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京剧老唱片的历史，其实也浓缩了整个唱片工业的历史。关于早期留声机与唱片的更新换代和发行，戏曲研究专家吴小如先生作了如下简介：
京剧老唱片的产生，约始于清光绪中叶。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最早是蜡筒。筒上有纹路，把筒身套于“唱机”的一个类似轴承的东西上，使之转动，便可发出音响……后来有了钢针唱片，是为第二阶段。这时由外商在津沪两地成立各种杂牌公司，纷纷发行京剧唱片。就我看到过的，有以下诸公司：一、乌利文；二、克纶便（今译哥伦比亚）；三、老倍克（1929年以后，德商重新用此牌号，改译为蓓开）；四、利喴（即后来的高亭公司）；五、谋得利；六、物克多（后来改名胜利公司）。[2]
1877年，爱迪生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留声机（Phonograph）。1889年，蜡筒式留声机和空白唱筒由丰泰洋行引入上海。几乎与此同时（1887年），移居美国的德国人埃米利·伯利纳（Emile Berliner）发明了平面式留声机（gramophone），唱片也随即逐渐取代蜡筒，成为新的声音存储媒介。1900年1月12日，约翰逊生产出了第一批商业录音唱片，使用的品牌为“Improved Gram-O-Phone Record”。[3]最早于20世纪初叶，上海的洋行已开始销售唱片及使用唱片的新式留声机，英商谋得利洋行从1903年起开始在上海经营唱片业务。因此，上海也是中国最早引进唱片的城市之一。[4]
唱片有别于蜡筒，并非直线式的现场录音，蜡筒式留声机时代常见的那种自己先录音、然后收听的景观已不可能再现。因此如不更新唱片，则唱片式留声机将无异于摆设。[5]及时更新唱片内容，并使唱片内容实现全方位“本土化”，便成了西方唱片公司在中国进行商业扩张的重要环节。于是，西方唱片公司开始远涉重洋，主动开拓广大的中国市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唱片录音便是在上海完成的：
1903年3月18日至4月26日，英国的留声机公司（The Gramophone＆Typewriter Company Limited，简称G＆T）派遣录音师弗莱德·盖茨伯格（Fred Gaisberg）来到上海和香港，录制了大量的北方和粤剧曲目，这是中国境内来访的第一个西方唱片公司。他们在上海录制了329张唱片（Mandarine），在香港录制了147张唱片（Cantonese），分7英寸和10英寸两个规格发行……唱片总计为476张（根据G＆T目录统计），全部为单面发行，背面刻印有天使录音的图案。[6]
盖斯伯格从日本神户乘船抵达上海，他们一行人等在上海停留了约十天，以酬金每张四元的价钱，聘请当地伶人灌录京剧等北方戏曲（包括少量昆曲）。替他们灌片录音的，包括孙菊仙（1841—1931）[7]、汪笑侬（1858—1918）、汪桂芬（1860—1906）等名伶。[8]
与英国留声机公司渊源颇深的美国胜利唱片公司紧随其后。1905年，公司派录音师乔治·切尼（George K．Cheney）来华录制了大量中文的唱片，曲目包含京剧、粤剧、潮剧、福建和厦门地方戏等等，这些唱片于同年8月运抵上海，开始公开发行。(www.xing528.com)
法商百代公司后发制人，于光绪末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灌片活动，购置机器并派人到北京，灌制了一大批京剧、曲艺唱片。伴随着唱片的销售，印制了一个纸本的副产品——《北京唱盘》，对这次灌制唱片加以著录，有演唱者、唱片编号、剧目，还独出心裁地印出了演唱者的肖像照片。这是百代公司在中国的最早纸本广告宣传品，以铜版纸精印，可见其重视的程度。
《北京唱盘》著录灌片人共计77人，灌制唱片共计160余张，并罗列了近200出戏。[9]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伶界大王谭鑫培的“一张半”唱 片（《卖 马》一 张，片 号32542；《洪羊洞》一面，片号33543和33544）。
左图谭鑫培写给百代的亲笔信，是百代公司相当高明的宣传策略，目标直指谋得利洋行发行的胜利公司（Victor）戏曲唱片。早期的“谋得利唱片”，京剧名角所唱的冒牌居多，该行华人经理徐乾麟认为对唱片录音何必要顶真，只要雇些打唱班（即民间艺人组成，又搞吹打又唱戏的班社，又称堂名班）的人来唱，写上名角的名字，既便当又省费，而且一样可以行销。[10]百代公司在灌制内容上选择上乘，营销理念上的诚信，为其今后事业的蓬勃发展，夯实了基础。
以上内容虽然说的是民国之前戏曲唱片的灌录情况，但是民国年间唱片业的竞争格局、生产状况和营销策略等，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成型。
综上所述，民国之前，直至民国年间，进驻上海的欧美跨国企业，占据着戏曲唱片业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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