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已经提及以“戏曲唱片”作为本体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与著作，在国内尚不多见，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罗亮生撰《戏曲唱片史话》[31]，该文收录于中国戏曲志上海卷编辑部所编的《上海戏曲史料荟萃·第一辑》。罗亮生（1889—1971），名票，广东梅州大埔人，旅居上海，20世纪20年代悉心研究“谭派”，30年代以后开始从事戏曲研究与评论。吴小如先生是这样评价此文的：
这是一篇极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第一，由于好几家唱片公司都请罗先生参与其事，有许多内容都是第一手资料，极为可贵。第二，像这样全面而详尽地论述我国自清末以来戏曲唱片录制、发行、流传的过程，这还是第一篇文章。第三，这篇《史话》，却为从事这方面（通过音响资料来论证戏曲发展的今昔沿革，并用来作为考订戏曲演出史的旁证，进而分析某一演员的歌唱艺术）研究工作的人提供了极其有用的资料。[32]
笔者完全同意吴文的评价，同时认为，罗文以史为线索，将胜利、百代、高亭、大中华、蓓开等唱片公司一一进行叙述，评价各家唱片灌录之特点优劣，论述相对中肯客观，并不因为是当事人而任意褒贬。此文为后人的研究确实提供了方便，指点了方向。
（二）《吴小如戏曲随笔续集》一书，专门辟出“唱片琐谈”专栏，集中收录了他有关戏曲唱片研究的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当属《罗亮生先生遗作〈戏曲唱片史话〉订补》一文，集中对罗文中语焉不详或错讹之处进行了修订与补充，并对一些唱片公司的沿革和灌片路数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他论文如《唱片的版本学》《唱片的校勘学》等在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前文指出，所谓唱片的版本学，是指同一张唱片经多次复印，从而产生各种版本；后文则阐明，所谓唱片的校勘学可分两类。一类是同一唱段由不同流派的演员来唱，无论唱词唱腔，都各有不同，这就存在一个对比校勘问题。再有，某些演员虽同属一个流派，但在唱这同一个唱段时，其唱词唱腔亦每有出入，这同样也需要加以比勘。吴老的观点虽已提出多时，但真正能够把唱片版本学、唱片校勘学落到实处的论文，实在是凤毛麟角。
（三）中国艺术研究院俞冰先生的《书海蟫踪》[33]，其中也有“谈唱片”专栏，收录了俞先生的系列论文，其中，《百代钻针唱片存目及考释》一文，对百代唱片公司钻针唱片的灌录的年代和版本，进行了缜密细致的考证和分析；《百代钻针唱片知见目》以表格的形式，按照序号、剧名、演唱者、备注、版本等要素一一排列，极具文献价值。
（四）《京剧谈往录》（4册）中收录有刘鼎勋的《孙菊仙唱片研究》《高聘卿和他经手灌制的京剧唱片》、柴俊为的《周信芳的老唱片》等文。刘文将孙菊仙的赝品唱片详细罗列出来，之后便分析了孙菊仙真唱片四个时期的不同风格，并对“孙菊仙不灌唱片”一说，进行了分析和反驳；柴文文后所附的《周信芳老唱片》表格极具史料价值。2015年恰逢周先生诞辰120周年，故周信芳唱片研究也是本书的一个重点。
（五）郭明木所著《听见厦门历史的声音——1905—1949厦门戏曲音乐唱片存档及考释》[34]，对特定历史阶段厦门戏曲音乐进行了考释。该书作者并非戏曲研究专业人士，而是一个老唱片的收藏爱好者。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各家唱片公司的沿革，以及随着时间变迁，唱片片心颜色的改变等专业知识有着较为明晰的论述，这和他藏家的身份应该不无关系。该书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然而，作者孜孜矻矻的学术态度，和对家乡本土戏曲音乐的热爱与收藏，却令人钦佩。
（六）葛涛的《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35]。该书是“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第一批）”中的一部，是在博士毕业论文《声音记录下的变迁——清末、民国时代上海唱片业兴衰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意义》的基础上修改、充实后形成的。该书研究的核心是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的互动，因此，戏曲唱片论述不多。笔者认为，该书最大的贡献是有关唱片资料的搜集和整理，这为后人进行唱片研究提供了较大的便利。但是，该书对唱片业发展与上海市民生活的互动方面的论述上，却并未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大概与书中缺乏较为鲜活的实例有关。当然，瑕不掩瑜，本书仍是一部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力作。
