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对峙：物质实力快速减少，欧洲国家面对考验

当我比较两次战争的后果时，我看到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有一个十分突出的不同。上一次，我们相信1914年至1918年战争是一场可怕但并不重要的中断——理性文明的历史进步道路上的干扰。我们将它视为一场事故，如同一次铁路撞车或一场地震。我们刚刚埋葬了死者，清理了残骸，就想象我们可以过上舒服的太平无事的日子，这种生活在当时被认为是必然如此的，好像这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人类这一代中那个格外享有特权的小小部分——西方民主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级们，就这样认为。相比这下，这一次我们却清醒地认识到了战争行动的结束并不是故事的结束。

今天，在美国人、加拿大人、我们自己、我们的欧洲邻居和俄罗斯人（由这个夏天我在巴黎对俄罗斯人的一瞥来看，我得说我们可以以己推人地相当准确地估计俄罗斯人的感受）之中，在世界各地，引发了这种忧虑的问题是什么？

我告诉你们我个人的看法，如同你们将要看到，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看法。我个人相信，这个可怕的问题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而且我还相信这也不是世界是否会在不久的未来走向政治统一的问题。我相信这是，而且我想事实也是，我最为引发争议的一个认定，但我只是讲出自己由衷所想的东西。我相信，不管怎样，世界都将在不久的将来走向政治统一，这是一个预料之中必然发生的事情（哪怕你们仅仅只考虑两件事情：我们现在的相互依赖程度和我们现在武器的致命程度。将这两点放在一起考虑，我看不出来你们如何能得出任何其他的结论）。我觉得，今天有一个巨大而可怕的政治问题：世界是否很快走向政治统一，这不是问题；这种快速的统一会有两种选择方式，究竟会是哪一种，这才是问题。

那种老式而令人不愉快的一轮轮持续战争打到痛苦结束时，一个生存下来的大国“击倒”了它尚存的最后一个竞争者，用征服把和平加于世界。公元前1世纪时希腊—罗马世界就是以这种方式被罗马强行统一，公元前3世纪时远东世界也是以这种方式被罗马式的秦国所统一。然后，对于一种合作性的世界政府我们也有了新的试验。不，这并不太新，因为曾有过要找到一种合作方式来解决那些麻烦的尝试，但这些尝试失败了，那些麻烦事实上是由强加的“罗马和平”和“中国和平”而结束。然而，在我们这一代中，我们自己对这种较为愉快的解决方案的追求已经坚决得多和自觉得多，所以我们也几乎可以将此视为新的出发点了。我们在这上面的最早尝试是“国联”[49]，我们的第二个尝试是联合国组织。显然，在一片基本上未知的土地上，我们开始了一种极为困难的政治开创性事业。如果这个事业的确成功了——哪怕仅仅只是使我们逃出了“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这样的重复循环，也能够为人类开辟崭新的前景，一种我们做各种文明尝试的这五六千年中从未见过的新前景。

看了看我们未来的希望微光之后，如果我们不去注意我们的目标与我们现在所处位置之间这条道路的漫长和艰险，那我们就陷入了一个傻瓜的美梦。除非我们充分考虑到那些“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的不利现实情况，否则我们是不可能成功避免它的。

我们必须与之斗争的这些不利情况，首先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代人有生之年的时间长度内，那些具有最大物质实力——我们单以战争实力来衡量——的大国的数量可以依次从八个排到两个。今天，在赤裸裸的实力政治的竞技场上，唯有美国和苏联虎视眈眈地对峙着。再来一场世界大战，可能就只有唯一的一个大国留存下来，以征服者强制实施它命令的这种老方式给予这个世界政治统一。

具有最大物质实力的大国数量令人吃惊地快速减少，这是因为生活的物质衡量标准突然跃升，于是就使英国和法国这样规模的国家在与苏联和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相比之下矮化了。这样一种突然跃升以前在历史上发生过。在四五百年之前，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种规模的城邦也被突然出现的英国和法国这种规模的国家所矮化。

无疑，因美国和苏联而导致的欧洲国家的矮化，不管怎样在时间过程中都会发生。我得说，这是晚近开辟北美和俄罗斯广阔空间不可避免的最终结果，是更为晚近的西欧实验室发明的技术方法被用来大规模开发它们那些地方的资源的结果。不过，这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所用的时间原可能长达百年，但两次世界大战累积起来的效应却将百年压缩成为它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如果变化没有这样加速的话，那就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能会让所有各方有时间让自己多多少少不太痛苦地适应它。由于两次战争加速的结果，它就变成了一次革命过程，让所有各方都陷入窘境。

