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用人术：庸俗者不用，知人才能善任

曾国藩认为，衡量人才的高低，要看他们的志向和趣味。志向趣味卑下的人安于流俗庸陋的陈规，并日益肮脏下贱，志向趣味高尚的人仰慕圣贤兴盛时期的业绩，并日益崇高明智。贤明与否是智是愚，都是由志向趣味这一点来区分。

胸怀广大，必须从平淡二字上下功夫。他人与自己之间的事，必须能看得持平；功利名誉方面的事，必须要看得淡泊，这才能使胸怀越来越宽阔博大。

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有好的老师、好的朋友、好的榜样。

君子有超脱世俗的独立志向，但却不会让人轻易地察觉。他有藐视万部战车屏退三路敌军的气概，但却不会轻易流露。

古人在艰难忧患的时候，正是德望功业发展长进的时候，其功成在于胸怀坦荡，其效显在于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能成佛，关键都在于当受到困苦折磨的时候，必能心态平和，养得心通灵犀，有活泼泼的心胸，有坦荡荡的意境，即使躯体外有些感染，决不会使身心内部受到损伤。

应该看到，“庸俗者勿用”是历代兵家、思想家与政治家的一贯主张，曾国藩在用人中也十分注意这一点，他强调用人要用德才兼备者，对不服从领导，不听从指挥的人，即思想上、政治上不合格的人，坚决不用，因为只有一心为公的人才能有一分才就尽一分用。“小人误国，小人误事”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曾有不少商家因用错了人而遭到失败，他们或者被手下人出卖商业机密，或在紧要关头被背叛，或者被背后砍一刀，等等。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在选用人才时，曾一再强调：庸俗者不用，而且古人曾说，“非知人不能善其任，非善任不能谓之知。”这就是说，不了解人，不识人就不能很好地使用人。没有很好地使用人就是没有了解人，识别人。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进一步证明知人才能善任。所谓“知人”，就是考察、选准人才；所谓“善任”’就是正确地使用人。“知人”与“善任”之间是辩证的关系，“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础，“善任”是“知人”的延伸和深化。“苟能识之，何患无人？”这就说明了如果能识别人才，哪儿用得着担心没有人才呢?

但是，古往今来的圣明君主，又都无不感叹“知人不易”，为什么“知人不易”?因为“人心难测”。人心何以难测?心是指人的思想，思想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它隐藏在人的脑海里；且思想又非固定的，是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所以，要摸透人的思想是不易的，故说人心是难测的。

照理说，思想指导人们的言行，人的思想必然在他的言行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人的思想和他的言行应该是一致的。可是，各人表现不同，有一致的，有不一致的。其人所想与其言行一致的，这种人易知；如果其人所想的与他的言行不一致，或者他说的是一套，他要做的又另是一套，这种人就难知。

人们常说，知人难，知人心者更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样。嘴里说的不是心里想的；心里想的又不是嘴里所说的。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汉光武帝刘秀知错庞萌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之一。庞萌在刘秀面前，表现得很恭敬、谨慎、谦虚、顺从，刘秀便认为庞萌是对己忠心耿耿的人，公开对人赞誉庞萌是“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其实，庞萌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明向刘秀表忠，暗里伺机而动，当军权一到手，便勾结敌人，将跟他一起奉命攻击敌军的盖延兵团消灭了。最赏识的人叛变了自己，这对于刘秀是当头一棒，使他气得发疯，后来他虽将庞萌消灭了，但他由于知错人而遭到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刘秀之失，失在静中看人，他被庞萌的假表忠所迷惑了，竟认为他是“忠贞死节”的“社稷之臣”。而来自敌营的庞萌归附刘秀不久，尚未有何贡献足以证明他的忠心，刘秀竟对他如此信任，是毫无根据的。

刘秀是个深谋远虑的人，他推诚待人，知人善用，不少人因他赏识而成为东汉一代英才。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当他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时，也就必然犯了以静止看人的错误。

古人云，事之至难，莫如知人。辨人才最为难，盖事有似是而非者：刚直开朗似刻薄，柔媚罢软似忠厚，廉价有宋似偏隘，言纳识明似无能，辨博无实者似有材，迟钝无学者似渊深，攻忤谤讪者似端直，掩恶扬善者似阿比；一一较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人材优劣真伪，每混淆莫之能辨也。这就是说，世上最难的事没有比识人更难了。辨别人材为什么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呢?这是因为事物有似是而非的，刚直开朗貌似刻薄；柔媚罢软貌似忠厚；表面看上去十分廉洁而实际并非如此；口出狂言能言明识明，而实际上却是无能之辈；海阔天空，天南海北地胡侃一通表面看来似博学而实际上是空话连篇无真材实学。反应迟钝没有实际学问却似知识渊博；攻击诽谤别人的人却看似正派正直的人；掩饰其恶的一面而将善的一面大肆宣扬者看上去好似刚正不阿的人；将这些一个一个地加以对照比较，就不难发现都存在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现象，人材的优秀良才与劣等的人材，真材实学的人才与滥竽充数的冒牌货，这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都混在一起实在难以真正地区分、识别得一清二楚。说像是的而又不是的，像不是的而又是的，人材的优秀与低下，真与假，混淆在一起时，真是难以辨别了。

