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西方：历史考验与未来挑战或伊斯兰与西方文明

历史上，伊斯兰教与我们西方社会曾有过连续多次的作用与反作用，它们有着不同的情况，双方的角色也曾互换。

它们之间的第一次相遇发生于西方社会的幼年，而伊斯兰教已是处在英雄时代的阿拉伯人的一种杰出宗教。阿拉伯人刚刚征服和重聚了中东那些古代文明的疆域，他们正试图将这个帝国扩大为一个世界国家。在这第一次相遇中，穆斯林几乎蔓延了西方社会原来疆域的一半，差一点就让他们自己成为整个西方社会的主人。实际上，他们拿下和占有了非洲西北部、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人的“哥特”（比利牛斯山与罗讷河口之间的朗格多克海岸一带）。一个半世纪后，当我们初生的西方文明遭遇到卡洛林帝国崩溃后的倒退，穆斯林再次从非洲的行动基地前来进攻，这一次也差一点成了意大利的主人。从那以后，西方文明克服了过早夭折的危险，进入到茁壮成长期，而似乎要形成的伊斯兰世界国家却走向了它的衰落，局势转过来了。西方人开始进攻，战线从地中海的这一端延伸至那一端，从伊比利亚半岛穿过西西里直至叙利亚的“海外省”；伊斯兰教受到了一方面是十字军，另一方面是中亚游牧民族的同时进攻，被逼入绝境，如同基督教世界几个世纪之前被迫面对北欧海盗和阿拉伯人两条战线同时进攻而陷入绝境一样。

在这场生死之战中，如同此前的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也成功地生存了下来。中亚入侵者皈依过来，法兰克人入侵者则被赶走。就土地而言，十字军东征唯一持久的收获就是西西里和安达卢西亚这两个伊斯兰疆域的边远部分被并入西方世界。当然，十字军对伊斯兰教暂时政治上的占领，其持久的经济和文化影响要重要得多。在经济和文化上，被征服的伊斯兰教反而俘获了它那野蛮的征服者，将自身文明的艺术引入到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粗糙生活之中。在一些实际领域如建筑，这种伊斯兰教影响在西方所称的“中世纪”时代弥漫到整个西方世界。在西西里和安达卢西亚这两块已被永久征服的土地上，阿拉伯帝国如今有了西方的“继任国家”，伊斯兰教对它们的影响自然就更为宽广深远。然而，这并非戏剧的最后一幕。中世纪的西方想要根除伊斯兰教是明显地失败了，就如同此前阿拉伯帝国的创建者们想要夺走一个初生的西方文明的摇篮也明显失败了一样。于是，再一次地，这次未能成功的进攻激发了对方的反击。这一次，代表伊斯兰教的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中亚游牧民族的土耳其人后代，他们征服和重聚了基督教正教世界的疆域，然后想将这个帝国延伸成为一个阿拉伯和罗马模式的世界国家。在十字军东征最后一次失败之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历史的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抵御着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进攻，这不仅仅是在地中海原来那条海洋战线上，而且也是在多瑙河流域这个新的陆地战线上。然而，这种防守策略与其说是一种承认的虚弱，倒不如说是基本层面上一种半无意识的战略的精巧显示，因为西方人想方设法只使用不多精力就让奥斯曼的进攻停止了。伊斯兰教的一半精力已经在这种地方性的边界战争中耗尽，西方人就使出他们的力量来让自己成为海洋的主人，从而也就是世界的潜在主人。所以，他们不仅抢先于穆斯林发现和占据了美洲，而且进入到穆斯林在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热带非洲的未来继承之地，在包围了伊斯兰世界，将自己的网撒在它上面之后，最后又继续到这个老对手的老巢去攻击它。

近代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同心圆进攻，开创了这两个文明现在的相遇。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一个更大更野心勃勃之运动的一部分。在这个运动中，西方的目标就是将整个人类融入一个单一的庞大社会，控制地球上的一切事物、空气和海洋，因为人们靠着现代西方技术手段能够利用这一切。西方现在对伊斯兰教所做之事，也同时对其他留存下来的文明——正教、印度教和远东世界——做着，对那些留存下来的原始社会做着，这些原始社会即使是在它们热带非洲的最后要塞现在也陷入了绝境。所以，伊斯兰教与西方的当代相遇，不仅比它们以往接触的任何阶段都要更为活跃和紧密，而且更成为西方人要“西方化”这个世界的一个典型事件。即使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的历史中，这个西方化的势头也可能会是最重大而且几乎肯定是最让人感兴趣的特征。

所以，伊斯兰教就再一次走投无路地面对西方。而且，较之即使是十字军东征那个最为关键的时候，这次情况也对它更为不利，因为现代西方不仅在武器上优越于它，并且在经济民生技术上也超过它，而军事科学最终是依赖于此的，更重要的是西方在精神文化上也占优势——可以创造并维持被称作文明的外向显示的向心力。

任何时候，当一个文明发现自己处在与另一个文明相对峙的这种危险状态中，有两种方法可供它选择以应对这种挑战。在今天伊斯兰教对西方压力的回应中，这两种方法的明显例证我们都可以看到。古代的希腊文明与叙利亚文明相遇时曾出现过相似的局面，由此形成了一些相关的表述，我们拿来用于今天的局势，既有依据也很方便。在基督纪元开始前后的那些世纪中，由于希腊文化的影响，犹太人（我们或许还可以加上伊朗人和埃及人）分裂成了两个派别：一派是“狂热派”，另一派是“希律派”。

