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研究成果

民国年间上海唱片的发行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其基本情况约略就是中国唱片的情况^[16]，戏曲唱片的情况亦是如此。京剧唱片的录制与发行情况暂放一边，下文还将详述。地方戏曲的情况从《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下称《目录》）的记载中可以窥得一斑。据《目录》记载，在中国唱片厂库存的解放前唱片模板中，各戏曲种类有昆曲、评剧、河北梆子、乐亭影、滦州影戏、北方戏、河北戏、山西梆子、秦腔、山东梆子、河南梆子、汉剧、楚剧、花鼓调、宜昌剧、湘剧、扬剧、常锡戏、沪剧、滑稽戏（含宁波滑稽、北平滑稽、滑稽苏滩、滑稽小曲等）、杭剧、绍剧、越剧、甬剧、福州剧、福建剧、漳州剧、厦门剧、粤剧、客家剧、潮州剧、川剧、梁州影戏、滇剧等，^[17]其中不乏地方戏名角灌制的唱片，如昆曲的俞粟庐，河北梆子的金刚钻，评剧的白玉霜、刘翠霞，秦腔的李正敏，越剧的傅全香、袁雪芬、范瑞娟，粤剧的马师曾、白驹荣，川剧的张德成、贾培之等。至新中国成立为止，约有近40个剧种、800余位演员演唱的4000余个地方戏唱段被灌录成唱片。^[18]

从唱片内容分布看，20世纪20年代以前灌制的唱片，内容绝大多数为戏曲和曲艺节目，20世纪20年代以后，虽然出版了一定数量的歌曲、器乐以及其他种类的唱片，但是戏曲、曲艺节目依然是唱片的主要内容。从我国演员为唱片录音开始，至1949年为止，在戏曲方面，除京剧以外，出版了40多个地方戏曲著名演员的节目唱片，在曲艺方面，出版了30个曲种的节目唱片。在出版的这些唱片中不乏戏曲、曲艺名家名角的代表性剧目和代表性唱段。这些老唱片的主要功绩在于保存了一大批传统戏曲、曲艺剧目中的精华以及一大批中国近代戏曲曲艺名家名角的声腔艺术录音资料。^[19]

如果将上海戏曲唱片业进行分期的话，那么1925年以前为上海戏曲唱片发行业形成期；1926—1937年为上海戏曲唱片业飞速增长期；抗战时期及以后为第三个时期，应该属于相对衰落期。^[20]下文以京剧唱片为主要线索作简单的介述。

截至1925年末，在上海从事唱片、唱机业务的企业共有25家，规模之盛，冠于全国。^[21]上海唱片（包括唱机）业从原材料、部件、整机进口，到本地生产、加工，再到产品销售，已经自成系统，上海成为内地唯一拥有唱片产业的城市。^[22]其主要唱片公司有胜利公司、百代公司、高亭公司、倍克公司（即后来的“蓓开”），其中又以胜利、百代两大公司发行的京剧唱片最为知名。胜利公司在华起步较早，但是假冒产品居多。以孙菊仙为例，现存署名为“孙菊仙”的唱片剧目有30余种，其中有一些是冒名顶替的赝品。^[23]1924年以后，胜利公司经过了整顿，改变以往弄虚作假的风气，由徐乾麟之子徐小麟主持业务，并延请郑子褒（梅花馆主）和罗亮生协助，在京、沪两地邀请各个行当的京剧演员录音。从“物克多”阶段到胜利唱片公司阶段，该公司灌录钢针唱片的京剧演员有孙菊仙、梅兰芳、金秀山、李吉瑞、时慧宝、高庆奎、言菊朋、德珺如、马连良、王又宸、龚云甫、汪筱侬、陈彦衡、谭小培、王凤卿、谭富英、杨宝忠等人。1929年以后，更是名家如云，不胜枚举。这家公司直到40年代还在录制和出产京剧唱片，如金少山、李多奎、姜妙香、萧长华、马富禄、关德咸等合演的全本《打龙袍》，金、姜合演的《飞虎山》，萧、马合演的《十八扯》，以及马连良、言慧珠合演的《汾河湾》《南天门》，马连良个人独唱的《胭脂宝褶》《打严嵩》《宝莲灯》等。到抗日战争胜利，胜利公司经营戏曲唱片的业务，在中国也随之结束了。^[24]

此外，胜利公司在30年代还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名“宝塔”。事实上是把胜利公司出品的，而在厂家认为滞销的唱片换个名义出售，但其中也有精品，比如谭小培、杨宝森、侯喜瑞等人的唱片。