对于欧洲观察家而言，认识到一点很重要（如同一个人在美国亲身观察时会认识到的）：物质力量的这种加速转移，从欧洲内圈那些较古老的国家转移到美洲和亚洲外圈的较年轻国家，对于美国人来说，其窘迫之感也如同我们一样。对于他们相对无忧无虑的19世纪，美国人是很怀念的。与此同时，他们较之1914年至1918年战争之后的自身或我们，更清楚而普遍地认识到，再也不可能把时钟拨回到那个舒服的战前时光了。尽管他们很不喜欢这种阴郁的前景，但他们知道现在必须置身于这个世界之中了。他们正面对着自己历史中这并不想要的新章节，想到将会叫他们到希腊和土耳其，以及如总统所警告的还会接踵而来的其他外国去做的技术和经济方面的事情，他们尚有一种不甚乐观的信心；然而，当他们被提醒人不能单靠面包活着，要想在非西方的国家中让西方标准的民主成功地适应那里的环境——他们干预这些国家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将不得不既卷入经济也卷入政治，他们表达了某种沮丧。对那些国家的政治犯进行甄别，让这些国家的政府释放那些应该得到自由的人？确保这些国家的警察从一个镇压党派政府的政治敌手机构转变为一个保护国民之自由的机构？在这些国家的法庭上带来相应的改革？如果你对今天的美国人说这些，告诉他们一旦让自己卷入这些国家，就不可能不去尝试这些政治追求，他们会惊呼美国不会命令国民到海外去做这种事情。

到政治落后的外国去承受政治责任，这种不易在美国人的头脑中突然唤起了对大英帝国之未来的关注。我得说，如同绝大多数场合中人们的绝大多数感受一样，这种关注部分是利己的，部分是公正的。美国人头脑中的利己考虑是这样一种前景：如果大英帝国会崩溃，那就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比起希腊和土耳其这样的无主地带要危险得多，为了阻止苏联，美国发现自己被迫进入其中。就在美国人认为大英帝国已处在清偿债务之时，他们意识到了大英帝国的存在给他们带来了方便。然而，美国人这种新近激起的对大英帝国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无私和热心的。我想，美国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谴责传统是与一种无意识的假设相伴的——不论好坏，大英帝国是世界上建立起来的永久制度之一；现在，美国人确实相信大英帝国已濒临绝境，他们开始遗憾自己政治视野中如此突出、如此熟悉的这个事物马上就要消失，并意识到大英帝国为世界所做的那些服务，当他们把这些服务的持续视为理所当然时，他们对此是不看重和几乎不注意的。

1946年至1947年冬天，美国对大英帝国态度的突然变化，是美国对当前事态解读的结果。与此同时，有两个事实在冲击美国的想象：一个是英国民族遭受的物质苦难，另一个是1948年联合王国政府做出的撤出印度的明确决定。将这二者放在一起，这些事实就使美国人产生了大英帝国已经“贫困潦倒”的印象，而美国评论家们又以他们那种追求轰动的方式，将大英帝国从1783年以来的全部演变压缩成了一个突发事件，与此同时又假设这种变化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如同绝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联合王国是突然变得十分虚弱，再也不能靠武力来保持帝国了，他们之中看来很少有人认识到英国在失去13个北美殖民地的事件中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并且从那以后一直努力从中汲取教训。

在一些美国人无知的头脑中有这样一种印象：英王乔治三世的帝国在昨天之前一直没有改变地存在着，今天突然就破碎了。然而，不管美国人的这种想法对我们会显得多么离谱，对于英国人来说倒并不一定令人吃惊。对碰巧不在我们成年经历之中的事情，我们全都倾向于不加批判不经修正地记住一些我们童年时期教给我们的粗糙和愚蠢的观念。比如，曾经有过或现在还有这样的英国学童传说，说法国人没有能力来统治他们的属国或管理落后民族。美国人对大英帝国的一般看法也与之相似，是基于他们在学校中学到的美国革命战争时的传说，并非任何对当今事实的第一手的成熟观察。比如，许多美国人甚至显示出对加拿大如今状态的无知，尽管他们自己可能就与加拿大人保持着经常的个人联系，如果他们与加拿大人有这种联系的话，他们就会本能地将加拿大人视为与美国人自己同一性质的站立起来的自由民族。然而，若把加拿大与英国、美国两两放在一起并重新看看事实，他们就不可能继续想象加拿大在他们的时代仍然受唐宁街的统治，要向英国交那些美国人从来没有向英国国库交过的赋税。

