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做好人好事”。寒冬腊月，淘厕所。男同学用斧子或钢钎将高高的粪便柱砸下来，女生负责搬运。由于女生力气太小，两手搬不动，就干脆把它们抱起来运出去。大家不管戴没戴手套，因为心中始终站着雷锋那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光辉形象。掰苞米，每个人把着几行，左右穿行一路掰下去。玉米叶子划破了脸，被汗水一浸，刺疼刺疼的。熟透的玉米棒子将手指磨去了皮，每掰一次都火辣辣地疼。大家都隐忍着，因为眼前始终闪现着爬雪山，过草地，与围追堵截的敌人顽强搏斗的红军战士那坚强的身影。还有翻地、撒肥、割麦子、拾棉花……每时每刻都会有邱少云、黄继光、王杰以及龙梅、玉荣这对草原英雄小姐妹与我们的心灵相伴。
课余和上课时间则被老师带领着，在根本不懂得何谓“修正”的情况下，举着小拳头，义正词严地批判修正主义；在一点儿不明白什么是“师道”的迷蒙中，真心诚意地学习黄帅反对“师道尊严”，并且提着糨糊桶认真地贴老师的大字报；在尚不知自己为何物的糊涂中，声嘶力竭地高声倡议：“我们要在这些思想态度有问题的同学背后猛击一掌：‘清醒吧，同学！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了。那样的话，你将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自绝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正是在这样的懵懂中，带着老师的凝重神情和殷切嘱托，带着家长的殷殷期盼，我竟然考上了当时全团范围招生的首届高中重点班，排名十七。接下来的高中学习，直至考上大学，都是得益于我们遇到了一帮好老师。
你很难想象，我的中学老师们来自全国各地。他们中有华北五省区的高考状元，有老牌军校政教系的高才生，有知名教授的高足。其中一些人即使因为各种原因没能上大学，也都是好学上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文革”令他们的人生旅途发生了畸变。在给我们代课后十年左右，他们中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纷纷被调至内地和自治区内各大院校及政府、法律部门，成了这些学校或单位专业领域的中坚力量。时至今日，即使已过退休年龄，还有依然活跃在上海滩的名律师，执教于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
在那样黯淡的人生中，我的老师们仿佛勇追日神的夸父，不懈怠于自己的专业知识。他们更是播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为我们带来了人类的灿烂文明。他们有最超前的意识。即使学无所用时，这些被错划的右派，这些无奈的遣乡者，也还在演算着科学的尺度，思索着生存的要义。他们有最好的教学方法。一旦从各个连队的农工职位调到学校教课，他们就倾尽所学。理化课堂上，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理性的严谨，还有智者的风趣。文史课堂中，你体验到的不单有思接千载、精骛八极的纵横捭阖，还有科学的反省。他们用最纯真、最质朴、最贴切的引导，为我们描绘生存方式不同的状态，替我们详解不同学科的成绩与未来求学、发展兴趣的关系，领我们学唱《卖报歌》《毕业歌》，用报纸将窗户缝儿封严以御寒，真可谓是全方位的关怀与帮助……
仔细思量，他们怎能没有家务的劳累与烦忧？他们又怎会没有情绪的悲哀与沮丧？只不过他们很好地进行了职业与生活的区划，他们用一种雍容的虚怀将历史的悖谬定格为对知识的渴望，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传递。那种挥洒自如、游刃适度的学者风范至今令人心醉。
