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反智主义：农民对农业进步的保守态度

商人对有关实用性的先验优点的老调重弹，极易从美国的民间生活中体察到，但究竟是谁呼应了谁，并不总是那么明确。这种老调的表达方式因时间和阶层而异，但它的主旋律始终是可辨识的，因为它在广阔的职业领域和参差不齐的政治阵营中回响。充足的证据几乎一致指向了一种流行文化，后者傲然地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没有正规知识甚或没有应用科学的情况下应对，其实是更好的应对。掌握和使用这些知识的意义始终受到质疑；不论如何，这被视为特殊人群的特权，正是这种特权和精雕细琢招来了他人的不满。

农民为这一共同话题加入了独特的乡音，这只是因为美国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个农业国。18世纪末，10个美国人中约有9个直接以务农为生；到了1820年，10个里有7个；直至1880年，非农人口才赶上农民的数量。在许多方面，美国农民形似商人。他们可能常常将务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很快就变得与从商惊人地相似，即使其行为模式并非全然如此。幅员辽阔的美国大陆、乡村生活的流动性和非传统性，以及美国社会的新教热情，赋予农民商业性思维和投机的风格。农民时常入手超出其所能经济地耕作的土地，投机地持有以待升值，实施粗放管理而非精耕细作，集中精力培育单一的大型经济作物，在开挖和耗尽土壤肥力之后卖掉并搬离。早在1813年，加罗林的约翰·泰勒即在其《阿拉托》（Arator）一书中称，弗吉尼亚州因缺乏精细耕作而“几乎一片荒芜”，他恳请农民：“克制，哦，请克制这种弑母行为吧，不是为了将来，亦非为了上帝，而是为了你们自己。”1830年代，托克维尔总结道：“美国人把商业特质带入了农业，如同对待其它的追求一样，在这里，他们对交易的热情展露无遗。”⁽¹⁾

农民对于实用性自有见解，这在他们对科学发展农业和农业教育的态度上可见一斑。一个勤劳、忙碌但少有结余的农民群体，几无可能赞助艺术或教育；但一种接受的心态，至少是对应用科学的接纳，于他们自身有极大的裨益。然而就连这也被认为一无是处。当然，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总是有的，只不过绝大部分自耕农对农业进步所持的态度是一种粗鲁的、自欺欺人的实用主义。

一如美国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农业亦十分宽泛和多样化。但其中存在一个基本的阶级分层，恰好与理论思考的分层不谋而合，即19世纪早期自耕农与一小部分绅士型农民之间的分隔。绅士型农民是大农场农民、专业人士、学院或大学里的科学家、商人或农业杂志编辑，除务农之外，通常另有收入来源，他们对农业试验感兴趣，阅读并间或著写相关主题的书籍，希望利用科学知识改进农业，组织农业社团，参加或领导提升农业教育的运动。绅士型农民里有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在其它领域亦成就卓然。其中包括康涅狄格州牧师贾雷德·埃利奥特，他在1748年至1759年间写成了经典之作《新英格兰农耕论》；本杰明·富兰克林一度是埃利奥特的通讯员，他在新泽西州伯灵顿附近拥有一个农场，希望从那里获利，并把它当作进行科学探究的试验田。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加罗林的约翰·泰勒均因袭了启蒙农学家的传统，力图把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的利好引入弗吉尼亚州的农业实践。紧随其后的是因钙质肥料试验而闻名的埃德蒙德·鲁芬，他是《农业记事》（Farmer's Register）杂志的编辑，后成为激进的地方主义者，在萨姆特堡打响了第一枪。在弗吉尼亚以外，积极推动农业改革的最令人瞩目的中心并不存在于某个知名的农民社团，而在耶鲁学院；在那里，对农业需求的把握与高等化学的研究联系在了一起。自小本杰明·西里曼开始，学院科学家关注土壤化学、农作物和科学农业；西里曼之后是约翰·P.诺顿、约翰·艾迪生·波特和塞缪尔·W.约翰逊。这些人所做的尝试之一，是推广尤斯图斯·李比希对土壤化学的研究。伊利诺伊州的乔纳森·B.特纳也曾受教于耶鲁，他是推动农业教育进步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对于启发《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功不可没。在纽约，自学成才的农业杂志编辑杰希·布埃尔始终致力于宣传更高的农业标准。在宾夕法尼亚，才华横溢的作物培育和作物化学学生埃文·普成为宾夕法尼亚农学院院长，他助推《莫里尔法案》，直至36岁英年早逝。

这些人把科学好奇心和农业实践、公民责任感和追求农业利润结合起来，提供了一个智识与实用性统一的令人钦佩的佳例，且并不都是应者寥寥。他们的贡献影响了一大批绅士型农民，即农业社团和农场事务的支柱、农业期刊的读者、农业学校和学院的拥护者。一本农业实务的好书，卖得好的话，可能售出1至2万册。或许每10个农民里就有1人订阅农业杂志，内战前夕，统共有超过50份这样的杂志，其盈亏各有千秋。⁽²⁾

然而，农业改良的鼓吹者和绅士型农民遭到了自耕农的憎恶。这种憎恶带有一种阶级情感：绅士们组织并推动农业活动，让小农相形见绌。在乡村集市上，他们有可能会带来获奖的实验样本，其生产过程无须顾及成本；普通农民则竞争不过。⁽³⁾他们的宣讲也遭遇了一种保守、麻木、怀疑创新、常常迷信的心态。美国的农民尽管在土地投机、迁徙和采用新机械上不循传统，但对农业教育和农业科学的应用极为保守。结果导致专业农学家和农业刊物编辑的工作环境即使不算充满敌意，也是质疑声不绝于耳。“如果你周围的农民，”本杰明·富兰克林向贾雷德·埃利奥特写道，“和我这里的一样，不愿放弃先辈们的失败之路，那么要说服他们尝试任何改进将是十分困难的。”乔治·华盛顿在信中不无遗憾地向阿瑟·扬写道，美国的农民更热衷于利用廉价土地，而非增加劳动力，结果是“许多土地只是被轻挠了一下，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耕作和改良”。早期在邻居们嘲弄的眼神之下开展试验的埃德蒙德·鲁芬总结道：“大多数农民决意不去理解任何与化学有关的东西，不论多么简单。”“我们的农民，”杰希·布埃尔抱怨道，“似乎普遍对农业改良态度冷漠、打不起精神，不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自己的责任和真正的兴趣，就是因为被一种诡异的愚昧所影响，担心别人的强大会对自己不利。”1831年，《美国农民》（American Farmer）的编辑这样描述，农民“既不会主动取阅农业报纸，也不会相信里面的内容，哪怕碰巧听见”。20年后，杰出的英国农业科学家詹姆斯·F.W.约翰斯顿在美国巡回演讲之后表示，农民们“抵触改变，更抵触这样的观点——对于应该做什么，他们并非尽在掌握”。他发现，纽约的农民反对农学院，“理由是学校里教的知识不被需要，它们能在农田里起到的作用令人生疑”⁽⁴⁾。

