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来看，能够代表昆明庭院戏剧的案例，有如下几例：
（一）中规中矩的《问心》
对于昆明来说，《问心》是一个现象。
截至2017年，《问心》演出三周年，共演出111场，在一个要靠送票培养观众的城市来说，一个民间戏剧团体能有这样的成绩，是非常不容易的。
《问心》能取得这样的成绩，能够成为昆明庭院戏剧的代表品牌，除了是昆明首部庭院话剧之外，更重要的是《问心》剧本稳健扎实、叙述中规中矩。
《问心》所述，就是古玩行一条街——南强街一家店铺的故事：穆子羽为南强街古玩行中眼力最高的行家，清末民初，深感文化之重要，故穷极一生，搜集文物，凝聚精神，借以传扬华夏文化。在各方势力角逐下，穆子羽正气凛然，逼退魑魅，感化同仁，但在日本势力的侵犯下，终于未能守住，因此，将全部古玩转移，并利用做旧的工艺伪造另一批古玩将其替换。最终，穆子羽以身殉宝，日本人未能得偿所愿。
情境设置、人物设置、情节设置都符合大众审美眼中的民国想象，而在民国历史的演绎中，加之《古玩》《大宅门》（清末民国初）等影视剧作早已铺设的受众基础，以古玩、文脉、传奇等关键词演绎话剧，是非常规矩、沉着的方式。因此，《问心》完全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此外，除了大众审美之外，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问心》的内涵也符合了儒家入世的人生态度，承续了“为往圣继绝学”的文人理想，而在国难的背景下，敢于与侵略者玉碎对抗，又体现的是知识分子理想的浩然正气，这样的作品，同样也得到了知识分子、社会精英阶层的认同。
而对于专业的戏剧人而言，《问心》首创庭院话剧的演出方式、耳目一新的观剧体验和空间处理，同样也能引起专业戏剧人的好感，最重要的是，在一个城市戏剧图景并不乐观的处境里，有人努力、奋斗于“在野”的戏剧事业，这不能不说，是对同行们的一个鼓舞。
因此，中规中矩、符合大众审美期待的《问心》，是一个成功的庭院戏剧案例。
（二）剑走偏锋的《票》
《问心》之后，庭院戏剧让戏剧人看到了新的生存空间。于是，在一年内，出现了新的话剧尝试，如《滇都斜阳》《死神光临》等作。平心而论，这些作品在专业程度上不能与《问心》相比，而在演剧的内容和方式的创新上，也不能与《问心》相比，因此，不述。
在我看来，庭院戏剧中，能有与《问心》类型不同的，应属近段时间云艺导演系在马家大院的演剧实验《票》。
如果说，《问心》是中规中矩、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体验，那么，《票》就因其剑走偏锋，而显现出一定的先锋性。
《票》由云艺导演系系主任张
领衔，改编的是宋之的的《群猴》。《票》的改编，将《群猴》的背景挪移到昆明的马家大院，大院的主人要过寿，于是，邀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前来马家大院小坐游玩。观众手持戏“票”，来到院子里，由大院里的工作人员引导，自由参加到各种游戏当中，成为“票”一把的票友。玩游戏的时候，手中的“票”就是筹码，赢了游戏，就可以赢得更多的“票”，此时的“票”，又有了类似于“钞票”的筹码意义。在此之后，开始集体观看斗鸡表演，还可参与赌鸡，手中的“票”可以押赌输赢，此时，渐趋进入情境。斗鸡比赛结束后，有不速之客闯入马家院子，求马家主人帮助自己拉选票。此后，情节跟进《群猴》，无异。到了最后，观众对剧中拉选票的各位候选人投票，之前赢得的“票”就成了“选票”，根据观众的投票结果，最后获胜的候选人登台致谢。演出结束，观众又根据演职人员的提示，选出表现最好的演员或参与演出的观众。
以上，即为《票》的大致形态。
那么，《票》的剑走偏锋，在于何处？
就在对观众互动行为的设定。《票》的互动设定，不仅使得观众有了不同以往的剧场观剧体验或庭院观剧体验，更重要的是，还能让观众参与到剧情当中，甚至改变戏剧的结局。不仅如此，在一个选票的大情境下，让观众将手中的“选票”变为关键要素，而观众投出的票，大多是不负责任的游戏，在此，反讽地指涉观众的无意识行为——每个人的游戏，会导致荒谬的结果，而这一点，与当时沸沸扬扬的美国大选乃至民间选举，都有直接的联系。《群猴》的丑态，不仅在于参选者的上蹿下跳，也在于选举人的不负责任、见利忘义。
思虑到此，《票》的锋芒，就出现了。
但《票》毕竟还是一个学院派作品，仓促上阵，还不够细针密线。再深刻的思想，也需要一个完美的载体，才能达到人人反思的境地，因此，《票》的剑走偏锋，影响毕竟还局限在小圈子里。(www.xing528.com)
不过，这也正是先锋的意义所在。
（三）商业盈利的《圆圆曲》
《圆圆曲》上演于莲花池剧场，由于邀请的团队是专业的戏曲演员，两代陈圆圆的扮演者，分别是梅花奖获得者李丹瑜与青年演员李静两位老师，歌舞俱佳、京昆不挡，引人围观。
目前，在昆明的庭院演出范围里，《圆圆曲》是颇有名气的一部。
