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制度、文化以及国情的不同，国内外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海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的研究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研究对象，开辟和孕育出独具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学派林立，学术氛围极其活跃，学术成果丰硕，产生了一定的学术魅力和社会影响。[30]在全球化的形势下，为了适应现代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发展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毫不例外地高度重视政党制度的民主法治化建设，注重对政党纪律的监督。健全法制，构建一个惩防结合、依法治权的反腐廉政体系是其共同的诉求。政党治理最突出的特征是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机制。虽然部分西方学者带有价值观偏见，认为中国是“威权国家”，但大部分学者还是基于事实分析，承认改革开放以来，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尤其是近些年中国共产党的反腐举措和成绩，廉政指数在世界排名逐年上升，人民群众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信心满满地开启了奔赴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航程，执政基础越来越牢固，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预测的那样出现所谓“合法性”危机。相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遭遇金融危机和民主合法性困境。有些国家政府出现严重财政赤字，不少国家深陷经济危机的泥沼。国外许多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模式及执政过程的具体治理体制机制，价值取向由偏激地一味唱衰中国转向能够相对客观地看待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治发展。一些学者开始了对中国政治内部运作机理的研究，[31]其中较为著名的美国学者狄忠蒲（Bruce Dickson）、沈大伟（David Shamba）及黎安友（Andrew J.Nathan）等，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调整能力、执政方式的“柔性”机制及有效性。当前，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领域更加广泛。研究者关心党的反腐倡廉、作风建设等，侧重于从政党民主法治化的角度诠释政党依法治理以及依规治权问题。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逐渐受到国外媒体及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罗斯·特里尔（RossTerrill）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历史使命与大国战略》（美国时代出版公司2016年版）一书，明确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中国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32]国外不少学者关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并给予了较高评价，并且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来会成为值得学习、借鉴的成功法治模式。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密切关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他认为“四个全面”中的每一个“全面”都有鲜明的语言特色和实质内容，全面依法治国是基本原则，全面从严治党是主要行动或任务。每一个“全面”都能追溯到政策源头：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建设法治国家，而强调“党纪”则始于1921年建党之初。[33]这些方面的评述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思想的历史轨迹和实践历程。总而言之，国外研究者侧重于从政党民主法治化的视角阐释政党治理问题，国外政党注重法治化在治理中的有益经验，对我们开拓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思路具有很大的启示借鉴意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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