实际上，农民可以从农业改革家那里学到很多。即使是思想开明的农民也可能不了解动植物的习性、作物营养、合理耕作和土壤化学。很多农民迷信望月耕作，即根据月盈月缺进行播种、收割和耕种。这样的做法造成了浪费和土壤衰竭。⁽⁵⁾对于改革者的指导，他们秉持一种“务实”者之于理论家的鄙夷态度，蔑称其为“纸上务农”。“那些按照书本务农的人，对我而言算不上农民，”有人说，“把那些靠双手而不是书本的人给我……让那些把农耕当成乐趣的人去做实验吧……让有文化的人去考虑大小写、词性、语态和时态：你我还是关心咱们的牲畜、奶棚、田地和栅栏吧。”⁽⁶⁾面对如此强烈的成见，改革者和农业刊物的编辑英勇地开展了攻坚战。杰希·布埃尔抱怨道，在其它一切领域——战争与航海、法律和医药——美国人认为正规教育是一种有意义的助益，事实上不可或缺：⁽⁷⁾

然而，神赐福于我们的“生活、行动以及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农业，其实包含了比法律、医药、战争或航海更宽泛的实用科学，我们却不开设学校，不提供指导，不给予政府资助。在很多小规模的生活领域，科学知识被认为不可或缺；但对于一个如此重要的行业，科学的影响力本应会极大、极富效用，而我们却依我们的实践，认为其重要性尚不及小说家的虚构作品。在大多数其它领域，我们都认为思想是有效的力量，但我们忘却了它是农业的阿基米德杠杆，尽管不动，也会为世界注入丰饶、道德健康和幸福感。在这种令人惊骇的无视下，据普遍估计，农业本应成为我们当中一种滑稽而可耻的工作，难道不是毫无悬念吗？

然而，“农业进步最大的阻碍，”布埃尔认为，“是许多人所持的鄙夷态度，即科学里包含的一切不是对农耕无用，就是对农民遥不可及。”⁽⁸⁾农业刊物的编辑不断劝诫，他们为消除对“纸上务农”的反感所做的不懈努力，似乎印证了他的话。并非所有的农业期刊都无懈可击，有些也在吆喝自己的奇思异想。但无论如何，他们发现不时地有必要表达歉意，辩白自己并未鼓吹任何过于理论化的东西，且大多数文章都是由务农者写就。1841年，当李比希关于土壤化学的经典著作推出了美国版，必须一提的是，本书在农业改革家乃至一些自耕农中间都赢得了不少人的追捧，他的发现却被《南方种植者》（Southern Planter）描绘为“精密的新理论”：⁽⁹⁾

尤斯图斯·李比希先生，无疑是一位十分聪慧的绅士和高深的化学家，但我们认为，他对农业的了解程度和耕田的马匹差不多，弗吉尼亚每个站在犁头前的老农，都可以告诉他那些与他的精密理论不相符的实情。

鉴于上述对科学和纸上务农的反感，农民不愿认可教育（农场的实务培训除外）能对孩子大有益处也不足为奇了。他们担心更多的学校意味着更高的税收，这盖过了他们对农学教育的期待。1827年，一位倡导办农学校者在《美国农民》上指出，农民们自身的“反对声最为强烈”。⁽¹⁰⁾1852年，一名反对开办马萨诸塞农学院之提议的通讯员为《新英格兰农民》（New England Farmer）撰文，表示州内十分之九的务农者赞同他的意见。不论如何，他清晰地阐明了反对办学的观点：农民不需要它；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昂贵的大型试验”，却不能保证相应的回报；只会“引来一小部分高薪职员”，做着毫无经验且无法胜任的工作；推崇这项建议的人，只是为了让富人的孩子及从事体面行当的人了解一些农业知识。而对此，“技艺教学给不了任何帮助，只有靠实践”⁽¹¹⁾。

以上只是农村人口普遍不愿支持教育大业的一个方面。西德尼·L.杰克逊在分析人们对公共学校运动的态度时指出，农民“在争取更好地办学上，更多是一种阻力而非助力”⁽¹²⁾。在1862年《莫里尔法案》通过之前，美国办农学院的各项试验主要由一小群敬业的农业改革家主持——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在一个以农业为本、迫切需要农业技能⁽¹³⁾的国家，在联邦政府介入之前，几乎无所作为。《莫里尔法案》在1862年通过，并非归功于大众的热切需求，而是再一次仰仗了一群意志坚定的游说者。厄尔·D.罗斯在有关赠地运动的出色研究中观察发现“并未见到民众自发的兴趣”。被战争新闻淹没的大众媒体几乎漠视了《莫里尔法案》；连农业报刊都未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有些压根没有提及它的存在。⁽¹⁴⁾

该法案最初不过是个善意的承诺；其后的30年里，改革者们领教了有效执行一项大幅领先于民意的改革之难。莫里尔参议员的观点十分在理。他认为，美国的土地耕作非常糟糕且极其浪费，其它国家在农业和机械教育上的投入远远领先于美国；试验和调研是必不可少的；农民必须获得科学新发现的指导；利用公共土地的收益，资助创办优秀的农业和机械学校，符合美国早期教育资助的先例；这不会干涉州自治，也不会和当时的传统教育学院里所授的那些课程混淆。有段时间，莫里尔的提议和地方政治势同水火，他的赠地办农学院理念在1859年被布坎南否决。然而，3年后林肯签署了一项类似的法案。相比大部分农民，国会对改革的必要性更为信服。⁽¹⁵⁾但不幸的是，正如罗斯指出的，这一制度对教育本身的意义从未被提及。反对声主要集中在所谓的违宪和一些细枝末节上——其结果是，国会通过的法案不足以实现倡议者的初衷。