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大英帝国结构内发生的这个变化，其速度和特点会被许多美国头脑误解。不过，对这些误解该有的纠正全都完成之后，英国的批评家反过来就会面对一个事实：不同于其构成，大英帝国力量上的变化不仅非常之大，而且相当之快。事实是，就纯粹的实力政治——纯粹的战争潜力——而言，现在只有两个大国留了下来彼此对峙，这就是美国和苏联。美国对这个事实的承认解释了由“杜鲁门主义”的宣布所引发的反省。美国人认识到，因为两个原因，这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首先，它使美国走出了传统的孤立；其次，总统的举动也可能变成——不管这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本意——对国际事务整个进程的一个推动，使其脱离尝试实现政治性的世界统一的新的合作方式，转而朝向老式的决斗方式，在实力政治的厮杀中打到最后回合，以“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的强力达到世界的政治统一。

现在，在回顾了支持采取这种古老解决方案的环境之后，我们必须提醒我们自己“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会是何等彻底的灾难，以此鼓励我们自己在两种选择中取得较好的那一种。“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将判定人类至少还要打一场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用原子武器和其他也许致命性毫不逊色的新式武器。而且，在此前的那些情况中——比如秦国对中国世界的武力统一，以及罗马对希腊—罗马世界的武力统一，姗姗来迟的政治统一的实现，靠的是“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诉诸武力把统一强加给社会所造成的致命伤害。

如果我们想想物质方面的损坏，估计一下不同文明在毁灭和重建上的能力，那么开出两张很严格的可以比较的资产负债表——一张是我们现代西方文明的，另一张是希腊—罗马文明和中国文明的——可能并不容易。无疑，比起中国人和罗马人，我们拥有的重建和毁灭的能力都要大得多。但另一方面，一种较为简单的社会结构，它自发的恢复能力要比一个复杂社会结构大得多。当我看到我们大不列颠的重建项目因缺乏熟练工人和深加工后的材料而阻滞，而且尤其可能仅仅因行政机器的复杂受阻，我的思维就回到了1923年我在土耳其见过的一件事。一个土耳其村庄在遭受了1919年至1922年希腊—土耳其战争最后阶段的蹂躏之后开始重建。这些土耳其村民并不依赖外面的人力和物力，他们也不受那些繁文缛节的支配。他们就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能够找到的木材和泥土重建他们的房舍，更换他们的家庭器具和农具。谁又能估计纽约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后，能否像1922年之后的耶尼克艾经历的一样好，或者和公元前146年以后的迦太基经历的一样糟？不过，因这种自我加害而造成的文明死亡，倒不是这样一种物质意义上的。无论如何，过去是精神创伤被证明无法治愈，从那以后，尽管有着文化上的种种不同，但人们的精神性质具有一致性，所以我们可以猜测，由“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造成的精神毁坏在各种情形中有着大约相同的致命程度。

然而，如果实现世界政治统一的强制方式会造成无法估算的灾难，那么合作方式本身也充满了困难。

比如，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大国正在尝试——也许是不可避免地——同时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不但不同，而且在军事上是相互对抗，在长期的竞赛中是势不两立的。这些大国试图提出一个合作性的世界政府的新体系，但不能预测它成功的几率；它们同时又担心这个体系可能失败，为了保护自己于是又不停地想方设法对付对方，这还是那种古老的方式，那个实力政治的游戏，它如果持续下去，只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击倒对方的最后一拳”。

联合国组织可以很公正地被形容为一架政治机器，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实施着最大限度的合作。这两个大国在赤裸裸实力政治的最后回合将是主要对抗者。现在的联合国构成体现了美国和苏联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的合作。这种构成是一个非常松散的联盟，一些调停天才如查塔姆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莱昂内尔·柯蒂斯[50]已经指出，这种松散联结的政治联合在过去从未证明能够稳定或持久。

