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高领导执政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领航掌舵人。改革开放前执政党的法治方法论主要是偏重于“建构理性”的运用，即通过设定预期目标并进行整体规划、理性规划而推动实施治国理政“蓝图”，但是由于对“经验理性”的忽视，施政规划经常因目标设定脱离实际或者与国情不相适应而遭遇挫折。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实现了由“建构理性”到兼重“经验理性”法治方法论的进化。[6]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肌理和国家结构转型加速，经济结构、利益分配格局、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改变。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和法治的关系、党的政策路线方针和法律法规的关系，充分体现党的主张和国家意志的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重构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实现了从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大胆尝试到新时代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科学顶层设计的方法论跨越。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党和国家人民的事业，在没有经验可以遵循、法制不成熟的情况下，党中央鼓励人民胆子要大、步子要新，打破旧有的思维枷锁和保守的行事风格，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和尝试新路径，从计划经济体制中突围。新时代，改革开放已走过40多个春秋，改革必须改变原有模式下的思维习惯、行为习惯，要依法依据顶层设计。习近平曾告诫党员干部，如果按照过去的行政惯例做工作，要做好随时当被告的准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2020年底，在浙江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当被告已成为常态，不只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出庭，还要主动发声沟通、出力解决问题，应诉率达到80%以上，法治政府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党中央在法治现代化背景下释放了坚持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统一的高度自觉和坚定态度。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触及核心利益的攻坚期，纷繁复杂的矛盾纵横纠缠交织，各种各样利益诉求相互碰撞激荡，改革迫切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正确运行，以法治增加改革的勇气、底气，运用法治凝聚改革伟力，发挥法治对改革的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深深扎根于浙江大地，加强基层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建设“法治浙江”，并发表一系列专题文章系统阐述了建设“法治浙江”的思想，领导浙江人民开创了“法治浙江”建设新局面。[7]以系统的法治观念和法治方法推进改革是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法治理念作为浙江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方向指引，倡导市场经济本身必然是法治经济，以法治思维和法治实践满足浙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优化浙江高质量发展的内外环境，凸显浙江改革的地方特色。通过用系统的法治思想进行地方立法，全面推进浙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区域、城乡等协同、协调、平衡发展。[8](www.xing528.com)
法治在浙江从农村到城市都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以乡村振兴改革为例，浙江省广大乡村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具有高辨识度的治理方式方法，法治、德治和自治“三治合一”的桐乡治理模式、浙江诸暨的新时代“枫桥经验”等推进法治现代规则治理走进乡村，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联袂打通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保障乡村有效治理。法治是实施乡村治理的内在要求和有力抓手，也是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基础的良策。农村社区治理扭转以往法治氛围较弱的情况，防止社区权力随意运行。乡村治理理念从人情化转为法治化，以规范化的“硬治理”将各项民生政策落地。推动法治工作网络和法律从业人员等法治资源、法治力量下沉，构建城市、城镇、农村、社区法治综合治理一体化，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积极建设乡村法律服务体系，进行普法宣传，提升依法治村的治理水平。培养基层干部和村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法治习惯，使农村社区居民内心敬畏尊崇法律，有良法可依，清晰定位并完善居民自治法律法规。列好村干部小微权力责任义务清单，完善农村社区干部考核机制，依法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规则之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有序良性发展，[9]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和谐稳定，[10]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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