依靠赠地而建的学院一旦建成便遭遇四面楚歌，有不少是来自现有学府的嫉妒，还有美国人对教育资源分散而非集中办学的偏好。招募有能力的员工难度极大。保守的教员以旧式学院的传统为后盾，往往并不能真正认可农业和机械教育的合理性，新学校里内讧时有发生。另一头则是思想狭隘的传统农民和民间领袖的反对声，他们坚持认为，科学对农民并无“实际”作用。正如罗斯指出的：“对于职业培训的需要和可行性，农民们自身最难被说服。”即使不抵制这样的教育，他们也会反对一切与大学或实验科学发生关联的提议。彻底奉行实用主义的单独的农学院是可以的。威斯康辛州的格兰其辩称，任何职业都应由从业者来教导。“牧师教导牧师，律师教导律师，机械工教导机械工，农民教导农民。”一些州长希望尽可能远离传统学院所代表的通识教育理念。俄亥俄州州长要求教育“简单而务实，本质上不需要理论性或艺术性的科学”；在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想象中，农学院是“用来培训农场劳动力的”；印第安纳州州长认为，任何形式的高等教育都是忠实劳动的障碍。⁽¹⁶⁾

事实比任何观点都更有说服力——农民很少送儿子们去上学；一旦他们这么做了，孩子们就会利用教育机遇放弃务农——通常会投身于工科。多年来，农学院的学生相对较少，其中，学习“机械艺术”——比如工程师——的数量和学农的学生之比从2∶1、3∶1、4∶1到5∶1逐年递增。1887年的《哈奇法案》建立了联邦实验站系统，与农学院紧密协作，提供了完善的研究设施，农业科学的处境有所改善。直至1890年代，农学院终于得以开展效用可观的科学教育。

赠地制度的另一项失策之处在于它是自上而下建立的。国会在发展农村中学体系、培养可升入农学院的毕业生方面并无拨备。1917年的《史密斯—休斯法案》⁽¹⁷⁾修正了这一失误，为农业中级专职培训提供联邦资助。1873年至1897年的一段漫长萧条期之后，农业的再次繁荣也扭转了农业教育的命运。农民受利润驱使开始考量农业管理、动物养殖、土壤科学和农业经济。机械化的发展让他们的孩子更易从农场事务中脱身。1905年之后，农学生的数量持续猛增，至一战前夕，几乎与工程专业生的数量相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的农业部副部长M.L.威尔逊回忆道，他所在的艾奥瓦州社群普遍的对纸上务农的鄙视，一直延续至世纪之交，直到他青年时期才发生转折：⁽¹⁸⁾

20世纪伊始，科学在广大农民身上掀起了一场革命。1902年，我去埃姆斯学农，在艾奥瓦当地，我并非第一个进入学院的男孩，却是第一个上农学院的。10到15年之后，这已被所有人接受，只要负担得起就行。

1917年，I.L.坎德尔就此课题进行了调研，充分论证了赠地所建的学院“是莫里尔参议员及其支持者们曾力主的，意在为农业实践提供科学准备，然而直到不久前，即创建50多年后，它们才真正开始完成最初设定的职责”。⁽¹⁹⁾

读者不太可能会认为农业和机械学院是杰出的智识中心，但可能会对这里完成了什么以及主张了什么产生疑问。对于农学院在这方面的特征，我无需讳言。它仅是试图将职业教育和应用科学进行某种有效结合，而我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目标。关键在于，这种迫切需要的融合，是在农业改革者鼓动了一个世纪之后才实现的，他们的对手便是在农民中间广泛存在的认为理论对实践毫无助益的顽固念头。

务农可被描述为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农民若是被世故的批评者所挟制或依循书本及科学思维，其遭受的损失有可能远大于获益。工业领域的工人阶层情况则几乎相反，他们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不自然的，需要对自身和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后，才能就自己的命运发表态度。相较于农民阶级，智识性的批评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亨利·德曼在其对《社会主义心理学》的出色探究中指出：“未受到知识界及其意识形态影响的劳工运动，无非是把无产阶级变成新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²⁰⁾这种观察中含有对美国劳工运动的某种恰如其分的讽刺意味，认为其目的不过是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美国，一如在其它地方，劳工运动在真正意义上是知识分子的创造。但这不过是一个为了塑造自己的独特个性而背叛了父亲的孩子。除非经历一个奇妙的辩证过程，否则就不可能培养出最终能在美国成功创建永久性组织的那种类型的劳工领袖：首先，知识分子的影响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使人们意识到了劳工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在之后连续的几个阶段，这种影响必须丢弃，工人运动才有可能去除干扰和累赘，致力于组织起有工作意识的工会，并在持久和成功的基础上站稳脚跟。

纵观历史，美国劳工运动并非始于狭隘地专注于工作本身、薪酬谈判或最终变为其核心特质的罢工。由始至终，资产阶级的领导贯穿其中，受到改革理论家目标的影响，掺杂着参与者的个人意愿，后者意欲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谋求稳固的地位或彻底改革这一社会。它的早期历史包括与一种全面改革的万灵药或另一种东西——如土地改革、反垄断、美钞主义、生产合作社、马克思主义、亨利·乔治的单一税——的关联。在运作了超过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这样的试验几乎没有为美国劳工运动留下任何永久性的牢固组织，于是，其有效性被提上日程，只有当塞缪尔·龚帕斯和阿道夫·斯特拉瑟之类的务实型领导人接手之后，其重心才放到工作本身、薪酬谈判以及如何组织起技术性行业工会，强势到足以凭借自己的手艺垄断劳动力市场。

阿道夫·斯特拉瑟曾是社会主义者，塞缪尔·龚帕斯则是美国劳工联合会第一代人的精神指引，无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两人在年轻时与社会主义者的对话。龚帕斯在自传中对这种早期的智识教育表示了不甚情愿的敬意，他指出：

大多数帮助奠定工会运动根基的人，都有过社会主义的体验，接触过更好的制度……他们都是有愿景的人……如果个人能够超越社会主义的定式而发展，那么社会主义的经历就有了建设性的作用，对于这样履行自己实际职责的人，可以有更快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明白可触及的目标仅是通往更高精神目标的途径。

然而，尽管社会主义可能让这些人懂得了劳工运动的可能性，但劳工运动本身一旦形成，就让他们懂得了美国是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的。在投身工人运动的最初日子里，龚帕斯就不得不和“跟风者、改革者及轰动效应的追求者”——这是他对徘徊在劳工运动周围的空想家的称呼——做斗争；有时，这些空想家是他最可怕的敌人之一。正是社会主义者的出色表现，让他在1894年美国劳工联合会主席的竞选中落败，这是他唯一未获连任的一次。他相信，领导权只能托付给“那些心灵和头脑已被编织成日常劳动谋生经验之人”。“我看到了与知识分子纠缠不清的危险，他们不明白，拿劳工运动做试验即是拿人生做试验。”⁽²¹⁾

