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始终贯穿习近平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思想的逻辑主线和红线，是习近平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母体。^[66]这一重大科学论断至少从以下几个逻辑统一性方面揭示了其共通与差异的辩证特征。

一是制度意志视野下的党的主张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辩证统一性。国家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适用于所有个人和组织、以权利义务责任为内容、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国家法律因制定程序严谨、规范对象范围广而具有权威性。党内法规也以权力和责任为内容，重在约束党组织和党员，在党内具有很高的严肃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二者着眼于不同侧面，反映了党的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统一。党和国家在结构与功能上的成长促进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的不断修复完善。党的政治领导地位决定了依据国家法律体系的国家治理法治化与基于党内法规体系的党内治理法治化彼此形塑。^[67]我国法治秩序是基于国家法治和政党法治的混合模式而构筑的、具有时代特点、凝聚中国智慧的社会主义法治秩序。^[68]

二是制度历史视野下的国家与政党之间的辩证统一性。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党产生时间往往晚于国家，政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仅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先产生政党后产生国家。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于1949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民主协商的形式建立了新政权，取得了前无古人的历史成就，共产党承担着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使命与重任。人们对执政党的认同通常与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当政党成为执政党后，依宪执政是世界各国的惯例。^[69]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中内含“国与党”的有机统一，它是对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兴国再到强国之路的历史确认，蕴含了党与国家命运与共、党的执政权力与国家权力相融贯通之意。^[70]

三是制度运行视野下依法治国的真谛和依规治党的目的之间的辩证统一性。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拥有14亿多人口、发展成绩可圈可点的、世界上有责任担当的超大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执政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将国法纳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都包含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重法治精神、重规则之治的法治思维“密码”。^[71]其次，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关键要求。（1）依规治党的核心直指治官治公权力，规制党的各级组织所有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中遵守国家法律，在法治的正确轨道上活动运行，既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准则基本要求，也为依法治国提供原动力；我国的宪法日及宪法宣誓制度意在提醒领导干部时刻牢记权力从何而来，对群众和手中的权力有敬畏，做到谨慎用权。依规治党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引领和保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管理党的事务、进行党的建设。（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多个层面贯穿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各环节，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既能保证依法治国法治秩序建设布局中所需要的权威格局，又能依法划界限限制权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现在宏观上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进程，中观层面通过政法委、党组织等参与设计体制机制，微观层面渗透在法治运行的日常实践中。^[72]（3）依规治党不仅具有从严管党治党的内在强大的治理功能，而且对国家、社会的治理和发展具有明显的典型示范、制度互动、价值引领等功能。依规治党因其特殊性，党内法规涉及治理的领导干部、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调整时，在一定程度上势必对社会产生辐射效应。依规治党即便是对党内关系的调整也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溢出功能，对国家和社会生活影响广泛深刻。我国重大的制度创新一般都是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试点小范围尝试，再总结提升加以局部推广，待完全成熟之后再通过合法的程序出台正式的法律法规，逐步在相关领域工作中加以落地。历史反复证明，依规治党成效显著，依法治国成效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反之，依法治国也会遭遇挫折、遭受破坏。^[73]再次，依法治国为依规治党提供基础性依托。依法治国要解决的是发展前进中遇到的普遍性共性问题，包括党的活动在内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活动等制度化问题，提供了包括党组织和党员在内一切组织和个人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依规治党是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特殊性问题。^[74]我们通过依法治国的各项努力推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管党治党领域的实际应用，形成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闭环，让广大党员尤其是“关键少数”干部确立规则意识，进而形成遵规守规用规的精神自觉和行为习惯。^[75]在党的执政方式与法治之间建立内在关联，为依规治党提供必要的外部政治环境和内在机理的贯通。^[76]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交互推进，体现了建构理性和经验理性辩证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法治方法论。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虽分工不同，但不分家，二者在静态规范体系和动态治理上统一于我国伟大而卓越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之中。

【注释】

[1]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第18—29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8—189页。

[4]刘新春：《列宁对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实践反思》，《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75—78页。

[5]肖扬东、刘卓红：《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进展》，《现代哲学》2018年第4期，第30—37页。