“狂热派”是那种避开不熟悉事物而进入熟悉事物的人，当他与一个战术高超、使用可怕的新式武器的陌生人作战，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他的反应就是极其规矩地使用自己的传统战术。事实上，“狂热主义”可以描述为因外来压力而唤起的拟古主义，它在当代伊斯兰世界中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北非的塞努西派和阿拉伯中部的瓦哈比派这样的“清教徒”。

关于伊斯兰教的“狂热派”，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他们的大本营是在土地贫瘠而又人口稀少的地区，远离现代世界那些主要的国际通道，西方势力一直对这些地方不感兴趣，直至晚近石油时代的到来。到现在为止，证明着这条规则的例外是从1883年至1898年统治着东苏丹的马赫迪派运动。当西方势力把“开发非洲”抓到手后，苏丹的马赫迪派领袖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横跨上尼罗河水道建立了他自己的控制。在这样一个尴尬的地理位置，苏丹马赫迪派的哈里发与一股西方力量相撞，马赫迪派使用古代武器来对付现代武器，结果彻底被打败。我们可以把马赫迪派这件事与马加比家族[60]在希腊文化压力暂缓期间的短暂胜利做一比较——在罗马人推翻了塞琉古帝国却还没有取而代之的这个时期，犹太人享受了这种缓解。我们或许可以推论，如同罗马人在基督纪元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世纪推翻了犹太人的“狂热派”一样，如果瓦哈比派的“狂热派”成为一个够大的麻烦，值得下功夫去镇压了，那今天西方世界的一些大国——比如说美国——现在就可以在它选择的任何时候来推翻它。比如，设想沙特阿拉伯政府由于它那些狂热追随者的压力，在石油开采特许权上向西方提出过分的要求，或者是要完全禁止西方对其石油资源的开采。晚近对它干燥沙漠底下隐藏财富的发现，绝对是对阿拉伯独立的一种威胁，因为西方现在已经掌握了如何使用自己的技术发明来征服这片沙漠——铁路和装甲车辆、能够如同蜈蚣一样在沙丘上爬行的拖拉机、可以像秃鹫一样在沙丘上空滑行的飞机。的确，在摩洛哥的里夫和阿特拉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印度西北边界，西方都展示了它征服此类伊斯兰教“狂热派”的能力，而进入沙漠比对付他们要轻松得多。在这些山区要塞，法国人和英国人与高地人相遇并击败他们——尽管这些高地人获得了部分现代西方轻型武器，并学会了怎样在自己的地面上发挥自身优势来使用它们。

当然，装备了不冒烟的急射步枪的“狂热派”就已不再是纯正的“狂热派”，因为只要他们采用了西方武器，他们也就踏上了一片不神圣不虔诚的土地。无疑，如果他们想想这一点会怎么样——他们大概很少去想，因为“狂热派”的行为本质上是非理性和本能的。他们会在心里说他们走多远然后就不再深入，对西方军事技术的采用只要能够把入侵的西方力量挡在外面就足够了，他们将把因此而得到保卫的自由用于在所有其他方面“保持伊斯兰教律法”，并因此而继续赢得神对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赐福。

这种心理状态可以由一场对话看出来，这场对话发生于19世纪，一方是萨那的扎伊迪·伊玛目·叶海亚，另一方是一位英国使节，他前来说服这位伊玛目和平地归还英国亚丁保护国的一部分，这位伊玛目在1914年至1918年的大战中占据了它，从那以后就拒绝撤出，尽管他的奥斯曼君王已经被击败。这次使命达不到目的已是很明显了，在与这位伊玛目最后一次见面时，这位英国使节希望能让谈话有一个转变，开始恭维伊玛目的新式军队的雄壮军威。看到伊玛目欣然接受，他继续说：

“我想你还会采纳其他的西方军事制度？”

“我想我不会的。”伊玛目微笑着说。

“噢，真的吗？这很有意思。我能不能斗胆问问原因？”

“好吧，我不觉得自己会喜欢其他的西方制度。”伊玛目说。

“真的？比如说哪些制度呢？”

“嗯，比如说议会。”伊玛目说，“我喜欢我自己就是政府。我会觉得议会很烦人。”

“是吗？说到这个，”英国人说，“我可以向你保证，负责任的代议制政府并不是西方文明组织运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看看意大利，它就放弃了这个，可它是西方大国之一。”

“好吧，还有酒精，”伊玛目说，“我不想看到它被弄到我的国家来，目前很幸运我们这里还几乎无人知道它。”

“合情合理。”英国人说，“但是，如果说到这个，我可以向你保证，酒精也决非西方文明不可缺少的附属物。看看美国，它就不要这个，它也是西方大国之一。”

“好吧，不管怎样，”伊玛目说，脸上露出一种暗示谈话可以结束的微笑，“我不喜欢议会和酒精，以及这类事物。”