知识分子与龚帕斯这样的劳工领袖产生嫌隙，乃因两者对工人运动的期待南辕北辙。知识分子视劳工运动为通往更宏伟目标的路径——通向社会主义或其它某种社会重组方式。他们来自劳工运动之外，鲜有从工人阶级内部选拔而来。一般而言，他们对中产阶级的体面嗤之以鼻，而大多数劳工领袖，甚而大多数普通技术工人，都渴望得到这种体面。像劳工联合会这样一个重要组织，从未认同过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也一直看不起其领导层。我相信，劳工领袖们自己最适合被解读为一群白手起家者，在这方面，他们与成百上千同类型的企业界人士并无本质差异。正如斯特拉瑟的经典表述：“我们都是实际的人。”⁽²²⁾他们来自工人阶级行列，绝大多数人从未停止过希望劳工及其领导人能享有与商人同等的尊崇。他们接触过反资本主义和反垄断思想，但与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不熟悉政治和美学的先锋思想中充斥的对资产阶级文明的全面控诉。他们是优秀的爱国者，优秀的一家之主，其后也是优秀的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²³⁾他们早期与知识分子——或者说他们眼中的知识分子——的接触，令他们心生疑窦。一开始是在劳工运动内部同社会主义教条主义者的斗争。劳工领袖不断受到经济学家的批评，⁽²⁴⁾后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集结成反对劳工的方阵——正如龚帕斯为他们贴的标签：“教授团体是工人们明里暗里的敌人”，是“跟风之人、理论家和女里女气的男人”。终于，在世纪之交，“科学管理”运动被劳工们视为巨大威胁；龚帕斯视其领导者为“学术旁观者”和“知识分子”，只想在榨干工人们的精力后把他们扔进垃圾堆。这样的体验绝无可能鼓舞信心。⁽²⁵⁾事实上，劳工运动正努力在一个不友好的环境站稳脚跟，总的来说，在1900年之前，是官方知识分子制造了这种不友好。即使那些并非不友好之人，也被视为不聪明、不受欢迎的盟友。直至进步运动来临，大量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劳工的使命才更显善意，直到新政时期，强大的联盟才终于形成，尽管未必持久。⁽²⁶⁾

龚帕斯时代之后的数年里，工会的壮大、成功和稳固让这些大型官僚机构愈发需要招募专家，为其法务、精算和经济问题提供建议，组织调研和新闻宣传、公关和游说，管理其庞大的教育分支机构。由此，领导这个国家1800万有组织劳工之人，变成了大量知识分子员工的雇主。但是，位居工会总部的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并不比其它领域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社群更舒适——事实上，他们与工会领袖的关系，和商业知识分子与企业首脑的关系并非完全不同。

大体而言，三个方面的压力似乎令知识分子与工会的大环境格格不入。第一个只适用于一部分人——是对改革的热情，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仰，这可能让知识分子首先想为工会服务。这种人早晚会发现，自己并不能让劳工运动变得激进——倒被卷入了这个旨在为领导人物撑起权势和威望的大机器。工会专家发现自己的境况堪忧，随时会被利用，且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以传教士般的激情投入工作的工会专家们领到的报酬，通常少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求职者。）如此，他的理想主义难免受挫。第二个离心力，源自对专业研究的执着、对真理的无私追求，这有时会与工会作为一个激进组织的必要性或一个领导者的个人要务相抵触。“他们使用数据非常草率，”一位专家这样抱怨他的工会同僚，⁽²⁷⁾

他们根本不当回事。他们都是相对论者，不相信真理或科学的客观性；或者至少他们认为追求真相太艰难，于是就放弃了，借口是“谁会对真相感兴趣呢——管理层吗？”，基本上这是由于他们所持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改革的态度。一切都变得和派系造势有关……他们只想加深领袖的偏见……我有时希望自己去大学里教书。

专家们时常会探求令人不悦的真相，或成为让工会领导人直面现实困难的媒介，譬如在法律或经济事务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们既被需要也被嫌弃。劳工杂志的编辑也许志在经营思辨性的智识刊物，而工会领袖的关注点也许更多是工会杂志在派系之争中如何站队。工会教育主管或许希望为工人提供通识类教育，而工会领袖或许只想进行简单教化，确保意识形态上安全无虞。

最后一种疏离，纯粹是个人的，与专家的教育背景有关，某些情况下也和个人文化修养有关。他置身事外，不是同一类人，在不需要他服务时，也没人找他作伴。在工会办公室里，人们在他背后小声抱怨，仿佛他真的在一条流水线上——或是在扶轮社的会议上：“恃才傲物那种类型……你没法和他们一起工作……没人喜欢他们……他们不是同一类人……他们喜欢的女人也和别人不一样……”

劳工领袖对劳工知识分子的态度体现出一种矛盾心态，类似的态度也存在于商业团体及更广泛的社会中。哈罗德·维伦斯基已在研究劳工专家时发现，劳工领袖有时会因知识分子的专业知识而感到威胁或过于敬畏，并常常甚为崇拜。但他们用鄙夷的言辞令自己相信，专家即使不是有怪癖的，也是不切实际的。一位身居高位的工会官员自夸道，“我接受的是历练这所学校的教育”，这些混杂的情绪在他带着同样的自豪感说另一番话时亦流露了出来：“我告诉我的儿子，去大学念劳工法！”在某些领域，折磨那些非知识分子的是对专家的工作挥之不去的妒忌：“为什么那个狗娘养的能干轻松的活儿……我把自己累个半死才从底下爬上来，还得每天晚上去地方上开会，而他只要坐在桌子后头写写东西。”和商人一样，工会领袖也会盛赞与工作台或工会组织的活动有直接接触的实用经验。“这些你从书本上学不到。经验无可替代。”专家从一开始就处于挣扎之中；他是外行、后来者，无法理解工人斗争或工人心理，因为没有直接打交道的经验。“关于这件事，你的整个思维……很出色。你有一个法律的头脑；你来自哈佛、耶鲁或跟那些人一样来自其他地方，你不明白工人在想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毫不奇怪专家不时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的心绪，保持缄默或试图伪装自己。他们的工作氛围也许在很多方面是激发思维的、善意的，但如劳工机构专家的一名学生所言，其中的元素之一是“无处不在的反智主义”⁽²⁸⁾。

