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时就有了清晰的界定。[45]依法治国的治理主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依法治国的治理之静态法重在依据宪法,确保党和国家权力机关在宪法范围内有效有限地行使权力。依法治国的治理客体是国务和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国防、外交等事业。依法治国中的“治”体现的是所有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事业的共同参与。依规治党的“治”主要指全体共产党员对党内事务共同参与的动态治理。[46]
【注释】
[1]唐亚林:《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第5—14页。
[2]王若磊:《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17—28页。
[3]林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逻辑及其进路》,《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第177—192页。
[4]王长江:《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思考》,《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第32—39页。
[5]辛鸣:《中国共产党人的国家治理观》,《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第23—33页。
[6]任中平、张露露:《制度、执行与环境:依规治党落实到位的过程分析》,《长白学刊》2016年第5期,第8页。
[7]王立峰、吕永祥:《制度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路径》,《治理研究》2018年第2期,第21—29页。
[8]马怀德:《迈向“规划”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中国法学》2021年第3期,第18—37页。
[9]周易茗:《中国共产党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统一成功经验的世界意义》,《湖湘论坛》2018年第6期,第86—92页。
[10]刘守旗:《全面从严治党与良好政治生态建设》,《南通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第51—56页。
[11]陈云良、蒋清华:《中国共产党领导权法理分析论纲》,《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3期,第46—56页。
[12]操申斌:《“党内法规”概念证成与辨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3期,第131页。
[13]胡建淼:《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国司法》2021年第2期,第13—16页。
[14]焦富民:《依法依规从严管党治党的制度化与科学化》,《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第87—94页。
[15]宋功德:《坚持依规治党》,《中国法学》2018年第2期,第5—27页。
[16]周叶中、邵帅:《论依规治党》,《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2期,第35—45页。
[17]王若磊:《党规与国法的关系的三重维度:内容协调、机制衔接与相互保障》,《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第136页。
[18]卓泽渊:《党规与国法的基本关系》,《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5年第1期,第4页。
[19]王立峰:《党规与国法一致性的证成逻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为视域》,《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第68—75页。
[20]王勇:《再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间的关系》,《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3期,第18页。
[21]李斌雄、廖凯:《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6期,第74—78页。
[22]叶海波:《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的法治基因及其百年历史演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17—28页。
[23]俞可平编:《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www.xing528.com)
[24]桑玉成:《依法治国与依章治党》,《法商研究》1999年第4期,第32—37页。
[25]王贵秀:《“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新视野》2000年第1期,第42页。
[26]郝铁川:《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中若干重大关系问题之我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90页。
[27]胡大伟:《依法反腐与依规治党之良性互动探论》,《广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第12—17页。
[28]万高隆:《论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现实进路》,《长春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44—48页。
[29]韩强、马金祥:《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协同推进的路径思考》,《治理研究》2019年第3期,第38—45页。
[30]路克利:《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第25—32页。
[31]吴兴智:《党的制度建设实践:成就、经验与启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4页。
[32]《新一轮“赶考”,历史关口风高浪急》,《学习时报》2016年9月5日,第1版。
[33]成龙:《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34]林华:《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逻辑及其进路》,《环球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第177—192页。
[35]陆宇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原理和要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1期,第26—32页。
[36]周叶中、邵帅:《论依规治党》,《学习与实践》2020年第2期,第35—45页。
[37]陈一新:《学深悟透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快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学习时报》2020年12月9日,第1版。
[38]吴琼华、刘天宇:《国家治理视域下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三维论析》,《理论导刊》2020年第7期,第33—40页。
[39]韩强、马金祥:《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协同推进的路径思考》,《治理研究》2019年第3期,第38—45页。
[40]宋功德:《坚持依规治党》,《中国法学》2018年第2期,第5—27页。
[41]《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第1版。
[42]本书对党内法规概念的使用主要参照《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党章、准则、条例、规定、规则、细则、办法等7种形式的党内法规性文件。
[43]胡业勋、广雨露:《依规治党的理论溯源与路径探索》,《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第90页。
[44]蔡文华:《论依规治党的内涵、目标及其实践路径》,《探索》2016年第4期,第95—96页。
[45]江泽民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29页。
[46]何克祥:《刍论依规治党》,《理论导刊》2015年第11期,第45—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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