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裁判文书可获取性的基本型需求

社会公众能够有效获取裁判文书是公开形式维度的另一项基本型需求。如果公开的裁判文书无法被有效获取，公众会很不满意，裁判文书公开对于公众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裁判文书能够被获取，公众充其量也只是满意。所以，公开的裁判文书能够被有效获取，属于公众对公开工作的最基本要求。

可获取性的实现，信源、信宿、讯息和媒介四要素缺一不可。首先，裁判文书网上的文书要及时、充分地上传公开，从源头上保障信息可以被获取。目前，一方面要着力解决上节提及的公开的现实与规定脱节的问题，确保理应及时上网的裁判文书都及时上网，确保公众有条件监督裁判文书是否已经按要求及时公开；另一方面，现在国内东、中、西部地区在公开工作上的差异比较明显，绝大多数省份已经达到了最高院的要求，甚至有些省份法院的自我要求还高于最高院的统一要求。比如，广东省高院的《关于推进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实施办法》规定，案件承办部门应当在裁判文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五日内上网，同时对不予上网公开的裁判文书实行审批制。[141]220“裁判文书公开不仅是一个理念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案多人少等因素都是裁判文书公开面临的难题。在经费和人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裁判文书公开因不能得到充足的物质支持将无法为继。”[142]82因此，必须要格外重视中、西部法院公开工作的各个环节，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中、西部法院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中、西部法院系统的能力与水平，借鉴先进地区的有益经验，平衡中、西部和东部地区间的差异。另外，在今后时机成熟时可以适当考虑信息使用中的弱势群体在运用网页文本方式获取和阅读信息方面的困难，发展一些针对性、多样化和互补性的信息获取方式，比如针对视力障碍者提供语音搜索和语音朗读的功能等。

其次，讯息要可以被有效阅读。这要求裁判文书本身所使用的语言、语法等符合所处社会的标准和主流习惯。裁判文书本身的可读性依赖于法官的能力和态度。依照我国现行法官的录用条件，[26]写出一篇语言通顺、语法正确、可被理解的裁判文书大体不成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应当说是态度问题大于能力问题。像类似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份判决书中出现几十处错别字的现象，[27]不仅让人对判决书的内容费解，也大大损害了司法公信力。而出错的文书自从被网民指出后撤下，至今未再次公开，这种面对错误的解决方式更是令人遗憾。

再次，信宿的部分则有赖于社会公众的受教育水平和基本的搜索能力。公民的受教育水平可以从成人识字率和小学、中学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等进行评估。提高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质量，辅之以多种途径的适当的普法教育，有助于公众对法官裁判的理解。如何平衡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也是我国现实存在的一大问题，应当从人员和财力等方面增强中、西部地区的教育产业。(www.xing528.com)

最后，要从软件和硬件上充分保障和支持网站的正常运行。网站运行的硬件维护一般主要包括服务器和其他相关的网络设备，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同时，要保证好网站的信息安全，及时对服务器的杀毒软件等进行更新，同时对数据资料进行备份。提高固定电话、宽带链接和无线网络等通信基础设施的到户率。中国裁判文书网也应当通过多种途径向公众进行宣传和推广，尤其是非法学专业的社会公众，例如要求全国法院在其网站的醒目位置设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链接等。

虽然本书的探讨以网络公开为主，但是在公开的方式上，由于受众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故应尽量保障公开媒介形式的多样性。比如，已经建立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微博、微信等各类网络社交工具，基于其便捷性和交互性，都可以作为比较主要的公开渠道；同时，考虑到部分地区和一些社会群体由于主观或客观的原因，网络对于他们的可及性不佳，对此可通过将裁判文书汇集成册或载入政府公报等形式，在当地的公共图书馆提供借阅；或在法院开设专门的借阅室，以影印件的形式为那些有需要的公众提供查阅服务；也可通过法制日报或当地其他报刊杂志等，将具有典型意义的裁判文书择要公布。当然，国家和政府也应当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信息产业上加大投资力度，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合作；着力放开目前的控制和垄断局面，以市场的竞争力量降低信息产业的产品资费，为公众提供更具性价比的网络产品和相关服务；同时，以政府补贴等调控手段，帮助解决偏远贫困地区和城镇困难人群的上网难问题，缓解“数字鸿沟”等造成的获取能力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