在美国，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虽是为了追求“资产阶级”的理想，却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不完全合意的环境，这一点不足为奇。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非共产主义左派，尤其是社会党党内，这反倒更令人惊讶，他们欠知识分子的债确实很重。认定当时的社会党是一股反智主义力量或对知识分子不友善，是纯粹的误导。在1900年至1914年间，美国社会党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提供了无比重要的支持，还以个人著作为其扬名立威，大大拓宽了影响面。其中不仅有揭发黑幕的厄普顿·辛克莱和约翰·斯帕戈，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和美国生活方方面面的批判性书籍的作者，这些发人深省的著作至今仍值得一读——譬如路易·B.布丹、W.J.根特、罗伯特·亨特、阿尔杰·M.西蒙斯和威廉·英格利希·沃林的。不同于之后的共产党，社会党保持了一种并非铁板一块的智识氛围，产生的理论文献也并没有完全被马克思式经院哲学所束缚。美国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招募方面是多元化的，但思想上仍是自由的，甚至是甘于冒险的，部分支持者还为其加入了轻快的波希米亚风格。“《群众》，”它的一份期刊这样宣传，“有幽默感……享受着革命。”

但在某些领域，就连社会党也受到了无产阶级狂热信仰的冲击。在党内频发的派系斗争中，知识分子代言人往往被烙上中产阶级学者的印记，并被拿来与这一运动的捍卫者、真正的无产阶级相比较。（当革命热情受到质疑时，知识分子更常现身于左翼而非右翼派系。）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往往出身稳健的中产阶级甚至富裕阶层⁽²⁹⁾，他们试图在精神上去阶级化，顺应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理想，这难免导致了一定的自我贬抑和自我异化。因此，该党内的反智主义一派并非没有知识分子为其代言。⁽³⁰⁾作为其中一员，W.J.根特认为，带着不拘泥于教义的放纵热情的《群众》杂志太过轻率，无法认真地为将工人改造为信奉社会主义之人的基本事业做出贡献：

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新芬主义、立体主义、男权主义、直接行动和蓄意破坏混为一谈，并没有发现什么麻烦。这就是来自大城市的不安分的小集团的特殊产物，他们致力于追求不一样的信念；即使已经站在疯人院门口，还在探索泡沫的新奇。

另一位名为罗伯特·赖弗斯·拉蒙特的知识分子认为，尽管党内需要足够的头脑，但不应是受过“传统资产阶级教育”的头脑，他总结道，存在“对知识分子及空谈的社会主义者的合理质疑”，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走向成熟的最令人欣慰的标志”。⁽³¹⁾对此，像乔治·H.戈贝尔那样的右翼政党舵手也许会表示认同。当一边是知识分子、牧师、教授，一边是工人，“这个工人刚从工人阶级中崭露头角，且每天都与实际工作和困难打交道”，戈贝尔说，面对这样的抉择时，他总是与工人阶级的代表站在一起。⁽³²⁾

党内最极端的反智主义立场——一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丑角姿态——并不是右翼分子或自我疏离的知识分子，而是受到“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WW）精神影响的西部党羽。党内的俄勒冈集团是强大的西部分支之一，为这种精神提供了绝佳的示范。据称，在该党1912年的印第安纳波里斯大会上，俄勒冈代表团拒绝在一家铺了桌布的饭店里用餐。州秘书托马斯·斯拉登曾撤掉了俄勒冈总部的痰盂，理由是嚼烟丝的无产阶级硬汉用不上这些高雅设施。斯拉登还在《国际社会主义评论》上撰文痛斥知识分子。他认为，这场运动属于工人，别无他选。社会党和工会“要不就让位，要不就拿起武器与‘那些用胃思考的人’斗争”。斯拉登这样形容真正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³³⁾

他有自己的语言，不同于文明的惯用语，他没有文化，外表粗陋，他的道德和伦理准则尚未被社会认可，他信仰的是一种从未在任何正统或非正统的教会里宣讲过的宗教，一种仇恨的宗教……他的聪明才智，无法被出生、成长和生活在他的世界之外的知识分子所理解。

恰似森林野人的本能，他有着清晰的视觉，始终保持警醒，他的听觉敏锐，本性多疑，意志不容战胜……他一个猛扑就会撕碎你那微不足道的智识和做作的可敬，在他所主宰的调查范围内，是非对错都由他来决定。

这就是无产阶级……他几乎从未受过教育，毫无礼貌，也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他。他上的是艰苦历练人生经验的学校。

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信念似乎融合了形形色色的原始主义，另一位西部人士杰克·伦敦曾试图将此类原始主义嫁接到社会主义运动上，但没有成功。社会党内的非知识分子更为典型的感受是其党魁尤金·V.德布斯的温和立场。德布斯注意到许多社会主义者“取笑有智识的人，仿佛他们是外来的闯入者，与社会主义者格格不入”，因而埋怨智识不该是一个责备之词。运动需要有头脑的人，党派应该积极吸引他们。对德布斯而言，重要的是通常“官员、代表及公职候选人应从工人阶级内部遴选。知识分子掌权应是例外，因为他们来自别处”。劳工组织不该由知识分子管理，正如知识分子组织不该由劳工管理一样。德布斯认为，工人有足够的能力自己走上管理岗位。他对知识分子担任官方职位的担心，和对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层和官僚化的忧虑高度一致。恰如真正的杰克逊主义拥趸，他坦陈自己认同“轮换任职”的信念。“我承认，”他说，“我执意反对文牍主义，也惧怕官僚主义。”⁽³⁴⁾

在美国，尽管社会党默许了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但共产党是铁板一块：它不希望有任何作家不臣服于其标志性的僵化规则。再者，在一战前的最重要时期，社会党吸引的主要是深谙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知识分子，他们作为理论家在党内担纲领导职位。共产党吸引的创作型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比重高出很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或正统的社会规则几乎一无所知，至少在一段时间，曾心甘情愿地臣服于党的机关的管教和戒条。在共产党内部，随着知识分子的影响在1930年代期间扩大，一些反智主义倾向，尤其是无产阶级性之教义，成为实际上的主导，而这些在社会党内部只是一般的存在。道德势力的平衡发生了剧变：在社会党的圈子里，能感受到真正的无产者对知识分子在他们中间施加强大影响力有所不满；而在共产党的圈子里，党内的知识分子及其拥趸的痛苦显而易见，原因在于，不论职业亦或出身，他们都不属于工人。

美国早期的激进分子——譬如爱德华·贝拉米和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有时会以某种居高临下、监管有缺陷者的态度对待工人阶级；但到了1930年代，一些美国作家被一种致命的伤感观念所左右，认为工人阶级的苦厄和“历史使命”赋予其优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巨大的内在道德优势。为了弥补他们有污点的阶级出身和中产阶级特质，许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相信，他们必须通过为党提供某种服务让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神坛上的祭品。共产党自己敏锐地意识到皈依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明白独立思想的涌入可能给党的纪律带来的危险，于是采取了利用知识分子的罪恶感和自我厌恶感的策略，以此来让他们与党保持一致。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信条，给他们一小撮但在不断壮大的听众；另一方面，企图驾驭他们心理上的脆弱以防其脱轨。这样的政策，效果喜忧参半；党派尤为觊觎的那些声名远播的文豪——德莱塞、辛克莱、斯坦贝克、海明威、麦克利什、多斯·帕索斯——被证明是最难驯服的，最不愿顺从默默无闻的党的雇用文人的命令。成就平平的文人则没那么自信，更依赖党为其带来的知名度，他们更为顺从，尽管在实现党的目标上亦非一贯如此。当1933年保罗·罗森菲尔德抱怨说一些文人已经放弃了作为艺术家的责任，转而投入“看看谁能最快地使自己与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共有的庸俗主义和解的竞赛时”，他想到了这些作家。⁽³⁵⁾