英国人弄不明白，说出最后这一句时的结束微笑中是否有某种幽默的暗示，但不管是什么，最后这一句触及了核心，询问萨那是否可能有更多的西式创新，它的切题超过了伊玛目愿意去承认的。事实上，最后这一句表明这位伊玛目是在遥望中，他将西方文明视为一种整体的、不能分割的、遥远的东西，并且认识到了它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在西方人眼中显得彼此毫不相干，但伊玛目则认为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之整体的有机联系的部分。所以，在他默许采用西方军事技术的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就已为他人民的生活引入了一个楔子的尖端，这东西到时候会无情地使他们严密坚实的传统伊斯兰教文明裂开，化为碎片。他已经开始了一场文化革命，它将使得这些亚曼尼特人（Yamanites）最终没有别的选择，唯有用完全现成的一套西方衣服来遮盖他们的裸体。如果这位伊玛目遇到了他的印度同时代人甘地先生，甘地就会这样告诉他。这样的预言也会被以下的事实所证实：有一些伊斯兰民族在几代人之前就将自身暴露于“西方化”的隐伏过程。

同样，这也可以在一份关于1839年埃及状况的报告中看到，这份报告是由约翰·鲍林博士为英国外相巴麦尊[61]准备的，时间是西方外交中的“东方问题”持续出现危机的前夕，也是一位奥斯曼政治家穆罕默德·阿里（Mehmed Ali）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之际，他统治埃及并对埃及民众的生活全面实施“西方化”已经三十五年了。在这份报告中，鲍林博士记录了自己看到的一个惊人事实——当时埃及仅有的一所供穆斯林女性使用的妇产科医院，竟然是在穆罕默德·阿里位于亚历山大港的海军造船厂里面。他也解开了其中的原因。穆罕默德·阿里想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一个独立角色，要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必备条件就是拥有一支有效的陆军和海军。所谓有效的海军，就是要以当时的西方模式来建设。西方海军建设的军事技术只能由从西方国家引进的专家来实施和传授，但这类专家却不愿意为埃及阿里服务，哪怕经济报酬很丰厚也不来，除非是能够保证向他们的家庭和下属提供充足的生活福利，达到他们在自己的西方家中所习惯拥有的水准。按照他们的理解，生活福利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由受过训练的西方医护人员提供医疗服务。所以，没有医院就免谈造船厂。从一开始起，有着西方医护人员的一所医院就与这家造船厂联系在一起了。然而，造船厂里的西方人员数量很少，医院的医护人员整天无所事事，闲极无聊；而埃及本地人众多，妇女生孩子又是最为繁忙的医疗业务。于是，一所收治埃及女性的妇产科医院就在一家由西方专家管理的海军造船厂内诞生了。

这就让我们思考，面对外来文明压力的挑战，能够选择的回应是什么？如果说，萨那的扎伊迪·伊玛目·叶海亚代表着现代伊斯兰教中的“狂热派”（至少代表着坚信需要保持警惕的“狂热派”）；那么，穆罕默德·阿里就是“希律派”的一位代表，他的天赋使他能够与此派名称之由来的希律齐名。穆罕默德·阿里事实上并非伊斯兰教中出现的第一位“希律派”，然而，他却是第一位能够以“希律派”精神行事而不受惩罚者。在他之前，曾有一位穆斯林政治家这样做过，这位不幸的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三世因此而死去。穆罕默德·阿里也是以“希律派”精神行事而稳固取得实质性成功的第一人。这与他的同时代的另一位宗主国君主——君士坦丁堡的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的被征服生涯形成了鲜明对比。

抵御未知事物之危险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去掌握它的秘密，“希律派”就是依据这样一种原则来行事的人。当他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武艺更高、武器更好的对手而处于窘况时，他的反应是放弃自己传统的兵法，去学习用对手的战术和武器来与对手作战。如果说“狂热派”是因外来压力而激起的一种拟古主义，那么“希律派”就是因相同的外部力量而激起的一种世界主义。所以，现代伊斯兰教“狂热派”的大本营位于内志以及撒哈拉沙漠的荒凉草原和绿洲，而现代伊斯兰教“希律派”——它在同一个时代因同样那些力量而激发出来，但在时间上要早一个半世纪，是从塞利姆三世和穆罕默德·阿里的时代起——的中心却是在君士坦丁堡和开罗，这并不是偶然的。从地理上说，在现代伊斯兰教的范围内，君士坦丁堡和开罗代表了一极，与之相对的另一极是瓦哈比派在内志草原上的利雅得都城和塞努西派在库法拉的大本营。作为伊斯兰教“狂热派”要塞的绿洲难以接近，成为了伊斯兰教“希律派”温床的君士坦丁堡和开罗这两座城市，则位于或靠近黑海海峡和苏伊士地峡这样的天然国际通道。由于这个原因以及以这两个城市为首都的这两个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和经济财富，从现代西方开始把它的网围住伊斯兰教的大本营起，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就对各种西方力量形成了最强的吸引力。

