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正义研究：背景与目的

裁判文书公开作为一种司法实践，对其的研究要说历时长也可，要说历时短亦可。说历时长，是因为自从18世纪的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提出审判公开原则之后，[1]34审判公开已成为现代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而裁判文书作为审判活动的最终书面载体，其公开自然也是审判公开的题中之义。说历时短，则是因为先前对审判公开的研究，普遍或优先都着眼于庭审过程的公开，相较而言对裁判文书的公开则没有那么广泛而集中的重视；同时，在传统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陆法系国家，法官的裁判文书对于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不如英美法系国家那么重大和明显，而且法治发展的成熟程度也影响着学者对法律和司法的研究的侧重点所在。

法治是一种内心信仰，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治国方略；它是制度与精神的结合体，其核心在于保障人权和相对限制政府权力。古希腊因其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较早诞生了法治理论，也对古今世界各国的法治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最早对法治作出解释的应当是亚里士多德，他认为法治应具备两大关键要素，即法律的至上权威和良法之治。首先，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从，强调法律的至上权威性；其次，普遍服从的法律本身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在这两者中，良法是法治的基石，法律具有至上权威是法治的关键。这一解释也奠定了后世法治解释的根基。在中国，法治最早是先秦法家提出的一种治国之术，但当时的概念并不明确；近代中国，法治才被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提出；直到1999年，“法治”一词被正式写入《宪法》。[1]中国的法治发展程度有两大特点，一是总体来说法治的发展还不成熟，二是各地区的发展程度较有差异。正如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人的理性在启蒙运动下的觉醒，也只有法治理念的逐渐成熟才会促使法治实践和司法改革的不断完善和深入。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公布；2016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修订版公布。由此，我国裁判文书正式进入全面公开时代。[2]这一司法改革的举措也反映了我国的法治发展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反过来，法治实践也会进一步促使法治理念的推进。

再回过头来对照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法治应当具备的两大要素，裁判文书的公开对于法治发展也具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就法律的至上权威来说，法律的权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法律所带给公众的正义感受。公开裁判文书是司法活动中程序正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彰显了法官对裁判文书内容所载有的实体正义的信心。第二，就良法之治来说，所谓良法，是指该法律所适用的公众认为它是制定得优良的法律，而制定得优良的法律就必定要符合大多数公众的正义观念。裁判文书公开提供了一个将司法论证过程展示给公众，公众可以对此相互展开理性讨论，并且将想法反馈到司法与立法主体的平台。这样一种平台和渠道，有助于社会公众在司法主体的指引下，经由反复沟通达致广泛的共识，巩固起整个社会大体的正义观，进而反馈到立法活动当中。由此可见，裁判文书的公开对于法治发展兼具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意义，而这两方面的意义很大程度又都可以通过提升司法中的程序正义来实现的。所以，本书便着重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探讨裁判文书公开的功能及其实现。(www.xing528.com)

裁判文书应当如何公开才能最佳地实现其核心功能，裁判文书公开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论，这是裁判文书公开研究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已有的裁判文书公开研究，大多是针对某一个或某几个现实问题而采用的“发现某具体问题—解决某具体问题”的短板思维和线性思路。这一研究模式和研究视角的局限在于它对于问题的发现和解决是具有偶然性、零散性和单一性的。问题的发现或者是由于客观上已经出现矛盾和难题，或者是依赖于研究者的主观判断和预测。而裁判文书公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实现文书公开的功能和目标，我们要面对和解决的不仅仅是“某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束”。如果把裁判文书公开比作一个木桶，那么已有的研究往往是因为看到其中一块木板坏了，或者感觉到某块木板有坏的危险，然后对这块木板进行修补，然而却没有关注这个木桶究竟有几块木板，是不是由于其他的木板不够牢固导致了这块木板的损坏。因此，我们需要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来有机地看待裁判文书公开这个“木桶”，了解它究竟由几块木板组成，逐一评估每块木板的性能和状况，避免“木桶效应”的出现，如此方能最佳地实现裁判文书公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