若要把真正的布尔什维精神注入美国激进作家的头脑，那么在《群众》时代生根发芽的波希米亚主义必须毁灭。必须让文人们体会到，波希米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个人反叛都是不严肃的、微不足道的、神经质的。约翰·里德曾是个波希米亚主义者，一名急先锋。他说：“这种阶级斗争，是诗歌的地狱”；如果是这样，无疑诗歌必须让位。他在另一场合宣称：“布尔什维主义不是为了知识分子，而是为了人民。”“你们这些人，”他向一位孟什维克理论家表示，“并不是活着的人，最多是一直琢磨马克思说了什么或者打算说什么的书蠹。我们想要的是一场革命，我们将实现它——不是用书本，而是用来复枪。”里德活得不够久，没能证明他能把这一信条的涵义践行到什么程度。他去世之后，鞭策知识分子的角色由迈克尔·戈德承担，多年来，他一直是党的重要打手。在为自己去阶级化和去智识化方面，戈德比大多数左派知识分子更为成功。⁽³⁶⁾弗洛伊德·戴尔对党派持同情态度，但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波希米亚主义者，他认为戈德作为一个文人，“因为某些难以理解的原因，为自己不是工人而感到耻辱……因而每当遇见工人，他就表现得无比敬畏，用华丽的辞藻赞美他们”。对于比戴尔年轻的一代作家而言，这种耻辱和敬畏感的缘由并没有那么费解。

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功用的看法，是全国上下广泛遵循的实用性、阳刚之气和原始主义的主题所生发出的某些讽刺性的变奏；而有意思的是，除了术语上略有变化，党派的守则和商人所表达的某些态度颇为雷同。重要的任务无比实际——掀起一场革命。别的都是次要的；艺术和智识若不能付诸实践，便毫无用处。照党派特有的想象力，不能为革命所用的文人就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文学娼妓：他们是“最古老、最令人尊敬的娼妓”，（借用一位必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作家的言语）“文学害虫……喷了香水的妓女，只要30个银币，就可以跳肚皮舞，或模仿传说中的东方女人扭动腹部。”

革命大业不仅需要更高的道德纯洁性，而且需要一种厚重的阳刚之气，这是很多文人所欠缺的。实用性和阳刚性的政治需求，再一次与唯美主义的无用性形成对比。一位作家因为党派领袖把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视为其工作之余的“爱好”而瞠目结舌——这是文学在党内未被严肃对待的活生生的例子。最糟糕的是，那些不愿面对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的文人就无法拥有阳刚之气。对此，党内知识分子意见相左，但是，他们之中最赤裸裸的一些人却在挞伐文学人文主义者的十字军运动中，毫不留情地痛斥他们所谓的“仙女文学”。迈克尔·戈德曾告诉辛克莱·刘易斯，这些文人怀有“疯狂的妒忌心”，因为他们被“剥夺了阳刚之气的体验”。在一次针对桑顿·怀尔德的著名的文学讨伐中，戈德指控这位小说家宣扬一种“轻浮的、矫揉造作的、半吊子的宗教信仰，没有真正的刺激神经的血与火，是同性恋者做的白日梦，他们穿着优雅的长袍，以古老的方式穿梭在百合花丛里”。(www.xing528.com)

在他们最为极端的时刻，那些试图制定共产主义文学标准的人，要求工人阶级作家提供据称资产阶级作家未能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戈德语）。让“伐木工、无业游民、矿工、办事员、养路工、机工、收割庄稼的帮工、侍者——这些对我们来说比那帮耍笔杆子还领薪水的更重要的人”，来撰写和阅读党的喉舌《新群众》（New Masses）吧，一位工人阶级作家急切地呼吁。“内容也许是粗鄙的——但我们差不多受够了对着镜子梳妆打扮、在鼻子上涂脂抹粉。我们在害怕谁？是批评者吗？害怕他们说《新群众》的文章充满了语法错误？天呐，兄弟，报亭里一摞摞整整齐齐、语法精准的下水已经够多了。”这类言辞往往会将文人驱离这一运动。让他们更寒心的是其中一人所说的：“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地位的装模作样，单调地拨弄一根僵硬的琴弦，对其他层次的思想的敌视，贬低异见的写作和批评，回避辩论”。

这些差异，昭示出党派在与文人及其它知识分子打交道时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在急不可耐地想要利用他们的同时，又无法维持一种能确保他们不离不弃的基调。就连迈克尔·戈德，一个巧言令色让原本抱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始终与党派保持距离的人，有时也会对党派领导人对作家们的态度感到不安。他一度承认，知识分子被过度视为局外人：“‘知识分子’一词，成了‘杂种’的近义词，这是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给人的感受。”党派成员将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情绪当成内部斗争的武器：在20年代的一场派系斗争中，约瑟夫·弗里曼回忆道，福斯特集团掀起了针对洛夫斯通集团的口舌之战，理由之一就是他们出身学院，是资产阶级和犹太人。这一情绪产生了惊人的后果。马尔科姆·考利在“莫斯科大审判”期间担任一家重要的大都市非党派周刊的驻外编辑，在谈及托洛茨基时极为严肃地说：“我从不喜欢他这类大城市知识分子，他们把人类一切问题都简化为光秃秃的三段论法，这让他们在每个问题上都是正确的……”

有段时间，即使只是人生中的短暂一刻，大多数激进作家接受了党派的准则，也接受了这样的论断，即知识分子以及培养他们的机构都是不好的。“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柔弱无能之人，”约翰·多斯·帕索斯在一战期间写道，“我们边喝茶边谈信仰，我们的激进思想无一例外地禁锢在体面的界限之内……我想要消灭我们愚蠢的大学和那里优秀的年轻人，那里灌输着晦涩难懂的东西——一切形式的混蛋文化，还有中产阶级的势利眼。”吉纳维夫·塔加德谈及迫在眉睫的“实际”革命任务时，认为文人百无一用：