当一个社会因优势的异质力量的影响而被置于防守位置时，上述两种可供选择的回应会被激发出来。不言而喻，二者之中“希律派”的回应要有效得多。“狂热派”想回到以往寻找防护，这如同一只鸵鸟把头埋在沙中来躲避追它的人；“希律派”则勇敢面对当下去探索未来。“狂热派”以本能来行动，“希律派”则靠理性。事实上，“希律派”必须把智力和意志结合在一起才能克服自己身上的“狂热派”冲动。因为面对这种对“狂热派”和“希律派”的共同挑战，“狂热派”的冲动是人之本性正常的第一自发反应。能够转到“希律派”，就其本身而言，是一种性格的标志（尽管并不必然就是一种和蔼可亲的性格），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在现代西方挑战过的所有非西方民族中，日本人也许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为成功的“希律派”典型，而此前从1630年代到1860年代，他们一直是“狂热派”的最佳典型。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性格的民族，日本人曾把“狂热派”的那种回应做到了最好；也是基于这样的性格，当严酷的事实最终让他们相信坚持这样一种回应将会把他们带入灾难时，他们就有意识地改变，转到“希律派”的航向上来鼓满他们船只的风帆前行。

然而，对于整个当代世界面临的这个无情的“西方问题”，尽管“希律派”的回应比“狂热派”要不可比拟地有效得多，但它也没有真正提供一种解决方案。这是因为它是一种危险的游戏；或者改变我们的比喻，它是在渡过一条急流时交换马匹，如果骑者未能在新的马鞍上找到自己的座位，就会被急流冲下而淹死——等候“狂热派”的就是这个结局，他们使用矛和盾却谴责机关枪。渡过这条激流是十分危险的，许多人在路上遭到了毁灭。比如，在埃及和土耳其——这是伊斯兰教“希律派”开拓者进行试验的两个国家，对于那些“知名前辈”遗赠下来的这个异乎寻常困难的任务，“后辈英雄”被证明很难胜任。结果就是这两个国家的“希律派”运动都陷入了困境，这距离它的开启之时——也就是19世纪最后25年靠前的那些岁月——还不到100年，而这种挫折带来的不同形式的萎缩、迟滞效应，在这两个国家的生活中仍然是痛苦可见。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今天的土耳其，或许可以分辨出“希律派道路”的两个更为严重的内在弱点。它的领导人在用一种英雄般的精心杰作克服了哈米迪人的倒退后，将“希律派道路”带向了一场革命的逻辑结论，这场革命的坚决彻底甚至使得日本在7世纪和19世纪的那两场典型革命相形见绌。在土耳其，这场革命不是将自己界定于某个层面——比如我们西方依次的经济、政治、审美和宗教革命，而是在所有这些层面同时发生，所以就从社会经验与活动的高度、深度上震撼了土耳其民众的整个生活。(www.xing528.com)

土耳其人不仅改变了他们的宪法（这是相对简单之事，至少就宪法的形式而言如此），而且这个不成熟的土耳其共和国废弃了伊斯兰教信仰的防护，废除了它的“哈里发”职位，没收了伊斯兰教教会的财产，解散了寺院；去掉了女性脸上的面纱——也就是否定了面纱所意味的一切；强迫男性戴有边的帽子，这不但使他们与不信仰伊斯兰教者难以区分，而且也使他们不能去做完整的伊斯兰教传统的祈祷，因为那需要祈祷者用前额触碰清真寺的地面；逐字翻译瑞士的民事法典，改编意大利的刑事法典，并将它们引入土耳其，用国民议会的投票让这二者生效，从而彻底清除了伊斯兰教律法；将阿拉伯字母换成了拉丁字母——如果不丢弃老的奥斯曼文化遗产的主体，这个改变是不可能进行的。所有改变中最值得注意也最鲁莽的是：发生在土耳其的这种“希律派”革命把一种新的社会理想摆在了他们民众的面前——激励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把心思放在做农夫、战士和统治者上，而是去搞商业和工业，并且证明说，只要他们去尝试，在那些他们原来传统鄙夷而不屑去竞争的领域，他们就可以从容自若地与西方人对抗，可以与西方化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或犹太人对抗。

土耳其的“希律派”革命以这样一种精神来进行，有如此严峻的不利因素，要面对如此沉重的失败概率，任何大度的观察家都会体谅它的过失甚至是它的罪过，希望它在它这个可怕的任务中成功。“这般辛苦千万不要落空”——对于一位西方观察家来说，如果挑剔或嘲笑就特别不厚道。因为不管怎样，这些土耳其“希律派”是要努力改变他们的民众和他们的国家——从伊斯兰教与西方第一次相遇以来，我们就总是谴责他们由于天性而不能做出这种改变；他们一直在努力，然后在土耳其制作了一个西方民族和西方国家的复制品。然而，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这个目标，我们就禁不住去想，为了努力达到这个目标而付出的劳作和辛苦，是否真的值得？

无疑，我们并不喜欢那些粗暴的老式土耳其“狂热派”，他们以一种法利赛人每天感谢上帝幸亏他不是其他人那样的姿态来嘲笑我们。只要他们骄傲于自己是“特殊的人”，我们就让他们的特殊性可憎而使我们自己瞧不起他们的骄傲，所以我们称他们为“无法交流的土耳其人”，直至我们穿透他们的心理铠甲，激励他们进入“希律派”的革命，他们现在在我们眼皮底下把它完成了。然而如今，在我们责难的刺激之下，他们已经改变了调子，寻找一切手段让自己与周围的民族无从区分，但我们就很窘迫了，甚至倾向于发怒——如同以色列人承认他们想要一位国王的动机粗俗时，撒母耳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土耳其人新的抱怨，至少是不厚道的。他们受到我们这种责难可能会反唇相讥：不管他们做什么，在我们眼中都不对。他们可能引用我们的圣经来反驳我们：“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却不跳舞；我们对你们哀悼，你们却不哭泣。”然而，事情的进度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的批评既不厚道，而且也仅仅是一种吹毛求疵或言不及义。无论如何，如果这种劳作被证明并非虚空，如果这些彻底的土耳其“希律派”的目标在最大的可能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文明的遗产会得到什么增添呢？