1939年至1945年战争之后的联合国组织，处于类似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那样的阶段。在两种情况下，基于对一个危险的共同敌人的一致担心，战争期间的各州、各国就组成了松散的联合。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犹如一个救生圈，使这个联合能漂浮起来。当这个共同敌人被击败而不复存在，那个因它而发起的联合就会沉没或漂离。这种纽带的存在并非可有可无，它是由共同的敌人所提供的最有效帮助。在战后这样的情况中，一个松散的联盟不可能长久保存它原来的状态，或早或晚不是破裂就是转变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联盟。

一个联盟要想取得一种持续的成功，看来需要构成国家的高度同一性。的确，在瑞士和加拿大，我们看到了成功克服语言和宗教巨大差异而结成有效联盟的典型例子。然而，今天有任何头脑清醒的观察者敢于提出一个日期，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联盟到那时就会成为现实政治吗？如果联盟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免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这两个国家就必须联合起来。

在合作努力通向世界统一这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那些明显的困难决不能让我们气馁，因为这种合作会带来一些独特的、其他选择提供不了的好处。(www.xing528.com)

必须有这样一种世界政府的构成形式，尽管一些国家的战争潜力已不能与苏联和美国相比，但它们继续被认为是大国，而且发挥着大国作用。在一种甚至更不讲究实力分量的世界共同体中，英国、西欧大陆国家和那些自治领能够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影响，这种作用要远远大于它们的战争潜力与“两大国”相比的那个比例。在一种甚至是半议会性的国际论坛上，这些国家的政治经验、成熟程度和公允温和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与布伦努斯之剑[51]的更重分量形成一种平衡。相反，在一个纯粹实力政治的世界中，在与美苏的比较之下，这些高度文明但物质实力不强大的国家则会被视若无物。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它们全都会——或许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除外——成为战场。英国和加拿大尤其逃不掉，对此加拿大人，包括英国人，都是清楚知道的。

当我们看着面前这种危险局势，一些进一步的问题又会浮现出来。

不同于个人之间的关系，在政治领域，“两个和尚有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说法完全不正确。八个大国，哪怕是三个大国，如果能够聚集在一起，设法建立一种合作性的世界政府的困难就会少一些；如果不多于两个的话，困难则要大得多。这种明显的反差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可能形成第三个大国，它能够在所有的层面上都成为美国和苏联的对等物。在实力政治的竞技场上它的战争潜力不亚于美苏，在国际会议室内，就目前这种政治创新事业——国际关系处理中用宪法政府的高尚设计来取代物质力量的盲目较量——而言，它在道德与政治上与美苏平等。

英联邦集体能够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发挥这第三股巨大力量的作用吗？英国自己不再有物质力量来维系这种作用了。对于这个问题的简短答案，我想是：“就纯粹的统计试验而言，是这样的；就地理和政治试验而言，则并非如此。”

在一个宪制世界的决策商议中，英联邦那些成员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因为在不多的政治成熟的国家中它们占了很大比重，也因为它们会以差不多同样的声音来说话——这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政策受到管制、经过商量，甚至是事先协调过了，而是因为它们的政治、社会和精神传统中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共同之物，当它们各自走上朝向自治目标的道路后，这些东西继续以它们彼此之间那种不同寻常的紧密友好关系的形式存活着。然而，为了将这个共同体转变为第三个大国，就必须让它和它的成员共同强大，共同施加影响，这个共同体的国家必须将它们自己整合为一个巨大的军事联合体，如同任何时候的苏联和战时的美国一样，做到高度中央集权。然而，提出这种要求，只是为了显示这是相当不现实的。这将意味着1783年以来英联邦一直在走、有意要走的那条路要倒转了，意味着在晚近这一个半世纪的进程中，这种进化的累积成果——联合王国的人民和英联邦中那些实现了自治的国家的人民一同珍惜的共同成就——被废弃。

