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戏剧书简：庭院戏剧的前世

无论是庭院戏曲《圆圆曲》，还是庭院话剧《问心》《雷雨》，在宣传的时候，常常会用上这样的字眼：云南（甚至是中国）首家庭院戏剧。以宣传标语论，或许无可厚非，但从事实而言，往往言过其实。

因为，以上所言，言下之意是相比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大剧院演剧，庭院戏剧是新生事物。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对于中国戏剧文化而言，我们习以为常的大剧院演出才是新事物，庭院戏剧演出恰恰古已有之。

20世纪初，西方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西方的剧场演出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无论是最初出洋的使臣如斌椿、曾纪泽、戴鸿慈等人，还是后来直接进驻中国的西方剧场兰心大剧院，人们见到大剧院演出的时候，面对西方的观剧礼仪和演出情状，常常是瞠目结舌，“画图点缀，楼台深邃，顷刻即成。且天气阴晴，细微毕达。令观者若身历其境，疑非人间，叹观止矣”^[1]。

那么，“叹观止矣”的参照物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传统的演剧方式。

与西剧不同，西方演剧往往在大剧院，剧院辉煌壮丽，观剧礼仪文明，而中国的传统演剧，自有虚拟性的特点，戏随人到，在假定性的前提下，并不依赖于剧场技术，演出地点常常在戏台、会馆、茶楼、户外、画舫、庭院，无论是畅音阁、广和楼这样的正规戏台，还是家族堂会、红白大事这样的特殊情境，只要空间合适，演出可随时随地进行，演出场地不需太过考究，观剧气氛则讲究自在随意。从这样的历史背景而言，作为大剧院演出之外的另一种剧场样态，庭院戏剧的演出，恰恰来自中国戏曲演出的传统。

及至西方演剧模式进入中国，使得中国演剧生态发生变化，传统的演剧被称为“旧剧”，其自由假定的虚拟特点，也就变成了“遗形物”，在新文化运动中被压制；新剧、新剧场、大剧院，就成了代表西方文化的新文化的代表，而与此同时，传统演剧也不由自主地向着代表西方演出规则的大剧院靠拢，夏氏兄弟的“上海新舞台”、梅兰芳的时装新戏及其剧场探索，在时代风云的变幻里，昭示的是传统戏曲渐渐走向大剧院的过程。

于是，大剧院是正规、典雅、先进，而大剧院之外的会馆、画舫、庭院、广场演剧，则是非正规、世俗和落后。(www.xing528.com)

可是，一旦战争爆发，非正规的演剧模式又恰恰发挥出重要作用。先进和落后，在特殊的战争时期，其间的界限渐趋模糊。抗战时期，战事所迫，戏剧演出需要“短平快”，需要讲究宣传的效用，于是，在人们聚合的公共空间，如街头、市场、庭院，就展开了紧凑而有感染力的演出，著名的街头演剧“好一计鞭子”成为演变大江南北的“现象级”演出。

在西南边疆的云南，也同样上演了数量颇丰的街头演出，如《放下你的鞭子》（1936）、《难民曲》（1936）、《当兵去》（1936）、《难童》（1939）、《小间谍》（1939）……除了街头演剧之外，昆明的文庙，作为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一种公众的庭院，演出了昆明儿童剧团的《飞花曲》（1946）、国民党第三巡回剧教队的《汉奸的儿女》《悔不当初》等剧，引起很大反响。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戏剧宣传队，还是其时在昆明本土活跃的金马剧社、大鹏剧社、昆明儿童剧团等剧社，其演出的目的都是为了唤起群众的抗战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因此，将演出定在民众活动频繁的公共空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庭院戏剧又有了一种大众文化的意味。

及至战争年代结束，戏剧演出则又渐渐“回到正轨”。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模糊了以庭院戏剧为代表的“非正规演出”与以大剧院演出为代表的“正规演出”的界限，于是，也就没有什么“正规”“非正规”之分；战后的国家重建，伴随着文化重建的剧院重建，往往满足于多功能的政治、文化需要，在此背景上，剧场演出渐趋成为主潮。与此同时，街头演剧、庭院戏剧等非正规空间的演剧活动，则才渐渐少见了起来。

根据以上记述，庭院戏剧本身就是中国戏剧演出长河当中曾经常见的演出样式，作为非正规空间的演出样式之一，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庭院戏剧历经了从主流到非主流的历史过程，而在战争年代，庭院戏剧的演出更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此，2015年来，昆明对于庭院戏剧的重视，并非首创，相比于庭院戏剧作为传统的古典中国，再相比于庭院戏剧作为宣传的战争年代，庭院戏剧在昆明，恰是在已有历史基因基础上的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