务实之人组织革命，当你试图敲打出一支合格的军队或制定一项新经济政策时，再没有什么比身边有个目光迷离之人更令人恼火的了。如果由我来负责一场革命，我会立即赶走所有的艺术家；相信运气会在我完成了一些艰巨任务后，让肥沃的土地长出另一波庄稼。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有种小孩子在他母亲正忙于家务时所有的那种感觉。我不想碍事，只希望在事情平静下后，待在一个不受打扰的地方。

许多作家加入这一运动是源于一种信念，至少对他们而言，脱离了资产阶级的世界将意味着脱离了它对文化的轻慢。然而，无论选择哪个世界，总要完成一项前期的实际工作——是资产阶级工业化还是新经济政策，是追求个人成功还是需要“敲打出”一支军队。

(1)　John Taylor：Arator（Georgetown, 1813）, pp.76-77；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New York, 1945）, Vol.II, p.157；在The Age of Reform（New York, 1955）, chapter 2里，我尝试对美国农业的商业元素进行评价。

(2)　有关农业杂志的数量，参阅Albert L. Demaree：The American Agricultural Press, 1819-1860（New York, 1941）, pp.17-19；有关书籍和杂志，参阅Paul W. Gates：The Farmer's Age：Agriculture, 1815-1860（New York, 1960）, pp.343,356。

(3)　有关这方面的情形，参阅Gates：同前，pp.312-315；比较W. C. Neely：The Agricultural Fair（New York, 1935）, pp.30,35,42-45,71,183；以及P. W. Bidwell和J. I. Falconer：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1925）, pp.186-193。

(4)　Carl Van Doren：Benjamin Franklin（New York, 1938）, p.178；Bidwell和Falconer：同前，p.119；Avery O.Craven：Edmund Ruffin, Southerner（New York, 1932）, p.58；Harry J. Carman, ed.：Jesse Buel：Agricultural Reformer（New York, 1947）, p.10；Demaree：同前，p.38；James F.W.Johnston：Notes on North America：Agricul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Edinburgh, 1851）, Vol.II, p.281。

(5)　Demaree：同前，pp.4-6,10,48-49。有关耕地的浪费，参阅Gates：同前，他的论点涵盖了重要的地域和种群问题。

(6)　Richard Bardolph：Agricultural Literature and the Early Illinois Farmer（Urbana, Illinois, 1948）, p.14；比较pp.13,103。

(7)　Carman：同前，pp.249-50。有关这些言辞的出处、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见于pp.234-254，以及布埃尔的文字“On the Necessity and Means of Improving Our Husbandry,” pp.8-21。

(8)　Carman：同前，p.53。有关另一位编辑对农民的超实用主义成见较为温和的回应，参见“An Apology for ‘Book Farmers,’” Farmer's Register, Vol.II.（June, 1834）, pp.16-19；比较“Book Farming,” Farmer's Register, Vol.I（May, 1834）, p.743。

(9)　Demaree：同前，p.67。有关自耕农和农业媒体，参阅pp.113-116；比较Sidney L. Jackson：America's Struggle for Free Schools（Washington, 1940）, pp.111-114,142-144。这位农民最喜欢的世俗阅读似乎是他的黄历，老一代农民的黄历包含歧视性的轶事和诗歌，诉说有学问者的不切实际和愚蠢，这有时会应和他的反智主义情绪。Jackson：同前，pp.12-13。

(10)　Gates：同前，pp.358-360。

(11)　“Agricultural Colleges,”重印版来自New England Farmer，n.s. Vol.IV（June，1852），pp.267-268，Demaree，同前，pp.250-252。

(12)　Jackson：同前, p.172；比较pp.113,127，及各处。

(13)　1852年，耶鲁的约翰·P.诺顿教授写道：“假设联邦有任意6个州在今年内为各自境内的农学校或农学院拨款——以大力资助各学部，填充图书馆、工具库、博物馆、设备部、建筑和土地，他们在这片大陆上也找不到够格的教授和老师为其服务。”事实上，他甚至怀疑，即使是一家位于纽约的机构也未必能找到“完全胜任之人”担任教职。Demaree：同前，p.245。

有关改进农学教育的简史，参阅A.C. True：A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5-1925（Washington, 1929）。1851年，爱德华·希区柯克为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开展了一项欧洲农业教育调研，结果显示，美国各州的努力和欧洲大陆的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相比，远处于劣势。

(14)　Earle D. Ross：Democracy's College（Ames, Iowa, 1942）, p.66.

(15)　在国会有关赠地办学原则的辩论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对纸上务农的态度的呼应，正如明尼苏达参议员赖斯所言：“与其建农学院，不如给每个人一所相当于160英亩地大小的属于自己的学校吧……不要把土地分给各州，让他们有机会花大众的钱，为富人的孩子提供教育。我们不需要光鲜的农民；我们不需要光鲜的机械工……”I. L. Kandel：Federal Aid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New York, 1917）, p.10。

(16)　Ross：同前，chapters 5,6,7,和pp.66,72,80,87,89-90,96-97,108-109。一家报纸称，农学院是“古典学呆瓜和政治学教授的庇护所”，另一家指出，当务之急是“驱逐自鸣得意的博士们和满脸粉刺的‘教授们’，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那些真正了解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每天和世俗事务打交道的男男女女，缺少的究竟是何种教育的人们”。同上，pp.119-120。比较James B. Angell：Reminiscences（New York，1912），p.123：“农民们……是最难以相信我们可以帮助他们的人。”

(17)　美国职业教育的基本法案。——译者

(18)　Milburn L. Wilson，引自O. E. Baker，R. Borsodi,和M. L. Wilson：Agriculture in Modern Life（New York，1939），pp.223-224。

(19)　Kandel：同前，p.103；比较p.106。有关这些学院里农学和机械课程学生的数量，参阅p.102。

(20)　Henri de Man：Zur Psychologie des Sozialismus（Jena, 1926）, p.307.

