。其言远不如朱子《中庸章句》所言“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微细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可谓字字精切。

阳明天泉四句教付嘱龙溪,自谓建立宗旨。其事不可为法,其语亦不免渗漏。

评《龙溪论学书》云:“无可忘而忘,不待存而存”,语亦有病,彼固隐然有个珠在。(《龙溪论学书》云:“驱龙护珠,终有珠在。”“无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弗忘弗助”,“成性存存”,与龙溪之言异矣。“坐忘”之说,本庄子发之,多却一“忘”字,正见其不忘,以其有得相也。就本体说,固常存;就功夫说,却要存着“不待”字不得。在学者分上,只是“操之则存,舍之则亡”,龙溪之言不可用。

阴阳之说甚古,道家讲阴阳,儒家亦讲阴阳。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司马谈说道家“因阴阳之大顺”。《易》言“一阴一阳之谓道”,庄子说“易以道阴阳”。神仙家起于方士,秦皇、汉武志求长生,徐市、文成之徒应风而起。淮南好客,招来八公。《鸿烈》之书,亦间有神仙家言。然淮南应属道家,不能作神仙家看。神仙家称首之书,当推魏伯阳之《参同契》,其中谈《易》,谈阴阳,不及道家一字。至《抱朴子》始合神仙与道家、阴阳为一编,然其书以神仙黄白之术为内篇,以道家为外篇。汉后道家流为道教,如张道陵之流,但托始黄、老以资号召,实与道家无干。至寇谦之而道教又有革新一派,如马丁·路德之于天主教矣。

老、庄皆有得于《易》。

老子判自然、道、天为三,故为佛家所贬驳。吾儒则天即是理、性、命、道、教,初无二致。此乃一真法界,唯《华严》圆教与之冥符,亦无执性废修之失。

庄子言:“世与道交相丧。”道者,人所共由,世则因人而异,千差万殊。各人习染不除,气质不变,即是世丧,更值道丧,则无可为力矣。

老氏之自私,其相深细。法家酷烈,又不止于用智而已。明道此言(案:指《定性书》:“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于自私而用智。”)未遽说到道、法二家之失,只说不能适道之因,因此蔽耳。(www.xing528.com)

邵尧夫云:“孟子得《易》之体,老子得《易》之用。”其言允当。老子盖长于语变,观变甚深者也。其所说有无,可当于般若宗之空有,但说来犹不如《中论》“八不”、《华严》“六相”剖析之详耳。

老子言有险易,义有纯驳,不免后人搀乱。

程子所说“减法”,即老子“为道日损”之论。其言“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持论甚好。

老氏语(指“我无为而民自化”云云)虽好,总有着意在,不得谓之率性。

庄子亦是有激而言,终有外物而自全意在,但其计较高人一等耳。至乡原之乱德,不独儒者恶绝之,老氏亦恶绝之。

禅师动辄呵斥,语多难解,解人既少,谤议遂多。乍见之,颇疑其何故如此,实则人心陷溺之甚,非此不足以启而振之。有如象山所云,阴霾郁积之久,非霹雳一声不能拨云雾见青天也。

在教家说,则有了义,有不了义。万理俱空是不了义,故见辟。了义则法法皆真,万理俱实。在禅家说,则真实犹不许说,以本来真实,说来便是头上安头,故只可寄之于默也。

知是神通妙用,则运水搬柴,亦可行所无事,否则读书亦只滋劳攘。

说船子和尚接沩山一段故事云:“既得传人,便覆舟而逝,亦复何妨。”

行者唾佛,总不是。法师如有手眼,便当还唾其面。

六祖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和尚出云:“是诸佛之本原,神会之佛性。”祖呵之云:“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原、佛性?”以其仍作义解,未离名言也。渠如言下了悟,便当问:“既是名无无字,何以唤作一物,试请拈出来看何如?”如是,则六祖便下堂归方丈去矣。

看《灯录》当知着眼处,如猕猴唤六窗之喻,重在后半□仰山一问,前半则极其浅近也。

禅师家有云:“骑贼马,追贼队。”“藉婆衫子拜婆年。”接人之道,皆是因问有答,因材施教

雪峰禅三句:一曰涵盖乾坤句,谓浑然一理,无分方所也。二曰截断众流句,如抽刀断水,特见力量也(如习性之别,义利之分,辨之至明,剖之入微)。三曰随波逐浪句,谓俯顺来机,从缘施设也。佛氏有三德三身之说,以《中庸》三句配之:性是法身,道是报身,教是应化身。性即法身德,道即般若德,教即解脱德。禅家三玄三要亦即是此三句。“天命之谓性”是涵盖乾坤句,“率性之谓道”是截断众流句,“修道之谓教”是随波逐浪句。谈义说理都是教,知性乃是闻道,闻道乃能说教。就性道言,则性为体,道为用;就道教言,则道为体,教为用。以道为用,则教是用中之用;以道为体,则性是体中之体,所谓一句中具三句,三句仍是一句也。“天何言哉”是真谛,“四时行,百物生”是俗谛,真俗双融,理行气中,即真而俗,即俗而真,是中道第一义谛。“吾有知乎哉”是真谛(圣人无知,故无所不知,如其有知,必滞一隅),“叩其两端而竭焉”是俗谛(竭两端便是一贯之道),无知而无不知是中道第一谛。《大学》“明明德”是自觉,“新民”是觉他,“止至善”是觉满,亦即是此三谛。自觉是真,觉他是俗,觉满是第一义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是般若德,“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是解脱德,“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法身德。“诚精故明”是法身德,“神应故妙”是般若德,“几微故幽”是解脱德,亦是此三句。三德亦可说为三大:法身是体大,般若是相大,解脱是用大。总之,此理是活的,见性则横说竖说,无往而不是;不见性则纵有道着处,亦是亿则屡中,不离情识知解也。

耳闻目见,皆可悟道。前人有闻雷而悟者,有听檐前水滴声而悟者,有闻木犀香而会者。“吾无隐乎尔”者,虽非孔子本意,而会得自好。

问圭峰之书。答云:先看《圆觉大疏》,再看《普贤行愿品疏钞》。二书亦是义学要典,为人人必读之书。圭峰得力在此。今似宜先看《起信论贤首疏》,明究其义,方可徐及二书。

问《朱子语类》卷十四有云,禅家但以虚灵不昧者为性,而无具众理以下之事。答云:不昧即具众理。禅家有不了当者,只是说不昧,未到真不昧耳。

论《五灯会元》云:此书不可不看。宾主四料检,虽儒书亦可如此会。例如孔子语颜、曾便是主勘主,语子贡便是主勘宾,唯宾勘宾处殊不多见耳。

《起信论》“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赖耶识”,张子“心统性情”之说,及《通书》“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者可同会。

“安忍”是佛氏言,译语省略,具言当曰“安乐忍可”。忍者,谓一切境界皆能顺受也。今与不忍对言,义不相属。如《左传》言“阻兵而安忍”,反“相忍以为政”,便不是好字。大凡属文,下一名言,须求精当,使义相了然方可。如“安忍”字,别用不妨,今与“不忍”字连用,则疑于为不忍之反矣。

见闻不用,意识不行,然非同于木石也。此迦叶入灭意根境界,非可袭而取也。

先生以水喻性,以波喻情。因举杭州净慈寺壁间一偈云:“欲识永明旨,门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风来波浪起。”继云:前人有“全水是波,全波是水”之说,亦可仿说全性是情,全情是性。发而中节,则全情是性;颠倒错乱,则全性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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