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从严的必然举措

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自身的创造性、能动性。执政党和革命党相比，突出的是执政掌权，最大的变化是公权力介入党的活动之中。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本质是执政党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公权力的功能实现执政的目标，与此同时防止公权力异化导致党腐化堕落和变质，防止超越规则的倾向以提高和保持党领导的权威。按照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共产党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恰到好处地处理执政和公权力的关系才是常态化的重要问题。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需要党自我革命的精神和魄力。公权力对政党的腐蚀作用不容小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因为经历了特殊的革命环境，革命思维惯性固化，又加上苏联共产党的影响，对执政党权力的负面影响预估不足。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提出制度建设思想，再次转向执政党建设，对党建思想有了极大的丰富，更是唤起了执政党转型的自觉。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15]制度在政党建设和国家建设中具有根本性功能作用。江泽民同志指出：“当今中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关键取决于我们党……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16]从历次党代表大会可以清晰地看出，党和国家把制度建设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以制度和规范处理党内事务和国家事务，处理党内关系，维持良好的政治秩序。以制度治党治国是执政党最有效的法治原则和途径。实现依法治国，必须先实现依规治党，治党必须从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就是完善党和国家制度法治化，再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党治国的实际效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

1.全面从严治党势在必行

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统一协调推进。

（1）破除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屈辱历史中的选择，是饱受苦难的顽强的中国人民的主动选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党的执政地位也不是确立了便一劳永逸的。历史周期率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政权都会经历初创发展、兴旺鼎盛而后开始下滑衰落直至自由落体解散的过程。1945年，毛泽东同志与著名历史学家黄炎培老先生有著名的“窑洞对”，彻夜深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凭借自己的民主新路优势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70多年后，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重提历史周期率。^[17]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封建王朝由盛转衰共同的内在根源是腐败。^[18]为了防止历史周期率的重演，实现党对国家的有效治理，必须从执政主体抓起，依法依规全面从严治党。

（2）破解管党治党面临的紧迫难题。改革开放40多年，经济发展迅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并日益完善。新时代，党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新方位，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党员队伍不断壮大，党员构成日益复杂，原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受到的影响和冲击越来越大，给权力寻租带来了不小空间。新形势下，“四风”与腐败等问题突出。党内出现信仰缺失等不良倾向，党性观念弱化，政治规矩不过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19]有的党员干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某种程度上贻误党的事业发展；有的党员干部肆无忌惮，顶风违纪、违规、违法，搞特权大行其道，触碰法律底线、纪律红线。有的党组织职责不清、管理不到位；某些领域党组织改革滞后，导致组织覆盖上出现空白点。诸如此类的难题，都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简单性问题，而是复合因素交织积淀而成的复杂性问题。有效解决好这些难题，不能仅寄希望于某一方面的力量，而应形成党内外的各方联动、整体合力。^[20]

（3）依规全面从严治党势在必行。党执政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前中国已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擘画了中国特色治理的蓝图，谋划了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现代化强国愿景。国内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前路将有更大的风险挑战，党的建设、党的治理形势也会异常复杂严峻，我们党肩上的责任更为艰巨。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与重要原则。^[21]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越是在重要紧急的历史关头，在国际国内局面越复杂、任务越艰巨的时刻，越显现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综观十八大以来党的治理实践举措，“全面从严治党”被提升到新的高度。^[22]针对“四风”腐败问题反反复复、时常反弹甚至愈演愈烈的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四风”与腐败问题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以抓铁有痕的决心与信心真抓实干。从制度治党到依规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轨迹跃然纸上，事实证明依规治党是管党治党的良方。2021年，中央出台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重磅意见，防止“一把手”成为“一霸手”，提高党的建设和治理的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总结，党内治理“四风”和腐败遇到的困难原因有很多，主客观原因交织，历史与现实因素相互影响。客观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没有落地落实落细，管党治党出现宽、松、软的状况。做到从严治党必须在党内明确主体责任、落实监督责任和追究违规责任。^[23]全面从严依规治党正是在对当前严峻形势清醒认识的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抉择。^[24]

2.“扎紧制度的笼子”的反腐倡廉法治实践(www.xing528.com)