尤其是在无名的人中发现贤才，在拉车的骡马中间相出骏马；在深渊里捡出含珠大蚌，在石头堆里找出藏光的珍宝，这是何等地不易啊!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识良莠之难了。

在识人的发展史上，常常能听到许许多多的人经常讲这么一句共同的话，即“人不易知，知人不易”。人之所以不易识别，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下列原因。

(1)“凡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正，而以胜惑人之心也。”这就是说，事情不易了解的原因，是由于它隐藏迹象，把私心掩盖起来而显出为公的样子，把邪恶装饰成正直的样子，而且以必然的胜利去迷惑人的头脑。说明人的奸恶之所以难以辨识，是由于有正直、忠诚、善良的外表作掩护。(www.xing528.com)

(2)“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险薄之辈假以他事中伤。始乎屏弃，卒不得用”。也就是说，凡是有才能的贤人，必然要遭到阴险浅薄之类人的恶意中伤。起初被迷惑而遭冷落，而最终得不到使用。说明因奸佞之人的无事生非造谣中伤，使得贤才难以被识别而加以使用。

(3)“潜伏着的感情和隐藏着奸诈，是很难从一个人的外貌了解到的。”所以古人说“伏情隐作，难以貌求”。同时也说明了“人之深者有两种。一日深沉。如纳言自守，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外边浑厚，不露圭角，不呈才华。此德之上者。一日奸深。如闭口存心机，深挟诈，形迹诡秘，双目斜抹，片语斜锋。此恶之尤者，切不可以深沉君子，与奸深并观也。”这就是说，人的所谓“深”，有两种情况。一是深沉。其表现为少言语而守本分，能容人忍事，内外分明，待人处事浑厚而不逞强，不炫耀才华。二是奸深。其表现为缄口不言而心藏杀机，阴诈深藏，行为诡秘，双目斜抹，说话阴阳怪气。前者是最有道德的贤才，后者是极为险恶的奸人，所以切切不可将二者混淆，等同齐观。可是，在人际交往中，二者则经常混淆，造成贤佞难辨。

(4)“贤人必为国计，而不肖者专为身谋。为国计者必恃至公，故言直而援少；为身谋者专挟己私，故喻巧而援多。”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即品德高尚的人必定一心为国，品质恶劣的人专为自己盘算。一心为国的人必定是从最大的公心出发，所以说话直来直去，支持他的人就少；为自己盘算的人必定从私利出发，所以说话曲折巧妙，支持他的人就多。这进一步说明，奸与贤的界限虽是清楚的，然而，要识别也不是一件易事。

对于佞奸者来说，是因其能以假象蔽其真象，以外表又掩其内心的奸诈，且其谋深术巧，使人迷惑而难辨识。

《吕氏春秋•疑似》指出，物之相似最能迷惑人，它说：“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辨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这是说，相似的事物最能迷惑人，石似玉，玉工难以辨其真伪；剑似吴干宝剑，铸剑师也难识其优劣；博闻善辨的人似通而实不通，足以惑人而误事，这是贤明君主所虑的。历史上不少亡国之君自恃见识超人而独断独行，其左右也顺其意投其所好，因而被视为心腹忠臣，正是其君似智而实不智，其臣似忠而实佞奸，致亡国亡身。最典型例子，就是明崇祯皇帝及围绕在他左右的那班佞臣。崇祯认为他是英明之主，臣下无人超过他，他的旨意就是真理，与他相左的视为庸才，或逆臣，一直至死都认为明亡咎不在己，而是在于群臣无能。他相信的都是对他听话、奉承的宦官和佞臣。正是这些似智、似忠的君臣断送了明王朝。但这位似智的崇祯皇帝，他跟其前几代的只想享乐连朝也不上的皇帝确有点不同，他日夜操劳，好像有作为的贤君，故能迷惑人，因而不少人为之惋惜，认为他非亡国之君，而处于亡国之时。