（七）福建师大徐羽中的硕士论文《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唱片初探》。该文第二章“唱片内容”的第一节便是“戏曲唱片”。其论述框架是按照剧种作为分类，以京剧、评剧、越剧、河北梆子、唐山皮影戏、秦腔、昆曲、粤剧等为主，最后又归纳了一下其他剧种的唱片。在论述京剧唱片时，作者也是按照行当，依次按照老生唱片，青衣、花衫唱片，其他著名京剧演员的唱片，以及著名京剧票友的唱片进行论述。其中，对梅兰芳唱片的整理，对名票唱片的关注，均属该文特色，但其对梅兰芳唱片时间上的考证，具有较多值得商榷之处，本书会着重进行分析。
（八）刘国雄主编《唱片百年：纪念中国唱片100周年》，对中国唱片百年简史进行了回顾，其中有部分论文对京剧名伶的唱片进行了分析考证，如《孙菊仙唱片研究》《谭鑫培和他的唱片》《梅兰芳的唱片》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和文献价值。(www.xing528.com)
（九）新加坡学者容世诚的《粤韵留声：唱片工业与广东曲艺（1903—1953）》[36]一书，是戏曲唱片研究方面最值得称道的佳作。该书加上“序论”与“后话”，共有七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均有其独到之处。在序论《“第三类型接触，第三类型戏曲”：戏曲唱片与戏曲研究中》，作者提出了“第三类型戏曲”的概念：
中国最迟在宋代（960—1279），已经出现了结合“唱念做打”的“舞台上的戏曲”。印刷术（科技）和出版业（商业）的兴起，特别是在晚明之后，拓展了广大的图书市场，将诉诸阅读的“文本上的戏曲”带进一众读者的私人书斋。到了晚清，留声机的发明（科技）和唱片业（商业）的输入，又催生了机械复制，诉诸听觉的“唱片上的戏曲”。[37]
该书出版于2006年，是作者数篇论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的一个结集。如果说唱片上的戏曲可以被称作“第三类型戏曲”的话，那么如今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应该有了“第四类型戏曲”那就是数字化的戏曲。
接着作者在第一章《光绪年间的粤乐唱片：“谋得利”和“爱迪生”唱片公司的灌录制作》中，参阅了伦敦大英图书馆内国家音响资料馆《谋得利中国唱片目录》的复制微卷以及《美国爱迪生唱片目录》这两份珍稀资料，对早期粤曲唱片，包括粤剧行当、粤剧伶人、粤剧曲目等要素进行分析研究，这一章主要以资料取胜；该书第三章《二三十年代的粤曲唱片与唱片粤曲：一个音乐文化史的观察》，着重对“唱片粤曲”进行了考察。由于每一张唱片灌录的时间有限，这就给灌录者在演唱及音乐方面带来了挑战，灌录者必须不落窠臼，对原先的唱词和音乐进行改编，以达到灌录唱片的要求。这一章的成功，胜在论述者的眼光和音乐修养。此外，该书对“钱广仁及其新月留声机公司”以及“香港唱片业与粤语通俗文学”的论述也各有其出彩之处，此处不赘。
（十）《声影中的戏曲：京剧老唱片、老电影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14年12月，中国戏曲学院举办“声影中的戏曲：京剧老唱片、老电影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宣读的有关京剧老唱片的论文，代表了国内这个领域的前沿水平。有不少论文皆有可观之处：中国艺术研究院孔培培的《一部京剧声音史——中国艺术研究院馆藏京剧老唱片研究》一文，以史为线索，描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馆藏京剧老唱片的总体情况，尤其对馆藏梅兰芳老唱片进行了分析。文章的附录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藏解放前梅兰芳老唱片一览表》，具有参考价值；中国艺术研究院俞冰的《初版初印“百代机器转盘目录”的价值》、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的《京剧唱片学中的珍稀史料——〈北京唱盘〉研究》，分别从两份早期唱片目录进行扎实的个案分析，俞文信息量大，谷文则以学术考据见长，各擅其美；中国戏曲学院李楠的《陈德霖唱片研究》，对旦角表演艺术家陈德霖的唱片进行个案研究与分析，总结其唱片的价值和意义，发人深思。