继美国胜利公司发行戏曲唱片之后的是法商百代公司。百代唱片讲求诚信，灌录唱片也是名副其实，少有调包。百代第一期唱片是在北京录音，各种戏曲、曲艺人才荟萃，使得百代这次录音获得大量精品。1908年，法国人乐浜生在上海南阳桥（近西藏路）附近租房，成立了上海最早的唱片公司——东方百代，当时灌录的唱片大多为京剧，少量为地方戏曲，灌音后交由法国百代制成唱片，再返回上海销售。东方百代属于法商所有，因此，上海制造的百代唱片仍不能算作国货。1913年，百代公司在《申报》刊登广告，宣传到申新片，灌录这批唱片的“诸大名角”有小叫天、小达子、金秀山、张寿峰、李吉瑞、龚云甫、张毓庭、谢大玉、王三妞、元元红、小金娃、孟小茹等。1915年初，百代决定在上海购地建厂，厂址在徐家汇谨记桥徐家汇路1434号（今肇嘉浜路874号，徐家汇公园所在地），1917年正式投产，这是中国首家唱片制造厂，上海唱片业步入一个新局面。^[25]百代公司之所以能灌录到不少京剧精品唱片，还与聘请的一些“高参”有关，这些人善于接受舶来的事物，同时又是内行甚至是名票，其主要人物有乔荩臣、罗亮生、苏少卿、徐慕云、舒舍予、刘豁公、徐筱汀等。其他公司也是争相聘请人才，鉴于此类人才并不多见，如罗亮生者，也只能一人身兼多职。梅兰芳先生所灌制的唱片中，最早的是20世纪20年代百代公司出版的九张半钻针唱片。30年代，当钻针唱片改为钢针唱片时，百代唱片公司除了将上述20年代灌制的钻针唱片翻制成钢针唱片外，梅兰芳又灌制了13张钢针唱片。至解放前，除百代公司外，胜利公司出版梅兰芳唱片21张，高亭公司出版12张，蓓开公司出版6张，长城公司出版12张，大中华公司出版5张。^[26]进入40年代，百代公司先后邀请马连良、奚啸伯等人录制少量唱片，如马之《煮酒论英雄》《十老安刘》《八大锤》《打渔杀家》《草船借箭》等，奚之《白帝城》《珠帘寨》《空城计》等，都比较受欢迎。未几，公司特邀程砚秋录制了三张《锁麟囊》，成为风靡一时的热门货。^[27]与胜利公司类似，30年代，百代公司为录制成本低廉、相对滞销的唱片设立了一家分号，名为“丽歌”，但其间也不乏精品佳作，如李世芳、张君秋、裘盛戎、高庆奎、郝寿臣、时慧宝、裘桂仙等人的唱片。

高亭公司也是很有权威的一家生产京剧唱片的大厂，前身即“利喴”公司。罗亮生在《戏曲唱片史话》一文中，提到高亭公司是徐小麟1925年集资组织的，当年夏天，“高亭”的洋技师到后，开始灌制唱片的录音工作，先拟在上海的京剧演员灌录，他们主要是小达子、林树森、露兰春等，此外是京、昆票友及其他各种曲调。其特点在于：一、专注于精品戏曲唱片的开发；二、注重采用新的录音技术，精细加工，提高唱片品质。另一家德商公司蓓开（原名“倍克”），清末已有之，出版唱片内容有真有伪。1927年前后，上海蓓开唱片公司成立，地址是四川路66号。其所灌录的京剧唱片中尤以梅兰芳、马连良最为出色。抗日战争期间被日商接管，抗战胜利后，结束在华业务。

1925年前，唯一称得上国货唱片的仅有由民族资本主持经营的“大中华”一家，最早名为“中国唱片公司”，但其关键技术还是由日本人掌控。其产品在1921—1925年之间的，主要有马连良在公司更名前灌录的《珠帘寨》《骂曹》等片，共三四张；罗小宝《汾河湾》一张，《捉放曹》与《八大锤》合为一张，及郭仲衡唱片若干张。抗战爆发后，公司易名为“孔雀”。

另外，瑞士商家经营的“开明”唱片公司，其唱片质量较好，灌录有马连良、言菊朋、韩慎先等人的唱片，然而30年代初即倒闭。30年代，有人以“双龙”公司之名，对唱片予以翻印，一时销路颇佳，但最终还是难以为继。(www.xing528.com)

30年代后，上海唱片业的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强化，上海唱片业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上海唱片公司的数量由原来的一家增加为六家，并形成了以英商东方百代有限公司、亚尔西爱胜利公司、大中华留声唱片公司三家为核心的局面。京剧唱片大一统的格局，被多元化的灌制局面所代替。^[28]。

1930年，重组的胜利公司将唱片制作外包给日本胜利公司，该公司很快推出了梅兰芳的《玉堂春》《宇宙锋》《春秋配》《西施》《洛神》《武昭关》《廉锦枫》《麻姑献寿》《宝莲灯》，以及姜妙香、谭富英、萧长华灌录的唱片。此后不久，又推出一系列京剧唱片及其他种类唱片。“京剧组”涵盖了马连良、萧长华、露兰春、荀慧生、尚小云、金少山、林树森等名家名段。

几乎与此同时，大中华唱片公司也推出了一系列精品佳作，京剧唱片有梅兰芳的《俊袭人》《六月雪》《红线盗盒》《宇宙锋》《武昭关》《凤还巢》《四本太真外传》《春灯谜》，谭富英的《定军山》《南洋关》，王少楼的《法门寺》《四郎探母》《战太平》《捉放宿店》《宝莲灯》《法场换子》，王凤卿《霸王别姬》《苏武牧羊》《文昭关》《华容道》。

值得一提的，开业于1933年的长城唱片公司，1931年即开始出版唱片。其中尤以“四大名旦”合录之《四五花洞》，梅兰芳、杨小楼合录之《霸王别姬》，余叔岩之《捉放曹》，王瑶卿、程继仙合录之《悦来店》，程砚秋、王少楼合录之《汾河湾》，孟小冬之《珠帘寨》等堪称极品。

截至30年代中叶，上海唱片业已形成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这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上海唱片业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从录音，到制片，再到销售的整个过程；另一层意思是指上海唱片业已经能够独立承担唱片的整个制作过程。^[29]

1937—1941年，京剧名家的唱片录制基本结束，高亭、蓓开、新月、开明等唱片公司，由于日本侵华陷入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1941年后，胜利、百代、大中华、长城唱片等为日人接手或收购。

1946年抗战胜利之后至1949年，上海百代公司又生产了大量优质的流行歌舞曲唱片和一些戏曲唱片，大中华公司生产了大量的越剧唱片，沪剧有的剧团则请大中华唱片厂加工印刷出版了一些“代牌唱片”，有“百歌”、“永乐”等牌号。^[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