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希律派”的两个内在弱点就展示出来了。它们中的第一个就是“希律派道路”依推测而言，是模仿性的，而非原创性的。所以，即使它成功了，也只是简单地扩大了所模仿社会的千篇一律产物的数量而已，而不是释放出人类精神中新的创造能量。第二个弱点是“希律派道路”这种并非出自原创的成功最多也只能给任何走上这条道路的社群中的一小部分带来拯救——甚至仅仅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拯救。大多数人不会期待成为这个模仿文明的统治阶级的被动成员，他们的命运就是扩充这个模仿文明的无产阶级的队伍。墨索里尼曾经尖刻地评论说，如同有无产阶级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个人一样，也有无产阶级的民族。显然，当代世界那些非西方的民族是可能进入他这个范畴的，即使它们以“希律派道路”的杰作成功地将自己的国家向外转变为西方模式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并与它们的西方姊妹交往，成为一个包括一切的国际社会中自由平等的成员，也仍然如此。

所以，在考虑这篇文章的主题时——即伊斯兰教与西方现在的相遇可能产生的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我们可能忽略伊斯兰教“狂热派”和“希律派”到现在为止在它们各自反应上所获得成功的程度，这种程度也是它们本身所允许的程度，因为它们最大可能的成功无非是物质生存的消极实现。那些为数很少，避免了灭绝的“狂热派”变成了一种文明的化石，这文明存活的力量已经熄灭；为数很多的“希律派”避免了下沉，成为了它吸收的一种活着的文明的仿本。它们之中无一处于这样一个位置：即可以为这个活着的文明的进一步成长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我们可能偶然地注意到，在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现代相遇中，“希律派”的回应与“狂热派”的回应有几次实际上彼此相撞，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抵消。穆罕默德·阿里第一次使用他的新型“西式”军队，就是攻打瓦哈比派，平定他们狂热的第一次爆发。两代人之后，东苏丹的埃及人政权遭到了马赫迪派的起义反抗，最早的“希律派”努力——要让埃及成为“现代世界的紧张环境中”政治上能够独立的国家——因此受到致命一击，这些促成了英国军队1882年的占领，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政治后果。

同样，在我们的时代，阿富汗末代国王做出决定，要与“狂热派”的传统决裂——这个传统从1838年至1842年的英—阿战争以来就一直是阿富汗政策的主旨，这很可能就决定了靠近印度西北边界一带的“狂热派”部落的命运。尽管阿马纳拉国王的急躁很快就让他失去了自己的王位，并激起了他原来臣民中的“狂热派”反应，但仍然可以很保险地预言，他的继任者们还会沿着这同一条“希律派”道路前行——更为缓慢也更有把握地前行。“希律派”道路在阿富汗的拓展给那些部落带来了厄运。只要这些部落身后存在一个针对西方压力而制定政策并与它们凭本能做出的回应相一致的阿富汗，它们就能够继续无忧地走那条“狂热派”的道路。现在，它们被两股力量夹在中间了，一方如以前一样还是印度，另一方是已经走了“希律派”道路的阿富汗。这些部落看来迟早要在归顺或灭亡这二者之中做一个选择。顺便还可以注意一点：当“希律派”与自己家庭中的“狂热派”发生冲突时，通常会比西方人更残忍无情地去处置。西方人是用皮鞭惩罚伊斯兰教“狂热派”，而伊斯兰教“希律派”则是用毒蝎来惩罚他们。阿马纳拉国王1924年镇压帕坦人的叛乱，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总统1925年镇压库尔德人反叛，其可怕程度都与一种较为人性的方式形成了惊人的对比——也就是这一时期，英国人将一些反抗的库尔德人强行并入当时为英国托管的伊拉克疆域，将一些帕坦人强行并入当时是英属印度的西北边境省份所使用的方式。

我们的探究会导致我们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我们能否得出结论说，有鉴于成功的伊斯兰教“希律派”和成功的伊斯兰教“狂热派”都可以被忽略，所以现在的伊斯兰教与西方的相遇对人类的未来不会有任何影响？决不能这样。因为如果排除了对成功的“希律派”和成功的“狂热派”的考虑，我们面对的就只有伊斯兰教社会成员中的很小一部分了。它的大部分人的命运——我们上文已经提及，既不是灭绝，也不是石化，也不是被同化，而是被淹没，沉入到巨大的、世界性的、无所不在的无产阶级之中，这就是世界“西方化”最为不祥的副产品之一。