可惜的是，这一切都是后来我在工作中慢慢领悟的。当时除了听课时的专注，大多数时间还是那样无知无觉，高中的两年学习也是在迷迷瞪瞪中度过，就连文理科分班都是老师代劳，全然没有其他各营各连考来的学生那份自觉与执着。唯一主动的就是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同学们也不知从哪里整来的各种期刊，有破旧不堪的，也有崭新如初的。上课时，就藏在抽斗里以备下课随时瞄几眼；回家时，就压在枕头底下，晚上当夜猫子好好过瘾。那时的《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延河》《译林》《辽宁青年》等杂志为我带来了“伤痕文学”，带来了从未见识过的不一样的世界，也带来了高考预选落榜。我竟然连高考考场都没有进成。接下来整整一个暑假，我参加了团宣传队组织的“文艺骨干训练班”，练功、试唱、排练舞蹈，参加汇报演出，天天忙得不亦乐乎。按照今天的说法，这倒也给我来了一次素质教育，让我增长了不少文艺细胞。最后，在老师和家长的召唤声中又回到了高二（那时的高中是两年制）参加补习。
由于父母工作忙得脱不开身，上大学时，一个被大家叫“王大个子”的叔叔利用出差之便送我。在上大学之前，我离家最远的两次就是到奎屯，一次是作为“文艺骨干训练班”成员随“文艺宣传队”参加农七师汇报演出，另一次就是参加高考。这次上大学虽未出新疆，但是路途遥远，据说要走十几小时。公共汽车在泥土路上颠簸，一阵一阵的尘土在车厢内扬起，呛得人直咳嗽。车子哐当哐当地走了很久，人的身体都要被摇散架了……车行好远了，我问王叔叔：“怎么还不到？”王叔叔指着远处山脚的一处绿洲，说：“那就是安集海。过了那儿，到了沙湾，咱们才走了一半的路——早着呢。”我竟然脱口而出：“咱们回去吧！我不想去上大学了！”这句话今天想来真够“惊天动地”的。要知道正是高考制度的恢复，才使我这个懵懂无知、愚昧短视的小女孩，从偏僻的兵团农场走向了喧嚣的繁华都市，令我的生命轨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与大多数同学不一样的生存体验。我常戏言，爷爷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爸爸是农工出身的干部，我是城里的知识分子：祖孙三代真正演绎了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人生喜剧。(www.xing528.com)
所谓居高声自远。上了大学，在专业课的学习中能够畅游神圣的文学殿堂，感受中外大家的神光异彩自不必说，更主要的是眼界开阔了，阅历也得到了方方面面的丰富，不只是看到了平坦的马路、高耸的楼房，知道了拉条子、凉皮子，学会了喝酸奶、吃烤肉，更有别的许许多多。
文艺理论课上，老师讲到“爱情”这个词，虽然女生们羞趴下了一大片，招致了老师的哂笑，然而，《关雎》的痴情、《氓》的背信、《蒹葭》的迷茫，多多少少撩拨起了我心底那隐隐约约的柔弦。
体育课上，夏季的体操课在国家级裁判的指导下闪展腾挪，冬季的溜冰课在窄窄的溜冰刀上摇摆滚爬；课余的篮球赛事在接传中奔跑挥洒，虽技艺不精，水准平平，在校篮球队只做了个替补队员，但运动的魔性、竞技的魅力却唤醒了沉睡的生机。
每年的迎新年文艺会演，更是由多才多艺的班主任吴土艮领着大家精心准备，而且年年班级总分第一。最难忘的是大一会演，我们跳的《荷花舞》，女伴们服饰典雅，妆容精致，又兼班里的徐长年大才子填词，学校艺术教研室老师伴唱，那叫一个精彩绝伦。小合唱是班主任亲自教唱、编排的经典曲目——《小河淌水》《半个月亮爬上来》，曲调悠扬，感情真挚，使从小跳革命舞蹈、唱政治歌曲的我耳目一新。而大三时参加的学校二百人的合唱团，由于志在夺取全昌吉州大合唱比赛的冠军，那位后来调往北京的指挥老师，也是严格要求，精益求精，《祖国颂》《黄河大合唱》（选段）被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气势，那水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比专业合唱团差。
记得一位国内知名记者，在沿着当年玄奘西天取经之路寻访归来后，阐述了一段感受：在这之前，我认为玄奘取的是有形的“经书”，寻访中渐渐地体会到玄奘取的是一种“经验”，而到最后，则深刻地品味到他取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经历”……
我以为这“经历”才是极其重要的。经历痛苦，经历挫折，经历疑惑，更经历收获；在经历中进步，在经历中成熟，在经历中痛并快乐着，在经历中感受人生的丰富多彩。
2008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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