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四个案例,《问心》代表着庭院戏剧的一种类型,在民国场地演民国故事,挖掘庭院记忆,同类的演出,还有同一团队编创演出的《问心》前传《琉璃》,但不若《问心》扎实,2017年热遍全城的《雷雨》,也属此类;《票》代表的是一种学院先锋演出寻求演出空间的探索,这种演出难以成为常态;而《圆圆曲》之类的演出,实则是商业追求大过于艺术本体追求,也属国家院团在日常演出之外,与商业文化公司合作的结果,2018年初莲花池公园打造的新剧目《四美离歌》同属此类,而《四美离歌》的观演模式与《圆圆曲》没有区别。《雷雨》则一方面因其巨大成功,给予我们巨大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专业从业者从事业余玩票的特质,而显得尤其奇特。
于是,分析、期待庭院戏剧,就有了学理的必要。
(一)资本盈利的标尺
要注意,任何的演剧空间都需要资本维护,庭院也不例外。庭院的经营者,为了拿下庭院的经营权,大多投入了不菲的租金,维护期间,同样也在持续投入,如工作人员的给养、文物保护的投入、庭院环境的维持、日常琐碎的开销等。那么,如果演剧不能盈利,结果就是庭院经营者的亏本,如果庭院经营者愿意将庭院收入的其他部分拿来贴补演出亏空,短期内尚可,时间长了,也会运营艰难。
上海真汉咖啡馆、下河迷仓的仓主王景国的奋斗历程,就是这样的一声叹息。真汉咖啡馆时代,王景国支持咖啡馆演剧,后经营不善,真汉咖啡馆关门;后又卷土重来,再造下河迷仓,一改真汉咖啡馆的盈利与投入掰扯不清的局限,完全支持青年、漂泊戏剧人的实验,不收取任何租金,以其他收入填补下河迷仓的运营之处,到了2014年,同样难以为继,最终歇业。
王景国的案例,给庭院投资人一个警示——没有盈利的租赁空间,难以维持,靠会馆收入、商务收入来支持庭院演剧实验,能维持多久?尤其是,当这样的实验,并不以盈利而以实验为目的的时候,未来在何方?
问题还在于,城市空间里的庭院,本身就是商业空间,庭院必须追求盈利,否则难以为继。能否保证有效的盈利,是庭院戏剧人和庭院经营者共同面对的问题。以2017年昆明庭院戏剧的演出来看,大多数的庭院演剧,盈利有限,即便是演出场次达到111场的《问心》,也在111场这个节点,结束了庭院《问心》的演出。而《问心》演出的111场里几易庭院的曲折,演出者亦冷暖自知。
(二)民间戏剧的目标
从戏剧演出方的角度来看,庭院戏剧,大多是民间戏剧人的选择。不若专业院团,民间戏剧人没有演出场馆和演出经费;不若院校团体,民间戏剧人要把生存二字挂在裤腰带上。因此,在一个不明朗的市场背景下,与庭院合作是民间戏剧人的权宜选择。
可一旦市场背景从不明朗走向明朗,民间戏剧还会坚持庭院戏剧为自己的唯一出路吗?
还是以《问心》为例,《问心》虽然是一部庭院戏剧作品,但其叙述手法、空间处理都不排斥大剧场,一旦大剧场向《问心》伸出橄榄枝,千百人的座位容量和票房分成的经济收益,都是只能容纳百十人的庭院不能比拟的。
于是,《问心》在持续完成庭院演出的时候,同时,也绝不排斥进入大剧场,2017年,《问心》在昆明剧院、新工人文化宫也都完成了良好场次的演出,此外,又开发了衍生产品,如广播剧等文化产物。后来,又进入《问心2》的演出筹备中,假使时机得当,《问心》会成为一个更稳固的品牌,电视剧、电影等传播方式也会进入《问心》系列的开发,到那时,庭院戏剧就框不住《问心》了。
不能怪民间戏剧人对庭院戏剧的不忠诚,因为,民间戏剧人的首要任务本不是发展庭院戏剧,而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总将目标眼光放在庭院二字上,那是对自身的极大限制。再将视野放大,如今的庭院演剧,正是戏剧人在困境之下的权宜,就如同当年年轻的小剧场戏剧一样;可一旦戏剧人功成名就,他们的战场就显而易见——从权宜、先锋、小众的小剧场转向了大剧场,就如同孟京辉、赖声川、田沁鑫一样。
(三)庭院记忆的发掘(www.xing528.com)
那么,庭院戏剧难道就只是资本运营标尺下,民间戏剧发展的权宜性产物吗?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在我眼中,庭院除了是演剧的场所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即记忆。
庭院是城市的记忆。
这句话应该从多方面理解。
第一,庭院是当代怀旧的处所。
现代的生活方式,使得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压力之下,车水马龙的外部环境,高强度、高压力的日常工作,使得人们需要一个空间,能够暂时忘却生活的压力。于是,庭院就成为一个合适的减压空间。置身庭院的怀旧环境中,车水马龙渐渐远去,不难感觉到这是一种“大隐隐于市”“偷得浮生半日闲”的灵魂理疗。从这个层面来看,庭院,就是以怀旧达到现代心理疗愈的文化空间。那么,怀旧情怀、怀旧追求,乃至怀旧嫁接,都是庭院戏剧可以得心应手来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此,庭院戏剧,有针对性地致力疗伤、治愈、怀旧,倒也未尝不可。
第二,庭院是城市历史的陈迹。
庭院作为城市古老的建筑陈迹,能够历经百年,留存至今(有一些还留存更久),其间的历史故事自不必说。这就好像紫禁城一样,在北京不言不语,但其中的历史分量,让其成为北京的轴心。而庭院,自然也同样具备这样的分量。因此,发掘庭院戏剧,让庭院成为剧场,绝不仅仅是将庭院当作一个演剧的场所,而应积极发掘庭院的历史书写作用。在历史书写中,寻找城市记忆的密码,这样
的庭院戏剧就是独一无二、不可移植的城市记忆,乃至国家记忆了。第三,庭院是思维方式的留存。
中国的庭院,是中国人过去行为、思维方式的记录,也正因此,中国的庭院显现出与西方建筑、现代建筑所不同的逻辑构造。如天井的设置、盆景的填充,生活空间的构造,其间透露的是早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这种思维习惯,不仅仅独立于世界之外,更是形成于其时中国的整体语境之下,于是,从一幢建筑的状貌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故去一代代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是可以在复古庭院空间中复苏的,复苏的载体就在于戏剧。因此,庭院戏剧的创造,也不仅仅在于创造一个故事,而在于回顾一种有质感、有逻辑的思维、行为系统,在这系统中,只有庭院,才可以承载这样的情节、这样的行为、这样的思维逻辑。
而这,也能成为挖掘古老云南逻辑的密码。
我想,从记忆出发,到书写记忆,应是庭院戏剧能够成为城市记忆、城市文化、城市版图、城市灵魂的独特之处。
庭院戏剧是当代社会语境下,庭院转型与戏剧突围的双向产物。无论是庭院,还是戏剧,初衷也都不是要去发展庭院戏剧的未来,但旗舰既然已经起航,就没有不奔向未来的道理。因此,对于庭院戏剧来说,摆脱附属的地位,摆脱夹缝,找到自己的灵魂,就是开启未来的强大马达。希望庭院戏剧不依赖风向,不期待他者,在未来能够成就更精彩的城市记忆和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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