初看起来，穆斯林的主体在一个“西方化”世界中的这样一幅未来景象，似乎就结束了我们对该问题的回答，而且其意义与以前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确信“希律派”穆斯林和“狂热派”穆斯林在文化上难以延续，我们就不能确信“无产阶级”穆斯林更不必说也具有这同样的致命缺陷吗？的确，初想时很少有人会不同意这个结论。我们能够想象主要的“希律派”如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总统和主要的“狂热派”如“高贵的塞努西”同意与文明的西方殖民地管理者如克罗默爵士或利奥泰将军一致惊呼“岂能期待从埃及的农夫或君士坦丁堡的搬运工处得到对文明的任何创造性贡献？”同样，在基督纪元的早期岁月，当叙利亚感觉到希腊的压力，希律安提帕和迦玛列以及其他狂热的丢大人和在迦玛列记忆中已经被剑所灭的犹太人，也几乎可以肯定会与一位希腊诗人——尤其是东部的，比如加大拉的梅利埃格或一位罗马行省的总督如加里奥以同样的讥讽口气一起惊呼：“能有什么好东西出自拿撒勒？”现在，当把问题放在一种历史形式之中，我们对这个答案就不会有怀疑了，因为希腊文明和叙利亚文明都走过了它们的路程，它们之间关系的故事我们也是从头到尾都知道。现在这个答案是如此熟悉，它要求我们要做一定的想象努力才能认识到，对于这个问题最早被提出时的那些聪明希腊人、罗马人、以土买人和犹太人来说，历史的这个结论非常惊人甚至令人震撼。基于他们大不相同的立场，他们恐怕不会对别的任何事情达成一致看法，但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共同的断然而轻蔑的“不”。

根据历史来看，如果我们把创造力的展现作为我们的善之标准，我们会感觉他们的回答是很滑稽的错误。由希腊文明闯入叙利亚文明、伊朗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印度文明而引发的文明冲突（pammixia），这种混血儿众所周知的不育看来传给了希腊社会的统治阶级，以及那些在“希律派”或“狂热派”道路上走到底的东方人。这个希腊—东方的世界性社会在一个范围内能够毋庸置疑地避免这种命运，这就是东方下层阶级的下层社会，而拿撒勒就是它的一种类型和象征。由这个下层社会而来，处于一些显然不利的条件之下，一批人类精神迄今为止所实现的最为强大的创造——一群较高级的宗教就出现了。它们的声音传到了所有地方，至今还在我们耳中回响；它们的名称就是力量的名称：基督教、密特拉教和摩尼教；对母亲和她死而复生的丈夫—儿子——这有着西布莉—伊希斯和阿提斯—奥西里斯的不同名称——的礼拜；对天体的崇拜；佛教的大乘派，它随着自己的传播而改变，在伊朗和叙利亚的影响下由一种哲学变成了一种宗教，带着由希腊灵感而来的一种新艺术所表达的印度思想而照耀到远东。如果这些先例对我们有任何意义的话——它们是我们仅有的一些可以照亮覆盖着我们未来的黑暗的光束，它们就预示着伊斯兰教在进入我们近代西方文明的下层阶级的下层社会之后，可能最终会与印度、远东和俄罗斯竞争影响未来的这个荣誉，其影响方式可能超过了我们的理解。

的确，处在西方的影响之下，伊斯兰教幽深性早已经活跃起来，即使是在这些早期岁月，我们也可以分辨出一些精神的运动，它们可能会令人信服地成为一些新的较高宗教的胚胎。来自阿克里和拉合尔的巴哈教派和艾哈迈迪教派已经派出它们的使者来到欧洲和美国，它们会出现在当代西方观察家们的脑中；但是，就预言这一点而言，我们已经抵达了我们的赫拉克勒斯之柱，那位谨慎的探险者会停住他的行程，克制住扬帆驶入一片未来之海的冲动，对于那片未来之海他只知道一些最为粗泛的方位。我们可以推测将要到来之物的大致形状而获益，我们可以预见很短距离之内的某些要来之事的确切影子，作为我们引路之光的这些历史先例告诉我们，不同文明碰撞而生的那些宗教需要很多世纪才能生长成熟，所以，在必将如此漫长的一场竞赛中，一匹黑马常常就是胜利者。

从亚历山大大帝穿过达达尼尔海峡的那一年，到君士坦丁给基督教以公开赞助的这一年，中间相隔六个半世纪；从印度的希腊统治者米南德向印度的佛教圣人提了“何者为真？”问题的那个时代，到第一批中国朝圣者前往比哈尔（Bihar）的佛教圣地的这个时代，中间相隔五个半世纪。以此类推，西方对伊斯兰教的现代影响——它开始让自己的压力被感觉到仅仅不过150多年，在我们能够清晰预见的时间范围内，显然不可能产生与之相比的影响。所以，任何想要预测这些可能效果的尝试也许都只是一种无益的幻想练习。

不过，我们可以分辨出伊斯兰教的一些原则，如果这些原则被用来影响新的世界性下层阶级的社会生活，可能会对不远将来的“伟大社会”产生一些重要的有益影响。在这种世界性下层阶级与我们现代西方社会的关系中，现在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危险来源，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物质上的，前者是种族意识，后者是酒精。与这两个邪恶进行斗争时，如果伊斯兰教精神被接受的话，就可以发挥它已被证明的较高的道德价值和社会价值。