奸佞之人能使人不知其奸诈，是因其用心险而术巧，对此，《元史•列传四十五》有精辟的论述：“奸邪之人，其用心也险，其用术也巧。惟险也，故千态万状而人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万径而人莫能御。其谄似恭，其奸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务以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窃其势以立己之威，济其欲以立己之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近亲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明严嵩就是这样用心险而用术巧的奸佞人物。严嵩其人无才略，他最大的本事是巧于婿上，窃谋权利。世宗即以信道求仙著名的那位嘉靖帝，他虽昏庸，却自以为高明，凡拂其意的，不是廷杖，即杀戮，对严嵩则另眼相看，因严嵩善写“青词”，并作文为嘉靖歌功颂德。严嵩百事顺嘉靖意，照其意旨行事，故得人阁参与政事。严嵩虽年过六十，精神焕发，勤于政事，日夜在内阁值班，连家也不回。嘉靖大为赞赏，赐其银记，文曰：“忠勤敏达。”严嵩害人不露痕迹，被害的人也不知被谁所害。凡比已位高的，严嵩表面对他很恭敬，实伺其过害之，取其位而代之。崇祯居深宫，大臣难得谒见，只有严嵩得亲近，旨意由他代下，因此他能一手遮天，权倾天下，结党营私，大受贿赂，是当时最大贪官。嘉靖对他长期信任而不疑。严嵩之能遂其奸，采取的手法都一样，即前所说“窥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而已，因而“爱隆于上”，“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

佞奸难辨是因其心险而术巧，而贤者难识是因其忠而直，故不为庸主暴君所喜欢。《元史•列传四十五》谈及知贤之难，是由于有下列几种情况：一、贤者不遇时，或无人推荐，因而隐居不出，必然不为世人所知。二、人君知而召之出仕却，却不重视，待之如奴仆；或待之以礼，而言不见用；或用其言，而急功近利，且使佞人参与。因此，难以发挥贤者的作用，也就不为其君所赏识。三、贤者不为所知，也是因为：人君居于高位，喜听别人的过错，而不喜人说自己的过错，所行是务快己心，而不是务快民心，贤者为公为民必然进谏以纠正其错误，这就使其君很不高兴，不会得到赏识而重用，也因此，君臣就难于相处。而拒谏喜谀的人君，其左右必多佞人，他们最忌贤者，必然大肆诋毁、多方陷害，正直的贤者不获罪杀头已算万幸，又何能发挥其才能为国为民做好事呢?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故贤人难知难任。

“一鸣惊人的楚庄王”，可算是我国古代识人高人一筹的人。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在齐桓公、晋文公、宋襄王、秦穆公和楚庄王这五位霸主中，从实力、人力和功绩等综合起来比较，大概就以楚庄王为最强。关于他的故事很多，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三年不鸣不飞”的故事。

庄王即位三年，却从来不曾关心过政事，每天只是饮酒作乐，不分日夜地游玩。他还贴出了布告说：“谏者处死刑”。

于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地就这样一年过去，两年过去。臣子中有许多人也暗自庆幸着君王是个好逸乐之人；于是这些臣子也陪着他一同玩耍、十分愉快。不过，也有一些对庄王不以为然、不愿随之沉沦的臣子。

某一天，重臣伍举抱着被诛杀的决心，来到庄王面前。当时，庄王左手抱着郑国的丽人，右手搂着越国的美女，带着轻微的醉意接见他。“臣万分惶恐，希望告诉王上一些话。”

“你难道不知道我已昭告天下‘谏者处死刑’吗?”“其实，臣只是想说个谜语给大王猜猜。”“哈哈!是谜语啊!那就没有关系。你说说看吧。”“是这样的：山丘上有一只鸟，栖息在那儿已经三年了。这三年里它不飞也不叫。请问它是只什么鸟?”庄王听了以后，就回答他说：“它虽然三年不飞，但却可以一飞冲天，它不鸣则己，一鸣则天下惊，你说的话我都明白，退下去吧!”

庄王严肃的表情一过，代之而起的，又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之后，庄王依然没有改变，而且玩得比以前更过分了。

这一回，一名叫做苏从的重臣出来了。他与伍举不同的地方是说话向来直来直往，毫不留情面。这回他是冒着被处死的危险，打算向庄王进谏。庄王见苏从来谏便再三地叮嘱他：“你应该知道我那个‘谏者处死刑’的布告吧!”苏从回答说：“如果能唤醒沉睡的君王，我这区区小命，就算是牺牲掉又如何!”庄王原来就在等待，看谁会对他提出强烈的意见。现在，时候到了，他突然停止游乐，重新整顿起国中政事来。庄王首先就由人事上开刀，当初和他一起游乐的数百名臣子全部加以处分，并启用新人。另外则把国事委任于伍举、苏从二人。由此可见，庄王实际上故意沉迷于玩乐，然后趁机安安稳稳看臣子的表现如何。等到他弄清楚了谁是可造之材、谁是不可靠的人，就当机立断调整人事，从而巩固了政权和国家的基石。庄王可谓一代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