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拼音文字：政府取消拼音化方向政策

取消汉字，走拼音文字的道路。

这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听到的一句话。这句当时被视若圭臬的口号，现在看来依然是那样令人“惊心动魄”。

其实，这个提法并不新鲜。新中国成立不久，20世纪50年代初就有这样的观点。毛主席说：“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伟大领袖如是说，在当时那可是最高指示。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汉字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学习困难，应用不便。

从学习角度说，它难认、难读、难写、难查、难记；从应用的方面看，它难于排字、打字、拍电报，难于使文字工作机械化、自动化、高速化；总之，难于普及教育，难于提高工作效率。那时刚解放不久，正值全民激情勃发的年代，要想让全民尽快扫盲，要想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势必要进行文字改革。

日本也用汉字，不过汉字中夹有日本的音节字母（假名）。根据日本研究者的比较，由于汉字难于使文字工作机械化、自动化、高速化，日本工作者十个人才抵得上拼音文字工作者一个人。十个人只及一个人，这是何等悬殊的差异！

写了一本《一目了然初阶》，想推行“切音新字”，使老百姓都有知识，中国能变贫弱为富强的卢戆章就曾说过：“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

改，是共识；然而，怎么改，却有不同的看法。

“激进派”依照形意制度—意音制度—拼音制度这个文字发展的基本规律，鉴于两千年来许多民族在采用拉丁字母的时候创造了各种使它适应自己语言特点的方法，认为中国也应走这样一条世界大同的道路。

“反对派”则提出了这样的疑惑：例如茁、淼、逡巡、遐想、悠悠与幽幽等，这类字特别能够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和把人们引入最优美的意境。但是，一旦拼音化，这类汉字就被废除了，那种优美的意境也就消失了。

“理想派”则从保留我们的传统出发，希望创造一个“理想”的方案，重新创造一种“拼音化的新文字”。这种想法如魔术师帽子里的鸽子那样忽然一飞冲天。这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望！

“双文派”却主张实行“two-script system”（文字双轨制）。有“周百科”之称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就有这样一段表述：“汉字改革就是给我们今天使用的方块汉字进行修理和补充，使它学习起来比较容易些，应用起来比较方便些；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采用汉语拼音文字，跟汉字分工并用，各尽所长。”

毋庸讳言，以今天发展辩证的眼光来评价这四类观点，它们优劣自显、各具所长，但又似乎都不尽如人意。

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就给了我们明确的答复：采用拉丁字母拟订一个简单、整齐、适合我们语言特点的拼音方案。这种做法就是希望让世界最通用的字母来为汉语服务。

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又一次提出“取消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也是因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要求打开国门与人沟通的需要。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录入问题更成了走拼音文字道路观点的重要依据。

但是，没过几年竟然传来了令人震惊的喜讯。汉语的输入速度比英语快。当时我没法弄懂更深层次的含义，也谈不上什么社会心理和民族情结，唯一的感觉就是用得好好的东西突然不用了，要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彻底取代，怎么都觉得别扭。而一旦得知咱们的东西并不比人差，甚至还比别人的好，那岂不欢欣鼓舞？原理咱还没法彻底弄懂，但至少知道，五笔字型的输入最多也就是敲五下键盘，可是由五个字母组成的表音文字则很少。这种自豪感，令我在工作时，尤其是讲到《最后一课》时满怀自信。我告诉学生：“我们的汉语言文字才是世界上最优美、最动听、最富有表现力的。”

后来查资料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适应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新形势，我国在拼音化的政策上做了调整。1986年1月，当时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中完全没有提“拼音化方向”，只是谈到了扩大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这意味着，我国政府放弃了汉字“拼音化方向”政策，汉语拼音不再被看作文字，而是仅仅作为一种辅助汉字的工具。汉语拼音化进程来了一个急刹车。

其实，人类的一切改革都是必需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不过这涉及怎么改，怎样才能学习他人以求进步。“法师西洋，自求富强”，这在今天依然是真理。

首先，一个准则就是不能降低水平以图简单化。

中国的文字，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两河流域的“钉头字”和古代埃及人的“圣书字”，早在1500年前就成了化石。汉字却“巍然独存”，一直应用到今天。这个历史奇迹不仅仅反映出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同时，也说明她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包容力。(www.xing528.com)

汉字的顽强生命力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一则是她能够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古今汉语字音的差别很大，但由于两千多年来字形相当稳定，没有太大变化，字义的变化也比较小，所以先秦两汉的古书今天一般人也能部分看懂。如果古书是用拼音文字写的，现代人就根本无法理解了。