一个人不能既想保存自己那张饼又想把它吃掉。当英联邦中许多部分都展示或发展出一种管理自己的自然倾向时，一个人不能既把自己的财富置于旨在实现最大程度自治的逐渐转让之中又期待去掌控一种集体军事力量，这种集体军事力量被莫斯科政府——就以它来作为一个最中肯的例子吧——在晚近的6个世纪中持续而自觉地建立起来了，付出的代价是自由、多样性和其他的政治与精神益处，而这些东西正是那些英联邦国家放弃联合力量而为自己争取到的。英联邦国家不能否定它们的理想和拆散它们为自己编织的历史之网，即使它们能，它们也不会这样做；即使它们能并将要实行这种左倾神话之事，它们也会把这种天生权利抛入虚空，因为不管英联邦的典型优点和成就做出多大的牺牲，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地理上，英联邦都永远不可能团结得足以在原子战争时代的军事力量上与美国或苏联抗衡。在实力政治的游戏中，一个团结起来的英联邦仍然还是个兵卒，最多也就是骑士，永远不会是皇后。

如果英联邦不可能在1939年至1945年战争后的世界中充当“第三大国”的角色，那么这个角色能否由一个欧洲合众国来担任？初看起来，这个建议似乎也颇有前景，但它其实是经不起考察的。

希特勒曾经说过，如果欧洲真想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世界力量（当然，希特勒所言是指野蛮的军事力量），那么欧洲就必须欢迎并采纳元首的政策。这个严酷之言无疑说出了真实。唯一能够想象的在战争潜力上可与苏联或美国对抗的欧洲，只能是希特勒的这种欧洲——被德国武力征服而统一，在德国统治下团结起来的欧洲。在德国优势之下统一的欧洲对于所有的非德国欧洲人来说，都是极其令人厌恶的。他们中有些人一生中曾经有过两次被德国占领和统治的可怕经历，绝大多数人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占领，少数幸免者也曾经离这场大火很近，足以被它的热浪波及，因而与那些被烧毁者是一样的感受。

在一个排除了苏联和美国的欧洲联盟中——就假设而言这也就是试图创建一个欧洲的“第三大国”的开始，即使这个联合起来的欧洲从一开始得到的就是一个解除武装、去掉中心，甚至分裂的德国，德国早晚会用某种手段升至顶端。在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区域里，德国占有一个居高临下的中心位置。德意志民族是欧洲最大民族的一半；德国人居住的欧洲中心（还不算奥地利或讲德语的瑞士部分），控制了欧洲重工业总资源——原材料、工厂和人力技能——的压倒性多数；而德国人在为战争组织人力和非人力资源方面的擅长程度，如同他们管理自己的笨拙程度，也如同他们统治其他民族时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在一个不包括美国或俄罗斯的统一欧洲中，不管是什么条款，从一开始起，德国就会包括进来，天长日久，它会成为这样一个欧洲的主人，即使它在两次大战中用武力未能得到的优势这一次是以和平渐进的方式归属于它，也没有非德国的欧洲人会相信德国人一旦意识到这种力量已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会有智慧或自制不去扬起马鞭猛踢马刺。这个德国难题看来就是创建一个欧洲“第三大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在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中，一个军事上团结的欧洲不会有比一个军事上团结的英联邦更靠得住的希望来期待自己能与美国或苏联抗衡，即使它以牺牲自己珍视的自由为代价。尤其是在西欧（西欧是欧洲的心脏），民族个性的传统如此之强大，即使是最有可行性的欧洲联盟也会过于松散，在实力角斗中仍然不过是兵卒，即使这个统一的欧洲在西边包括了不列颠群岛，在东边包括了现在处于俄罗斯支配下的那些国家，即使欧洲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尽它们最大的努力吞下了希特勒那难吃的福音。

那么，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我们的第三个大国呢？如果不是在欧洲也不是在英联邦，那么肯定也不是在中国或印度，因为尽管它们有着古老的文明和庞大的人口、疆域和资源，但这样两头猛犸象被证明是最不可能在历史关键时期发挥它们的潜在力量的。这个历史关键时期，我们可以猜想，就在我们前面。我们只得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能希望以增加具有最大军事力量的国家数量来减缓目前国际形势的紧张，哪怕是在如今彼此对峙的两大国之外再增加一个都不行。这就把我们导向了最后一个问题：通过一种宪章性的合作来快速实现世界统一的目标，在这方面我们看不到什么出路；那么我们能不能找到某种方式来推迟那种可怕的用武力统一世界的替代选择呢？两个分开的政治世界——一个处于美国领导之下，另一个由苏联支配——能不能划定边界呢？如果它们之间环绕地球的分界线能够不经这两大国的战争而划定，一个美国世界和一个俄罗斯世界能不能在同一个星球的表面，彼此不开战地并存一段较长的时间？如同在不同的社会和技术传统下，一个罗马世界和一个中国世界曾经这样共存了几个世纪，没有战争，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类型的交往。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暂时隔绝来为和平赢得时间，也许这条分界线两边政治领域的社会气候就可能逐渐相互影响，直至它们变得足够相似，才有可能让美国和苏联在一个吉时进入相互之间有效的政治合作之中。眼下，由于现在分隔它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鸿沟，它们是做不到的。