一些在艺术上颇有造诣，但却被人们“遗忘”的大家，值得学术界还原其本来的风采；张刚的《追溯“声音现场”——从“四五花洞”谈起》一文，从唱片科技的角度，来分析录音者、录音地点、扩音以及播放这个过程中，所谓“真实”声音的削弱和变化，可谓另辟蹊径；台湾“中央大学”李元皓的《“经典老戏”是如何炼成的：以〈三娘教子〉唱片为例》，从唱片研究的角度，结合京剧史、唱片研究、报刊研究、台湾京剧演员访谈，来探索21世纪初《三娘教子》与20世纪初同一剧目，在演唱风格转化上的文化机理，起到了“一剧一论，举一反三”的效果。这些论文能给笔者很多启发，在资料搜集工作上提供很多线索。
（十一）其他重要论文。1．王小梅撰《戏曲唱片的产业链及其传播分析——以1917—1937年的成熟发展期为考察》[38]，是笔者目前所见唯一一篇对戏曲唱片产业链进行探讨，并运用传播学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的高质量论文，其“戏曲唱片的产业链”一节，作者分上游（开发和制作）、中游（工业化生产）、下游（发行和销售），对戏曲唱片的产业链进行了高度的凝练和概括，内容信息量极为丰富，在提到戏曲唱片的营销策略时，作者分为产品策略、价格策略、促销策略、品牌策略和配套产品策略等进行论述，这中间的每个策略都可以展开，大有文章可做；在提到戏曲唱片的宣传推广时，作者运用广告学原理深入分析，也给笔者带来启示。其“戏曲唱片的传播影响”一节，作者还从观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当下戏曲艺术的振兴与普及也不无启迪意义。2．张洪涛撰《蓓开公司（90000、91000系列）灌音发行始末考》[39]，此文也是笔者所见为数不多的对吴老唱片版本学、唱片校勘学进行积极回应的高质量论文。上海蓓开唱片公司，在1928至1936年的9年时间里在版号90000、91000系列里共灌制了近750面中文唱片，张文将这段时间中蓓开批量灌音的次数明确为5次，并将唱片数核实为748面。文章以版号顺序为线索，涉及的主要艺人有杨宝森、程砚秋、梅兰芳、言菊朋、周信芳等名伶。考据翔实，结论的可信度也很高；3、刘涛、邢路萍撰写的文章《谈京剧老唱片拯救工程》[40]，这篇文章侧重从戏曲唱片本身，即更多地从技术层面对如何让京剧老唱片在时下焕发光彩，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尤其是文章的第三部分介绍了非线性制作的三个环节、建立信息库的三个环节，专业性较强，但对唱片研究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知识。
（十二）其他有关唱片的论述还有张玮著《沪渎旧影》[41]，其中有“上海唱片业溯源”一节，回顾了早期上海唱片业发展的部分情况；美国安德鲁·琼斯著、宋伟航译《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42]。
（十三）唱片研究的特殊性，决定了笔者在研究中必须接触大量的老唱片实物进行聆赏，方能掌握名家名段的精华之处、神韵所在，为论著的展开打下基础。所以，笔者也会关注一些赏析类的音像资料，作为论著研究的资料和素材。上海电视台戏剧频道在本世纪初录制的《京剧绝版赏析》（VCD），由名家名票对京剧老唱片进行解析，有些观点鞭辟入里，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在诠释观点时，本书会借此进行生发，起到激发新见的作用。
回顾前人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在大陆学界，戏曲唱片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真正对戏曲唱片本体所做的研究并不多。一张张小小的唱片，凝聚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经济、政治、艺术、商业等信息。局部的考证、表格的罗列、资料的堆积，并不能让戏曲唱片这样一个令人浮想联翩、鲜活生动的研究对象“活态化”。一部严格符合学术规范，系统介绍戏曲“黄金时期”的经典唱片，且能够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对当下有所启迪的作品，学术也罢，普及也好，也许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