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代表诉讼实施后的前35年如同沉睡的制度，无人问津。但自90年代始，代表诉讼的案件出现井喷式增长[16]，仅1993年一年，就有86个案件等待审理，相当于前35年的4倍，此后代表诉讼案件数量逐年提高，直至1999年达到顶峰，有222个案件，随后出现下降趋势。详见下表7-1[17]：
表7-1 日本代表诉讼案件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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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见注释[1]。
日本代表诉讼自1993年后出现的井喷式增长，很多学者将之归因于诉讼费用的改革。1993年之前，原告股东如提起代表诉讼，须向法院缴纳一定数额的诉讼费用，该数额根据诉讼标的金额而定。显然，代表诉讼标的金额数目一般较大，尤其在涉及上市公司纠纷时，原告股东所要求的赔偿数目更为巨大。此时，原告股东起诉时须根据索赔金额比例缴纳诉讼费用，这无疑严重打击股东的积极性。但1992年日兴证券一案彻底改变了这一规定，它确立了将代表诉讼视为非财产请求权的规则，并以此按较低的固定数额收取诉讼费用。1993年修订的《日本商法》也确认了这一规则。[18]在韦斯特（West）教授看来，诉讼费用的降低，可以解释代表诉讼大量产生的现象，因为股东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考虑是否提起代表诉讼时，必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诉讼费用的改革无疑降低股东的诉讼成本，从而提高代表诉讼的可利用性。[19]这种基于“理性经济人”和成本收益分析的解释理论也为国内学界所接受和认可。
除股东本身出于经济考量外，代表诉讼之所以大量产生还有另一原因，即律师的作用。韦斯特指出，与美国类似，日本的律师出于经济诱因考虑，也会推动代表诉讼。尤其是在保护投资者权益组织Kabunushi Onbuzuman成立以后，该组织的律师成员为从诉讼中获取利益，极力鼓动股东提起代表诉讼。[20]然而，这种基于“理性经济人”和成本收益分析的理论真能解释日本代表诉讼沉睡的35年和随后井喷式的增长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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