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之同步的是中国的教育改革，而这也恰恰是我由初中稀里糊涂升高中，进而懵懵懂懂地上大学，继而又跌跌撞撞地在教学岗位上摸爬滚打的三十年，亲历了语文教改的点点滴滴，感受了社会的风云变幻，体味了其中的五色杂陈和酸甜苦辣。其中，最令我困惑的就是标准化试题的实施。
三年师专毕业后，本来是可以分配到首府大都市的，但我却做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很“愚蠢”的决定。因为不喜欢那种人多，街道脏乱、狭小的感觉，就要求留在了读大学所在的小城市，顺理成章地当了一所学校的老师。
由于大学学习成绩好，我被直接分配进入了高中部教学。同现在一样，每个单元结束后要进行考试，我跟着老教师们学会了出考试卷，学会了用钢板刻蜡纸交给油印室印刷。我自己那笔臭字，也就是在刻钢板中得到了训练，居然渐渐写得有些样子了。那时的考试卷，基础知识多用填空的形式，比如字音、字形的考查，词语的解释、运用，还有背诵默写，等等。一套试题的主要考查形式就是填空、简答、分析、写作四种样式。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出现了标准化试题。当初，刚一接触这种试题形式时，我们觉得还是很不错的。例如，单是前两小题关于字音、字形的考查，过去常常只能各出6个或8个，最多也不过10个，但是，借助标准化试题以后，每道小题分AB C D 4组，每组4个就可以考查16个知识点。如果再狠一些，甚至达到20个。用这种题型，从考试内容来看，考核面一下子扩大了许多，但学生的书写量反而降下来了；从试卷的评定来看，减少了阅卷者的主观随意性，增强了评价的客观性，也同时减少了试卷批阅者的工作量。这大概正是这种试题形式引入者的初衷吧？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事与愿违。
凡事有优点，就势必会有弊端。据说，这种标准化试题是从美国引进的，人家的国语或者语言文学教学，没出两年就因为标准化试题的弊端而对其亮起了红灯。但是，由于咱中国人办事太认真，太爱钻牛角尖，又没有真正地学会运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再加上当时刚刚实施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伊始，我们一下子就被别人的技术进步迷花了眼。那份虔诚崇洋之心，使我们在看到老外设立了一套标准的时候，就拼命努力地追呀赶呀，并且精益求精，以发扬光大之。这一学，可就是十多年，最终这把“双刃剑”把我们的语文教学伤得体无完肤。
标准化试题的发展愈演愈烈，仅以1990年的高考试卷为例，卷面总分值为120分，除了写作的三道题目占去54分外，其余66分的测试题目中选择题就达到了58分，比率约为88%，占总分值的48.3%。其中第四大题的现代文阅读共17分，需要学生主观回答的题目仅有3分，而且，考查的仅仅是文章中比喻句本体意义的解说。纵观全卷，基础知识、古代诗歌、文言文，甚至小说选段不一而足，其考查点也大都着眼在“是什么”的考查上，鲜有对“为什么”的思索与探讨，更别说利用开放性命题对学生进行求异思维和个性思维品质的检验了。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____的天空？”这一填空题只有“蓝蓝的、灰灰的、青青的、白白的”四种答案可选的奇谈；也才有了“雪化了变成了什么？”这道题回答“变成春天”就不能得分的怪论。“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都是标准化试题在搞怪。(www.xing528.com)
我站在语文讲坛上面越久，越胆战心惊。那些五花八门的试题样式使我越教越怪异，越教越不会教了。我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只要会写，就应该能选对；反之，只惯于选择的人，不一定会写，并且绝对没有了自我的思考空间。
高考指挥棒使得老师不再注重学生的书写训练，不再注重学生的文化积累，更遑论引导学生对好的文学作品涵泳品味了。老师天天带着学生，在“排列组合”的文字游戏怪圈中打晃，在支离破碎、鸡零狗碎中拾人牙慧、亵渎神明；学生更是懒得动笔，只知愿意轻轻松松地打钩或者选择ABC，不愿思考，不愿多写几个中国字，更别说创造能力的培养了。长此以往，自然带来了学生整体写作水平的下降：语词量极少，错别字极多；大白话入文，书面语与口头语不分；空话套话连篇，毫无真情实感。语文学科特有的思维训练过程荡然无存，文学素养、文化品位更是无从谈起。
语文学科同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灿烂绚丽。学语文，讲究涵泳，讲究语感，讲究思维敏捷、视野开阔、想象丰富、富有创见的灵气。而所有这一切，在标准化试题面前都变成了空谈。更值得忧虑的是，近20年的标准化试题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许多就站在今天的语文讲坛上。纠偏匡正的职责任重而道远！
200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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