再则是字词数量相对较少。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通常在3000到4000个，而表音文字的英语在莎士比亚时代约有3万个单词，莎氏本人能够全部掌握。但是，到了丘吉尔时代，丘氏的单词量依然约3万个，可是那个时候英语已经拥有近百万个单词，更遑论今天几百万的单词量了。从印刷排版看，汉字与拼音文字的页码占比是1∶2.5～3。足以想见，同样的内容量，后者要较汉字成书厚许多。这也是一种浪费。

三则是思维速度快。国际知名语言学大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者之一赵元任先生，曾经比较用英语和汉语背诵乘法口诀的速度，汉语使用了30秒，而英语使用了45秒。

汉语兼收并蓄的力量更不容小觑。我们中华民族本身就特别擅长兼收并蓄：胡琴可以变为国乐，旗袍可以变成汉服；书写工具由毛笔而为金笔（金属笔尖的笔），排版印刷以横排代替竖排；当然，外来字母也可以变成“民族字母”。汉语拼音方案采用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然而，方案的26个汉语拼音字母念起来是两句“七言”，两句“六言”，像一首诗，句句押韵，这绝对是中西合璧式。在汉语的学术论文中，有汉语和阿拉伯数字与西方拼音文字的混用现象，但在英语论文中则找不到一个汉字。有人戏言：中国物理学专家可以凭借他在中学时代的化学基础知识通读化学专家的论文，反之亦然。而英美不同行业的专家要交流他们的学术成果，则一定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第二个准则是运用多元视角，避免盲目崇拜。

毋庸讳言，拉丁字母是人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文字符号，但有没有必要一定将我们古老的语言文字取而代之？

我以为彻底摒弃以至于取缔是绝对不明智的，也是不符合多元化社会特点与需求的。就连自然界的物种我们还要努力保护，追求多样和丰富性，干吗对我们的民族语言却如此苛刻呢？何况她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严峻考验，经历了100多年前列强的攻击，也经受住了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

100年前，全世界都认为汉语是婴儿语。后来，他们才发现原来汉语是进化过的世界最先进的语言。就连1605年那位第一个用罗马（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天主教教士利玛窦先生，也没有为中国创造拼音文字的想法。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方便外国人学习中文。他说，中文是“一世之名文”，而拉丁文竟是“荒外文”。“若其文也，不能及也”，表达的就是“拉丁文远不及中文好”的意思。

凭着这些优势，咱们汉语就有资格成为世界语。但是，我们自己还有不少学者、专家要把汉语拼音化，这可真是步邯郸学步之后尘了。

倘使利玛窦地下有知，不知会有多么抓狂。《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西风东渐，风势转急！蜂拥而来的新教传教士们，用洋字写土话，到处创制“教会方言罗马字”。他们向神圣的汉字开炮，说什么“繁难的汉字是20世纪最有趣的时代错误”。他们又说：“必须用罗马拼音代替汉字。”“我们并不把它看作一种书面语的可怜的代替品，我们要把它看作一种使西方的科学和经验能够对一个民族的发展有帮助的最大贡献。”倘若我们当真走了汉字拼音化的道路，岂不是长了他人的志气，灭了自己的威风。这事咱可真不能干！

更何况，退一万步讲，世间一切事物，快了就一定好吗？以现代的发展观点看来，人类在追求高速度的同时，往往失去了自我，迷失了生命的要义，没有了品味、咀嚼生活本真的乐趣。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曾对他的女儿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她的每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不仅如此，我们的文字读来抑扬顿挫，一字一顿首，三字一摆尾，平平仄仄中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休闲。个中滋味，只有咱中国人才有福气享受。鲁迅笔下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那位极方正、质朴、博学的老先生给所有读过那篇文章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读书入神的时候，“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许多留洋学者出国多年，也没有见识过哪个读洋文读得摇头晃脑、自得其乐的外国人。

汉语言文字，咱还是好好地留着它，细细地品味，认真地享受吧。

2008年10月

著名作家张之路先生点评

杨丽霞老师的《汉语言文字的变革波澜》是一篇不错的随笔式论文。说它不错，因为它一开始就很吸引人。一句话说出了一个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人都感兴趣的话题，还有点儿悬念！接下来，她把双方论点都“公平”地摆给读者，基本没有褒贬。而且，在引用双方论据的时候也是讲事实、讲历史、讲评价！这就让人信服，结果会使文章更加有理有力。

文章内容饱满，叙述清晰，而不空洞。

文章语言平实，语气平和中带着作者的观点和感情。没有那种故作玄虚、让人读来费劲的所谓“理论语言”和强加于人的态度。

这篇论文可能不是课堂上讲述的内容，但是它体现的见地和思考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该具备的，尤其是一个优秀语文老师该具备的。因此，我更加肯定它。至于学术观点的争论那是正常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