美国和苏联彼此间实施“无暴力，不合作”达30年、50年、100年，有没有这样的前景呢？如果一条分界线能够环绕世界来划定，会为它们在自己的范围内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吗？如果我们单纯从经济上考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是鼓舞人心的。这两个巨人都有足够的经济活动空间，这不仅仅是在它们自己的影响范围内，而且是在各自的政治边界内。使得纳粹德国和当时日本统治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之一，就是他们不能为一小部分年轻人之外的更多人提供能够满足其期待的工作，甚至是任何工作。相比之下，今天的俄罗斯和美国在人们还记忆犹新的许多年以前，就为未来各代准备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如果人仅仅就是经济人的话，那么在这个世界上的美国、苏联没有理由在未来各代发生冲突。然而，不幸的是，人既是经济动物也是政治动物。他不仅因需求而奋斗，而且还因担忧而奋斗。在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俄罗斯和美国不可能轻易自守自家，以耕种自己那个丰饶园子的方法来避免穿过对方的路。在这个层面上，这两个大国的社会气候无疑会相互影响，但这种相互影响未必就是和平的效果，它或者就会导致相互间的同化，但也有可能带来雷雨或者是爆炸。无论是资本主义世界还是共产主义世界，都无法对来自对方的颠覆性影响免疫，因为二者都并非它们所自称的人间天堂，在它们保护自己、抵挡对方颠覆的那些措施中，正好显示了它们的害怕。苏联使用铁幕来挡住外面的世界，能言善辩地讲着自己的故事；而资本主义这一边也有相应的、虽然不那么愚民的对共产主义宣传的恐惧。在民主国家中，这种恐惧虽然不以政府对个人交往的禁止来表现，但它很容易燃烧成为一种极为恐慌的歇斯底里。

所以，恐惧就可能做需求难以做到的事——导致苏联和美国相互冲突。不过，人们可能会询问，这怎么会导致因战争而来的直接折磨呢？——两个对手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力量差异。美国有着工业设备方面的巨大优势，现在又因垄断着原子弹制造技术更胜一筹。它比起苏联来强大许多，所以并不急于去夺取自己对手早已紧紧控制的一些国家。今天，对于美国来说，显然可以坚守自己与苏联之间无主地带中自己选定的任何国家的保护国地位，不必担心苏联试图用公开的力量进行反击。这一点可以在美国能够把它的庇护扩展至希腊和土耳其而苏联无可奈何中看出，这两个国家接近于苏联在乌克兰和高加索的粮食产区和军工基地的门口处。这将意味着美国以自己的力量来划定美苏范围的这条分界线，而这条线是贴着苏联政治领域的边缘的。在一个被分割的世界中，这将给美国带来最大的份额。所以，初看起来，我们会倾向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认为这场争论将非常明显地增加美国早已大大超过苏联的优势。

然而，深入思考的话，这个结论可能需要修正。在世界的这样一种划分中，美国的优势从统计学上来讲是压倒性的，然而这却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而且可能是误导的比较基础。就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而言，力量的比例能与地域、人口和生产力领域一样吗？由美国领导的世界的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能在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上非常紧密地团结起来，足以不受俄罗斯宣传活动的影响吗？或者以相反的另一种方式来提出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这个设想的美国影响范围内的居民主体，要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目前还相当保守的美国的那种彻底个人主义的福音书吸引过去？