（1）腐败关涉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全面深化改革已在深水区，盘根错节的深层次问题交织扭结使得改革发展形势错综复杂。政治生态作为一个指数可以全面反映政治现实。前些年的政治生态不断恶化，腐败侵蚀到经济领域，蔓延至政治、社会各个角落，甚至渗透到干部用人的环节之中，老百姓不能正面认识政治生态肯定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如此，防止权力异化、惩治腐败迫在眉睫，党心民心所向是中国共产党能永远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从初心和历史使命出发，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壮士断腕的勇气、猛药去疴的决心兑现了向人民发出的将反腐倡廉斗争进行到底的庄严承诺，党的作风建设也随之成效显著，老百姓拍手称快，党的领导得到了百姓的高度信任和衷心拥护。老百姓期待党和国家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党中央对于已经取得的反腐和党风廉政建设成果有科学理性的评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于一个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长期执政的党来说，这样的成就只是起步，反腐败和腐败、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历来都很艰难，会出现反反复复甚至是长期处于胶着状态。当前我国让掌权者手中的权力不敢嚣张的高压态势仍然持续有力，当前的反腐败仍然以治标为主，处在从治标走向治本的过程中，但让他们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远未建立。^[25]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化要求，部署反腐“三不”机制，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

（2）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习近平强调“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26]，“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27]。

第一，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治理实践看，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核心内容是规范规制公权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著名论断，这个“制度笼子”主要是指法治，其含义是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运行、制约权力滥用、监督权力腐败。^[28]在腐败存量比较大的情况下，对权力进行自上而下的制约和监督。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重点都是监督约束领导干部的公权力，从后端遏制腐败滋生势头，做到前端、中端、后端惩防相结合，防止反弹。依据依法治国的实践经验，依法治官比依法治民更重要，依法管住“一把手”比管住普通官员更关键。位高权重的官员作奸犯科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后果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大，“一把手”犯罪又往往要比普通官员危害大。邓小平同志认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29]。习近平多次强调管住“一把手”“关键少数”。他们是领头雁、火车头，是要打头阵、做表率的，领导干部要主动对标中央要求，用党规、法律衡量自己。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强调要加强监督“一把手”，2014年强调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关键少数”主要包括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各单位“一把手”。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30]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同样贯彻了重点管住“关键少数”和“一把手”的精神。^[31]着力审查党员领导干部是否存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行为，是否存在权钱权色交易、买官卖官等违纪违法行为，是否违反中央要求。如果管党治党不力不严，人民群众意见大、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突出问题得不到反馈解决，党不可避免地会被历史被群众淘汰，失去执政资格是迟早的事。^[32]

第二，依规治党由制度治党延伸拓展而来。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奠定党的建设和治理的制度基石。党规党纪对党员的要求更严更高。党内法规直接为治理党内党员、事和权服务。首先，以科学思想理念为指导逐步提高治国理政和管党治党的制度化水平。以党的思想路线为遵循，与时俱进地推动党规国法的立改废释，实现党务和国务规则既回应个别需要，同时兼顾党规国法的要求，不能因领导人的更替或者随心所欲而改变。其次，从制约权力和保障权利角度优化党规国法品格。通过党规国法，合力打造牢固的制度笼子，把权力有效地约束、控制起来。加快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从源头上保障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一步明确党执政行为边界和尺度。最后，“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和“绝大多数”普通群众相统一。坚决捍卫纯净的政治文化生态，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问责，整合各方面的教育资源全面提升党员的法治素养，增强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工作的能力，把具备法治素养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33]

第三，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角度看，只有把党管好治好建设好，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主要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届三、四、五、六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里。2012年12月，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34]2014年习近平又重申了这一点，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门以法治建设为主题的、具有法治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做了顶层设计，提出注重党规国法的衔接和协调，促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辅相成和相互促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党史上第一次专门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为主题的大会，系统部署了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

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深入推进法治建设，将“关键少数”与“最大多数”相结合，将国家一切公共权力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权力统统关进制度的笼子，真正实现对权力的全方位制度监督，推进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有了好转，有了新气象。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决定我国整个政治生态。依法治国为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能够减少运行成本；依规治党的法治思维和方式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执纪执法体系，严明纪律和规矩的底线，以零容忍态度严格规制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权力，要求党员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行为，提高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自觉，做到带头遵守和维护法治；把管党治党的笼子扎牢拧紧，形成良好的党内生态，强化法治震慑腐败的威力，使领导干部自觉做到不想腐败，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坚强的政治生态保障。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惩戒机制、防范机制、保障机制的建立，为人们提供对党和国家持续、稳定、长久的美好预期。^[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