(21)　Samuel Gompers：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1925; ed. New York, 1943）, Vol.I. pp.55,57,97-98,180,382。早期的劳工知识分子之一约翰·R.康芒斯对劳工运动中这种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颇有体会，他认为，劳工运动吸引了一类知识分子，后者是糟糕的领袖。参阅John R. Commons：Myself（New York, 1934）, pp.86-89；另参阅其Industrial Goodwill（New York, 1919）, pp.176-179。

(22)　参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Relation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Vol.I（Washington，1885），p.460。比较1896年龚帕斯同样经典的表述：“工会是工薪者的业务机构。”Report of the Sixteenth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1896，p.12。

(23)　对此，我的观点部分源于Selig Perlman：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1928；ed. New York，1949），pp.Viii-ix，154,176,182,和chapter 5及各处。参阅C. Wright Mills有关劳工领袖是白手起家者的挑衅言辞，见于The New Men of Power（New York，1948），chapter 5。

(24)　虽然美国劳工运动一向对发展公共学校体系态度友好，但对高层文化和高等教育机构长期心怀疑虑。劳工杂志不时会尖刻地评论富豪们向博物馆、图书馆和大学的捐赠，指责这些是从工人的报酬里克扣的——“从辛勤的劳动者身上掠夺的可观数目，投进了那些工人和他们的孩子永无可能踏入及享有的机构。”一种针对高等学府的特殊敌意认为，那些地方穷人的儿子们永远去不了，“在那里，每年花费数百万来教富豪的儿子们橄榄球的野蛮新技巧”。可以想见，劳工杂志的编辑们担心，大学会被这些捐款所绑架，教导学生无需针砭现状，如此，高等学府就会成为破坏和阻止罢工之人的“孵化基地”。对洛克菲勒赞助的大学所提供的教育，还能有何期待？是人权，亦或富人高人一等？1905年，一位作者甚至提及新的“理论型大学人士”取代了务实的老人成为行业领袖，他们并非来自阶级内部，与工人们更加疏远。大学人士“与普通劳工毫无共同语言，他们藐视工人，就像旧式贵族鄙视平民，南方奴隶主鄙视黑人”。1914年，《美国联盟主义者》提出，私人捐赠有违追求真理的大业，“威胁到了学校的自由”。假如不能更多地投身于探求真理，它们“就必须让位于公共资金支持的州立机构”。American Federationist，Vol.XXI（February，1914），pp.120-121。参阅Rail Road Conductor（November，1895），p.613；Typographical Journal（June 15,1896），p.484；Boilermakers' Journal（March，1899），p.71；Railway Conductor（August，1901），pp.639-640；American FederationistVol.X（October，1903），p.1033；The Electrical Worker（May，1905），p.40；Railroad Trainmen's Journal，Vol.XXIV（1907），pp.264-265；（April，1907），p.368；Locomotive Firemen's Magazine，Vol.XLIV（January，1908），pp.86-87.

社会对美国学界越来越有同情心，无疑有助于缓解这种情绪。1913年，《美国联邦主义者》认为，高等学府实际上在“帮助对社会和行业问题确立更具同理心、更民主的解读”。Vol.XX（February，1913），p.129。龚帕斯频繁收到大学的演讲邀请，并花费大量时间维护那里的关系。Seventy Years of Life and Labor，Vol.I，pp.437其后。

(25)　参阅Gompers：Organized Labor：Its Struggles，Its Enemies and Fool Friends（Washington，1901），pp.3,4；Gompers：“Machinery to Perfect the Living Machine,”Federationist，Vol.XVIII（February，1911），pp.116-117；比较Milton J. Nadworny：Scientific Management and the Unions（Cambridge，Mass.，1955），尤其是chapter 4。

(26)　关于这一联盟在近期部分的瓦解，参阅James R. Schlesinger：“Organized Labor and the Intellectuals,”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Vol.XXXVI（Winter，1960），pp.36-45。

(27)　我在此处的论点以及劳工领袖和专家们的言辞，归功于Harold L. Wilensky：Intellectuals in Labor Unions（Glencoe, Illinois, 1956）各处，尤其是pp.55,57,68,88-90,93,106,116-120,132,260-265,266n., 267,273-276。有关劳工知识分子力量的有限性，另参阅C. Wright Mills：同前，pp.281-287。

(28)　Wilensky：同前，pp.269,276。

(29)　芬利·彼得·邓恩被一些富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逗乐了。“范德汉克比尔克夫人，”杜利先生说，“告诉这里的几位阔太太那种美妙的情形吧……聚会是著名的社会主义领导人J.克拉伦斯·卢姆莱主持的，他是卢姆莱家族的继承人。这位著名的无产阶级人士说，他是在研究他父亲之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他相信，这个体系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居然让他父亲这样的人积累了3亿美元的财产……在场的女士们可以理解，这些行业领头人是如何愚蠢，因为她们知道自己的丈夫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聚会结束时，她们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女主人的丈夫去跳河。”Finley Peter Dunne：Mr. Dooley：Now and Forever（Stanford, California, 1954）, pp.252-253。

(30)　查尔斯·多布斯有关“头脑”的文章，见于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VIII（March, 1908）, p.533，他注意到，“是‘知识分子’在攻击‘知识分子’，‘领袖人物’在强烈抨击‘领导层’”。

(31)　David Shannon：The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New York, 1955）, p.57；Robert R. La Monte：“Efficient Brains versus Bastard Culture,”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VIII（April, 1908）, pp.634,636。有关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参阅Shannon：同前，pp.8,12,19,53-58,281-282；Daniel Bell：“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见于Donald Drew Egbert和Stow Persons, eds.：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fe（Princeton, 1952）, Vol.I, pp.294-298；Ira Kipnis：The American Socialist Movement, 1897-1912（New York, 1952）, pp.307-311，以及Bell对这篇文章的评论，见于The New Leader, December 7,1953。

(32)　Bell：“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p.294。比较右翼领导人马克斯·海斯在1912年的党派集会上对空谈的社会主义者和理论家的抨击。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 Convention Proceedings, 1912（Chicago, 1912）, p.124。

(33)　“The Revolutionis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IX（December, 1908）, pp.429-430。有关斯拉登，参阅Shannon：同前，p.40；有关一位认为无产阶级欢迎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者对斯拉登的回应，参阅Carl D. Thompson：“Who Constitute the Proletariat?”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IX（February, 1909）, pp.603-612。

(34)　“Sound Socialist Tactics,”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Vol.XII（February, 1912）, pp.483-484。发表这些言论的3年后，罗伯特·米契尔斯出版了《政党》，分析了欧洲左翼党派的寡头政治倾向。

(35)　引自Daniel Aaron：Writers on the Left（New York, 1961）, pp.254-255。我的观点和示例大多来自这一全面的洞见深刻的研究报告，其后段落中的引用和事例，见于pp.25,41,65,93-94,132n., 162,163-164,168,209,210-212,216,227,240-242,254,308,337-338,346,409,410,417,425。1935年之前，共产党采用“战线联盟”，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比其后要刻薄得多。

(36)　戈德彻底的“反哈佛”态度和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如出一辙，他试图否认自己曾在那里短暂求学。“有些敌人散布谣言，说我曾上过哈佛学院。这是个谎言。我曾在波士顿一个垃圾站工作，与哈佛在同一个城市。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