[6]李捷：《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的跨越（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由来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3期，第1—9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0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8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4页。

[11]李捷：《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理论的跨越（之一）——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由来与发展》，《毛泽东思想研究》2020年第3期，第1—9页。

[12]杨谦：《列宁对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7期，第13—20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1页。

[14]克里斯多夫·皮尔逊：《论现代国家》，李国兵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页。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16]肖扬东、刘卓红：《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新进展》，《现代哲学》2018年第4期，第30—37页。

[17]翟国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原理性创新》，《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

[20]管新华：《依规治党的历史溯源、现实设计和未来推进》，《探索》2016年第2期，第91—95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0页。

[22]潘歆、王中原：《新时代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的内在逻辑》，《福州党校学报》2020年第2期，第32—33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8—519页。

[24]蔡文华：《论依规治党的内涵、目标及其实践路径》，《探索》2016年第4期，第94—98页。

[25]操申斌：《“党内法规”概念证成与辨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131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80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5。

[29]《列宁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7页。

[30]《列宁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

[3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

[3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

[33]俞良早：《列宁逝世前夕关于加强党建的重要思想》，《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第95—97页。

[34]潘歆、王中原：《新时代从严治党与依规治党的内在逻辑》，《福州党校学报》2020年第2期，第32—33页。

[35]蔡文华：《论依规治党的内涵、目标及其实践路径》，《探索》2016年第4期，第94—98页。

[36]陈自才：《中共一大纲领若干问题再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1期，第13—14页。(www.xing528.com)

[37]谢荫明：《中共一大党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27页。

[38]张钟声等：《从〈中国共产党章程〉演变看党建九十年》，《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76页。

[39]叶海波：《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法治基因及其百年历史演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7—28页。

[40]蔡文华：《论依规治党的内涵、目标及其实践路径》，《探索》2016年第4期，第94—98页。

[4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42]王晨：《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新发展新飞跃》，《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5—19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85页。

[44]《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2页。

[45]《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7页。

[46]《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6页。

[47]杨谦：《列宁对恩格斯国家理论的坚持与发展》，《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0年第9期，第13—20页。

[48]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第18—29页。

[49]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第18—29页。

[50]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83页。

[51]秦前红、苏绍龙：《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协调衔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10期，第50—67页。

[52]罗豪才、周强：《软法研究的多维思考》，《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第125—130页。

[53]冀明武：《党规国法衔接协调机制研究》，《天中学刊》2019年第1期，第29—37页。

[54]陆宇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理和要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第26—32页。

[55]叶海波：《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法治基因及其百年历史演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7—28页。

[56]王建琴、农云贵：《党规之治：法治政府建设的中国进路》，《广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第128—133页。

[57]晋国群：《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多维逻辑探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1期，第53—56页。

[58]张洪松：《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93—101页。

[59]王立峰：《党规与国法一致性的证成逻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视域》，《南京社会科学》2015第2期，第68—75页。

[60]叶海波：《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法治基因及其百年历史演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7—28页。

[6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62]曾钰诚：《论党规与国法衔接协调：法理逻辑、目标与价值》，《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第89—96页。

[63]靳澜涛：《软法视域下党规与国法一致性的理论诠释》，《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第94—98页。

[64]欧爱民：《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关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8—30页。

[65]陆宇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理和要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第30—31页。

[66]金国坤：《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思想渊源、逻辑主线和思维方式》，《新视野》2021年第2期，第18—25页。

[67]施新州：《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概念、类型与制度成长》，《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第5页。

[68]林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逻辑及其进路》，《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第176—192页。

[69]周淑真：《依法治国、依宪执政、依规治党三者关系及内在逻辑》，《理论视野》2015年第1期，第30—32页。

[70]吴新叶：《依法执政的法治基础与实现路径——以政党文化为视角》，《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146页。

[71]林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逻辑及其进路》，《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第177—192页。

[72]周叶中、邵帅：《论依规治党》，《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2期，第35—45页。

[73]张洪松：《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93—101页。

[74]宋功德：《坚持依规治党》，《中国法学》2018年第2期，第5—27页。

[75]沈国明：《论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的关系》，《东方法学》2017第4期，第101—107页。

[76]江国华：《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学理阐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29—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