现在的美国意识形态非常强调自由的价值，但对社会正义的需要似乎就不那么关注。对于一种本国出产的意识形态而言，这一点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今天美国的最低生活水平已经是异乎寻常地高，已经没有迫切的需要来抑制有能力者、强者和富人的自由，从而将基本的社会正义分出一小块，分配给无能力者、弱者和穷人。当然，美国民众这种物质上的福利，在今天的世界上是一种例外之物。人类这一代中的绝大多数人——从美国的外国移民或其他族裔后代组成的下层社会，到将近十亿的中国、印度的农民与苦力，他们是今天的“被剥夺者”，他们正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困境，越来越不满于现状。在一个并非平等划分的星球上，遭受着痛苦的人类多数，大部分都会站在这条分界线的美国一边，而要理解这些完全非美国的穷苦人的问题，就要求他们的美国引领者有一种几乎是神奇的想象力和仁慈同情。对于美国人来说，这正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而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却正是他在对手田地中播种有害之物的机会。从俄罗斯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局势中似乎正是充满机会，通过自己的宣传至少可以部分补救因美国发明原子弹技术而被打破的平衡。

在这个划分的世界中，美国不得不担心俄罗斯宣传对处于美国庇护之下的大量非美国人口的效果，而苏联政府则是害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对任何接触过它的苏联公民的吸引力。所以，如果这种局势中没有其他因素的话，稳定与和平的前景显然是不乐观的。幸运的是，有第三个因素，而且是一个建设性的因素可以由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欧大陆国家来提供。

在战后的历史阶段中，这些西欧国家处于一种中间位置，一边是美国和英联邦的海外自治领，另一边是政治和经济落后的国家。西欧战后的情况并非共产主义所开绝望药方形容的那样糟糕，英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于墨西哥人、埃及人、印度人和中国人中那实实在在“被剥夺”的大多数还是有吸引力的。然而，此时的西欧又没有繁荣到可让私营企业支撑天下，这仍然只出现在格兰德河以北的北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和它的西欧邻居们每个都尝试在不受限的自由企业与无限制的社会主义之间要找到一种可行的妥协，既适应它们自己此时此地的经济情况，又能够随着这种情况的变好或变坏而进行更改。

如果这些西欧社会主义试验能够获得任何程度上的成功，它们或许就可以证明自己对整个世界的福利作出了某种有价值的贡献。这倒不是说它们可以作为“蓝图”自动应用于其他地方，因为世界上的不同民族虽然通过西方的许多发明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但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和心理上仍然因一些需要时间来克服的差异而相互分隔。在社会进化这一阶段的世界中，一种世界性问题的地方性和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国家内通过反复试验而适应了这一时期的本地情况，但在这个国家之外它就不适用了。然而，或许就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西欧国家能够为今天世界所提供的服务。美国自由企业意识形态的一个棘手之处——如同俄罗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棘手之处一样，正在于它代表一种社会“蓝图”，想作为万能之药来治疗每一种已知社会环境中的每一种可以想到的社会疾病。但是，这并不吻合真实生活的那些事实。在真实生活中，凡是能够第一手观察或通过记录来重建的任何一种社会体系，都是一种混合体系，处于纯粹社会主义和纯粹自由企业这些理论两极之间的某个地方。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去敲击这个全音阶中与他所处时代所处之地的具体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那个音，找到自由企业与社会主义的适当混合，驱动他的国家之车在此刻行走的爬坡路上前行。今天的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把自由企业对抗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意识形态框架去掉，不是把它们视为准宗教的信仰和狂热，而是作为一种常识性的、反复试验的实践问题，找到具体环境与适应性之间的较好配合。

在我们历史的前一章，如果西欧能够在这个方向影响世界的其他地方，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对繁荣的巨大贡献，而且也是对和平的崇高服务。它可能成为那些逐渐打破美苏之间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障碍的因素之一。然而，如同本文中不止一次表明过的那样，这个世界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宪制合作政府，以便联合王国或荷兰这种物质规模的国家能够对国际社会发挥影响，在这个国际社会中，由于不时袭来的物质生活规模的变化，就纯粹的战争潜力而言，留存下来的大国就只有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规模惊人的巨人了。

在一个并不平等地划分为美国范围和苏联范围的世界中，西欧的影响能否起到它有益的统一之效？如果能够，那么在我们对合作的世界政府的第二种尝试同第一种一样失败之后，这可能就是能够退却的第二条线。当然，如果联合国组织能够走向成功，那将再好不过了。对于这一点，我最为诚挚地建议各位，这是一个我们要尽自己全力来争取实现的目标，不要因那些困难而让自己感到沮丧或打消念头，不管这些困难多么令人丧气，它们毕竟依然只是初生的联合国事业的伴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