穆斯林之间种族意识的消亡，这是伊斯兰教的杰出道德成就之一。在当代世界中，正是迫切需要这种伊斯兰教美德的传播。尽管历史的记录整体而言似乎显示，在人类持续的异血缘交配中种族意识并非规则而只是例外，但它对于现在的情况而言却是致命性的——晚近这四个世纪几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中，那些赢得了——至少是现在赢得了——地球遗产的最大份额的民族，它们已感觉到了——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了——种族意识的存在。

尽管在某些方面，对这些讲英语的民族的胜利回顾可以评判为是对人类的一种赐福，但在种族意识这件危险之事上，却很难否认这胜利是一种灾难。那些在海外新世界树立了自身的讲英语的民族，总体而言不是一些“会交际者”。它们通常是清除了它们那些原始的前任，而在那些或者是允许一些原始人口留存的地方——比如南非，或者是从别处输入原始“劳动力”的地方——比如北美，发展出一种日趋瘫痪制度的雏形。在印度，这种制度经历许多个世纪已经发展至成熟，这就是我们深感悲伤和谴责的“种姓”制度。而且，或是消灭或是隔离，这种选择是排他性的。这种政策是为了避免实施这种做法的共同体社会生活的分裂，但付出的代价则是导致了排除种族与被排除种族之间同样危险的国际紧张状态，尤其是当这种政策用于那些并非原始民族而是文明民族如印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这类外族身上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英语民族的胜利就给人类带来了一个“种族问题”。18世纪争夺印度和北美的拥有权，如果是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获胜，这个问题本来几乎不会出现，至少不会是现在这样严峻和遍及如此广阔的区域。

现在的情况是种族偏狭的例子越来越多，如果它们对待“种族问题”的这种态度盛行起来，最终可能导致普遍的灾难。然而，种族宽容的力量——它现在看来在一场极为重要的人类精神之战中处于下风，如果有某种迄今为止尚为备用的与种族意识作战的强大影响加入到力量对比中来，它仍然是可以重新取胜的。可以想象，伊斯兰教的精神会是一种适时的增援，它将决定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宽容与和平。

就酒精之恶而言，它在被西方势力“打开”的热带地区的原始人口中为害最烈。尽管西方公众舆论中较为文明的那一部分长期以来都清楚这种邪恶，一直在发挥影响与它作战，但它有效行动的力量却是相当狭窄地受到了限制。西方公众舆论只能在一件事情上采取行动，那就是对西方国家的热带属国的西方管理者施加影响。尽管在这方面较为仁慈的管理行为一直有国际协定的强调，现在还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得到了强化和扩展，但有一个事实是不能改变的：由外部权威施加的即使是最具政治家风度的预防措施也无法将一个共同体从社会恶俗中解放出来，除非是解放的愿望和将这愿望变成自身的自觉行动在这个民族的内心被唤醒。西方现在的管理者们，这些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者，不管怎样在精神上是与他们的“土著”受监护者相隔离的，他们的种族意识树起了一道身体的“肤色栅栏”；土著人灵魂皈依的任务，是他们力所不及的；就是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教或许可以发挥作用。

在这些晚近和快速“打开”的热带地区，西方文明形成了一种经济和政治的充实空间，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种社会和精神的虚空。那些原始社会脆弱的习惯性制度原先在这片土地上如鱼在水，现在却被西方机器的沉闷撞击打得粉碎，千百万“土著”男人、女人和孩子突然就被剥夺了他们的传统社会环境，陷入了精神上的赤裸和困窘。较为自由派和明智的西方管理者近来认识到了这种心理毁坏的严重程度，西方的侵入过程无意却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种心理毁坏。这些管理者现在正以同情努力从“土著”社会遗产的残骸中救出一些东西，甚至要在较为坚固的基础上人工重建一些已经被推翻的有价值的“土著”风俗制度。然而，“土著人”灵魂上的这种虚空已经而且仍然是巨大的深渊，“自然界里没有真空”，这个命题在精神世界中也如同在物质世界中一样确切。西方文明本身未能填充这个精神真空，它宁可让这个领域成为一个无可匹敌的物质交流手段的体系，所以只能听凭任何其他的精神力量来占领了。

在中非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热带地区，面对由西方物质文明先锋在精神层面上向所有来者打开的这个机会，伊斯兰教是具有优势的精神力量。如果这些地区的“土著人”能够成功地重获一种他们可以称之为自己灵魂的精神状态，那就表明伊斯兰教精神能够赋予这种虚空新的形式。这种精神可以期待以许多实际途径来表现它自己，这些表现中的一种可能就是从酒精中解放，这靠一种宗教信念的激励，所以就能够完成一种外来法律的外部制裁所永远实现不了的东西。

那么，对于未来的前景，我们就可以标示出伊斯兰教可能对一个西方社会——这个西方社会已经用它的网笼罩了世界，包括了整个人类——的世界性下层阶级发挥的两种有价值的影响。就更为遥远的未来而言，我们也可以思考伊斯兰教对宗教的一些新表现可能会产生的贡献。不过，这些可能性全都是人类当今所处局势的一个快乐结局的派生物。它们假设由西方征服世界而带来的不和谐的文明冲突会逐渐地、和平地将自身塑造为一个和谐的综合体，而新的创造性的变种从这以后又能够同样逐渐地、和平地由这个综合体诞生。然而，这种假设仅仅是一个无法检验的假定，事态的发展可能证实它，也可能未证实它。文明的冲突可能以一个综合体来结束，也同样可能以一场爆炸来结束。如果是后面这种灾难，伊斯兰教就可能起一种颇为不同的作用了，它会成为世界性下层社会针对自己西方主人的暴力反应中的一种活跃要素。