《圆圆曲》所述，即为陈圆圆定居莲花池之后，每日里愁思缱绻，一边是思念情郎吴三桂，另一边是关心民间疾苦。于是，就处在精神的彷徨之中，最终，在人生之苦里，选择出家。
毋庸置疑，《圆圆曲》的商业效益是显著的，如今，已成莲花池公园的一个品牌，加之，在演出过程中，公园的游客跟随陈圆圆的表演，游玩了莲花池剧场的各处景点。这样的体验，加上优雅美丽的戏曲身段、动听的音乐唱段，倒也颇为有趣。
但我对《圆圆曲》的认知是，从叙事中，《圆圆曲》并非一部戏剧，而停留在歌舞表演当中。因此，从营销上说《圆圆曲》是昆明首部实景戏剧，是不合适的。
而从《圆圆曲》的空间探索看，《圆圆曲》让观众抵近观察表演，正是破坏了戏曲身段的审美观赏习惯，戏曲之美，在于远观，而近看，反而看到了演员脸上的装饰、缺陷，夸张的妆容并不真实，破坏的是观赏戏曲的美感。加之，在庭院游玩时，观看庭院戏剧，观众本可借着游兴，流动而自由地观赏表演，但观众又被框定在席位上，不能动弹，恰是让流动的空间僵住了。
因之，从艺术评判上，《圆圆曲》不算高级。
但不算高级的《圆圆曲》能够成为莲花池剧场的品牌，从而成为昆明庭院演出的代表，就此可见庭院戏剧本没有那么在乎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因为，商业的营销成果凌驾其上。
（四）《雷雨》事件
2017年5月，在马家大院，由一群云南老一辈的话剧艺术家，演出曹禺的名作《雷雨》，演出现场火爆，一票难求，引发了一股雷雨的热潮，因此，我将其称为“《雷雨》事件”。对于云南的话剧人而言，像马家大院《雷雨》这样的盛况，已经是多年未见了，于是，《雷雨》的演出持续发酵，一直持续到2018年初。
“《雷雨》事件”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提升了文化官员、文化人对话剧表演的认知，它让顶层设计者们切实关注到城市当中的一种文化状态：戏剧。根据现场观众的层次分布，我们看到了群体有学生、教师、公职人员，以及文化人等等，这样层次丰富的观众群体同时聚合在一场庭院演出中，是不容易的。尤其是，顶层设计者中不少都未有看话剧的习惯，《雷雨》的庭院演出，丰富了这些领导的文化视野，改变了他们对话剧的认知，让他们主动看到了城市的一种话剧常态，而且，他们确实被吸引了、被感动了，这与他们惯常出席的大剧院精品剧目的观看体验完全不同。可以说，“《雷雨》事件”是以民间的姿态，唤起了官员们对话剧民间生存状态的关注，进而唤起了文化顶层设计者们对戏剧的兴趣和支持。
能够带来这样的影响，究其原因，大概有这几项：
第一，“《雷雨》事件”之前的庭院演剧，为《雷雨》的大获成功做到了很好的造势效果。无论是大众化的《问心》，还是商业化的《圆圆曲》，以及院校对于庭院戏剧的参与，都使得庭院戏剧处于一个较为良性的发展土壤之上，有了这样的基础，才会出现如《雷雨》这样高品质的庭院作品。
第二，绝不能低估《雷雨》剧本的力量。马家大院的《雷雨》演出，之所以感人、动人，在于艺术家们对文本的精细理解和对案头工作的细致准备。2017年的《雷雨》热潮，俨然与1933年的《雷雨》初世形成了一种呼应，经典的文本面对任何人群，在任何历史时期，都有着激动人心的力量。
第三，庭院戏剧的空间特性，使得庭院话剧版《雷雨》独树一帜。庭院的空间，与公馆的空间，在马家大院连成了一体，于是，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上场门，任何地方都可以是演出的空间，这分明就是一个公馆的院子，而非演出的舞台，观众坐在庭院当中，就好像被邀请来做客的客人，甚至是偶然进入院子里的过客一样，见证了这个院子中曾经发生的“风烟”。这种体验，对于大多数观众而言，都是从未有过的。再者，相比于之前其他的庭院戏剧，《雷雨》的创作团队非常专业，导演、演员、空间设计都是专业人士，故在庭院空间的开掘和表演分寸的把握上，显现出更精良的水准。这即便对曾经接触过庭院戏剧的人们而言，也都是大开眼界。
更重要的是，庭院话剧还拥有自身的特殊优势——其与生俱来的业余特性。业余一词，在中国话剧的历史上，曾有过“爱美的”这样的称谓，历史给了我们镜鉴，业余演剧有着与商业、职业演剧所不同的优越性，那就是可以不仰赖于票房、不依托于体制，更纯粹、更单纯，也更久远。马家大院的《雷雨》是由一批专业院团、院校、单位的艺术家共同创作完成的，他们都有各自本身职业，也许，体制给了他们安稳的生活，但也给了创作的定型。而体制之外的空间——庭院，这里不像剧场，有剧场的使用规范，也与剧场中二元对立的空间关系不同。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创作，不是政治任务，不是商业项目，而是艺术家与策划人的一拍即合，是一次纯粹的艺术创作。于是，他们的创造能力各自迸发，马家大院的《雷雨》给话剧创作、话剧历史，都带来了一个惊喜。
庭院版《雷雨》的收获，其实是业余玩票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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