的确，此刻这种毁灭的可能性看来还并不迫切。那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泛伊斯兰主义”——它成了西方殖民地管理者的棘手难题——首次由哈米德苏丹的政策传布以后，近来已经在穆斯林脑中失去了它有可能获得的分量。的确，进行“泛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内在困难显而易见。“泛伊斯兰主义”只是一种本能的展示，这种本能会驱动一群分散在草原四处吃草的野牛形成一个密集队形，当看见有敌人出现时，就头朝下角朝外。换言之，它是回到面对一个具有优势又不熟悉的对手时那种传统战术的例证，这种传统战术本文已经给了一个“狂热派”的名称。所以，从心理上说，“泛伊斯兰主义”会求助于瓦哈比派或塞努西派血管中的伊斯兰教“狂热派”的精华，但这种心理倾向受到了一种技术困难的阻碍，因为在一个分散到国外的社会中——伊斯兰教就是这样一个从摩洛哥到菲律宾，从伏尔加河到赞比西河的社会，这样的团结战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

兽群的本能会自发地出现，但如果不利用现代西方巧思召唤出来的机械化沟通的精密系统——轮船、铁路、电报、电话、飞机、汽车、报纸等，很难转化为有效的行动。现在，对这些手段的使用超过了伊斯兰教“狂热派”的能力范围，而成功地让自己多多少少成为了它们主人的伊斯兰教“希律派”，想来也渴望使用它们，以一种西方模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打一场反对西方的“圣战”。当代伊斯兰教世界中，这样一个时代它最为醒目的标志之一，就是土耳其共和国对强调伊斯兰教团结传统的否定。“我们决定自己拯救自己。”土耳其人似乎这样说，“这种拯救在我们看来，就在于学会怎样以一种西方模式的经济自足和政治独立的主权国家的姿态自己站立起来。其他的穆斯林也应该为自己找到适合于他们自己的拯救。我们既不再请求他们的帮助，也不向他们提供我们的帮助。每个民族都为自身，落在最后者被魔鬼掠去！”

尽管从1922年起土耳其人做了可以想到的几乎一切事情来嘲笑伊斯兰教情感，但现在他们在其他穆斯林中是获得而非失去了威望，甚至在那些公开谴责土耳其这条鲁莽道路的穆斯林中也是如此，这靠的就是他们的大胆到现在为止已获得的那些成功。因此，土耳其人今天坚决在走的这条民族主义道路，明天被其他穆斯林民族以同样的信念而采纳，这是很可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已经动了起来。即使那些地处遥远而且迄今仍是“狂热派”的阿富汗人，也把他们的脚放在了这条道路上，而他们不会是最后一个。事实上，不是“泛伊斯兰主义”而是民族主义，才是伊斯兰教民族正在走上的道路，对于穆斯林的主体而言，尽管不想要但不可避免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将潜入西方世界的世界性下层阶级之中。

对“泛伊斯兰主义”如今前景的这种看法，因想要复兴哈里发的尝试失败而得到了证实。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奥斯曼苏丹哈米德在苏丹宫殿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哈里发”这个头衔，开始使用它作为一种手段来汇聚自己周围的“泛伊斯兰教”的感情。然而，1922年后，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和他的同伴发现一个复兴的哈里发与他们自己激进的“希律派”政治观念不相容，于是首先有了一种历史性的失礼，即将“哈里发”等同为“精神”权力而非“现世”权力，最终则是干脆废止了这个职位。土耳其一方的这个举动刺激了其他的穆斯林，如此专横地对待一种穆斯林历史制度，这让他们感到忧虑。他们1926年在开罗召开了一次哈里发会议，想找到一种办法让这种穆斯林历史制度适应一个新奇时代的需要。任何查看这次会议记录的人都会确信哈里发已经死亡，而这是因为“泛伊斯兰主义”已经沉睡。

“泛伊斯兰主义”已经沉睡，然而我们要考虑到一种可能性：如果一个“西方化”世界的世界性下层阶级起来反抗西方控制，呼喊反西方的领导力量，这位沉睡者是可能醒过来的。对于唤起伊斯兰教的好战精神，这个呼喊具有不可估量的心理作用，即使它睡得如同以弗所长眠七圣一样长久，它也会因一个时代英雄的呼声而醒来。在过去的两个历史性时刻，伊斯兰教都成为了一种标志，代表着一个东方社会胜利崛起，反抗西方入侵者。在先知的第一批继承者的领导下，伊斯兰教解放了叙利亚和埃及，希腊控制的重压在这里已近千年。在赞吉、努尔丁和萨拉丁以及马穆鲁克的率领下，伊斯兰教成为抵抗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入侵的堡垒。如果人类现在的局势导致一场“种族战争”，伊斯兰教还会行动起来再次扮演它的历史角色。但愿这不会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