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世纪中叶，合众国的绅士们在选举及任命产生的公职上愈发被边缘化，极大地疏远了政治。内战在一段时间内让他们忘却了不满。在战争这样的危机时刻，文化批判挂起了免战牌。战争是一个分散注意力的由头，是需要紧急应对的要务，总体而言，北方贵族阶级为了国家而集结，不问想要挽救的政治文化是否值得他们挽救。林肯开始为他们所知，他稳定人心，遴选学者和文人——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老约翰·毕格罗爵士、乔治·威廉·柯蒂斯、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和约翰·洛斯若普·莫特利——任职于外交岗位，这取悦了他们。美国的民主文化竟能孕育出这样一个人，也许，他们到底还是低估了它。
然而，战争结束后，体系的溃败似乎变本加厉。为补救战前一代人政治上的过错而牺牲了成千上万条人命，随着重建计划的一败涂地，除了挽救联邦这一最基本的目标之外，无任何建树，也未吸取教训。新一代的企业家比老一代的更贪婪，政治似乎已沦为狗血的煽动、向铁路大亨分配公共资源和关税诈骗。1856年的理想主义共和党，党羽都是诸如本杰明·巴特勒和本·韦德这类人，成为格兰特政府的丑闻制造机。
许多改革派早在1868年就意识到事态的恶化，其时，小理查德·亨利·达纳意图将本杰明·巴特勒逐出马萨诸塞州议会。两人的矛盾显而易见：海湾州是波士顿绅士派的大本营、贵族道德和智识的发源地，他们中的一员正试图将另一位政治犬儒主义的符号人物驱离政治舞台。《纽约时报》认为，这是“本地区冷静睿智、善于反思的群体与无知无畏、无所顾忌的群体之间的争夺”(1)。这也是一小部分人与占压倒性多数的移民和工人之间的争夺，以达纳近乎经典的无效拉票技巧为标志。(2)竞选残酷地昭示了达纳这类人的惨淡前景；他得到的选票不到10%。
达纳的耻辱是一系列震荡的开端。对改革友好之人的前景堪忧。莫特利为流言所累，被安德鲁·杰克逊免去外交职务；格兰特将他复职，后来为了通过他打击萨姆纳，再次将他抛弃。埃博纳瑟·R.霍尔法官的高院提名被拒的主要原因，是政客们不喜欢他。（西蒙·卡梅伦质问：“你对一个冷落70个参议员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呢？”）才华横溢的经济学家大卫·威尔斯，因其自由贸易观点而被逐出税务局特别专员办公室。公职改革的主将雅各布·道森·科克斯因为得不到总统支持，不得不辞去格兰特政府内政部长一职。1870年，亨利·亚当斯解释自己为何离开华盛顿而去哈佛教书时这样写道：“我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或者很快就要被政府驱逐，届时，我会连一个盟友和消息来源都没有。”(3)
原本期待林肯和格兰特政府带来改革的年轻人，再也不抱任何幻想。战争硝烟散尽后的新美国，形势严峻，同时出现了一群特殊的深受挫败的地下贵族，作为文雅的改革派，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加剧了教育和智识与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的脱节。文雅的改革派的主旨是公职，要务是文官制度改革，他们的理论代言人是《国家》杂志的E.L.戈德金，最成功的政治英雄是格罗弗·克利夫兰。亨利·亚当斯写就的自怨自艾的杰作——《教育》，树立了他们的文学丰碑。
这位历史学家回顾文雅的改革派时，意识到他们极少触碰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有些则丝毫没有触及，他也许感到他们势单力薄，因而欢迎像约翰·杰伊·查普曼这样大胆而另类的人物后来与他们为伍。但这一阶级所代表的是大部分活跃于政治的文化人；假如智识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曾有一席之地的话，靠的主要是运气。他们自己明白这一点；洛威尔恳求戈德金在《国家》中抗议“共和党那种没头脑没关系的奇思异想”，其意正在于此——这也是为何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近乎卑微地哀叹：“在我看来，对于当下野蛮和粗俗的入侵，《国家》、哈佛和耶鲁学院几乎是仅剩的坚固防御。”(4)
这种改革类型并不是全国性或代表性的。一般来说，文雅的改革派出生于东北地区——主要在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尽管也有少数分散在被北方佬和纽约人殖民的中西部地区。在道德和智识上，这些人是新英格兰的继承者，大多数情况下是血缘继承。他们沿袭了上帝一位论和先验主义的哲学观点、清教主义的道德观、征讨自由土地运动的传统、对教育和智识的新英格兰式尊崇，以及北方佬对社会责任和公共改革的热忱。
必须一提的是，他们也有北方佬自信和正直的品格，大多数文雅的改革派确信自身道德上的纯粹。“每一代国民中，”出版商乔治·海文·普特南在他的自传中称，“都会产生一群人，他们不是只顾自我追求，而是意识到对群体负有责任，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随时愿意投入自己的工作和能力为他人服务。”(5)这种无私服务的能力是建立在财务保障和牢固的家族传统之上的。文雅的改革派通常并不大富大贵，但几乎都衣食无忧。长于默默无闻或贫困家庭的白手起家者少之又少。他们的父辈是有建树的销售商或制造商、律师、神职人员、医生、教育家、编辑、新闻工作者或出版商，他们继承了衣钵，进入商业和专职领域。他们的教育水平大大超越了普通人：在大学证书尚为罕见的年代，很多人持有文学学士学位，没有文学学士学位者多半也有法律学位。一些人是历史学家、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另一些人写诗、小说或评论文章。很大一部分人上的是哈佛、耶鲁或其它因袭新英格兰教育传统、创办于别处的教育机构，比如阿姆赫斯特、布朗、威廉姆斯、达特茅斯或欧柏林学院等。有明确宗教归属的人大都属于（除去一小部分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上层阶级教派，尤其是那些受新英格兰传统影响最甚或最吸引商人贵族的——公理会、上帝一位论派或美国圣公会。(6)
亨利·亚当斯尖锐地指出，在政治和道德上，文雅的改革派无家可归。他们几乎没有朋友或盟友。在美国生活中几乎任何方面——商业上和政治上——手握大权的早已是一些质朴却粗鄙之人，内战后，当亚当斯从英格兰返回华盛顿时，发现这类人无处不在：(7)
尽管存在差别，我们渐渐能在［格兰特之外的］其他人中辨认出这种普遍的类型。这些人精力越旺盛，越不用于思考上；他们从农民跃升为权贵；不信任自己，也不信任别人；他们害羞、善妒，常有报复心；外表单调乏味，总是需要刺激；然而，对他们而言，行动是最大的刺激，一种斗争的本能。这些人有自然的力量，原始的精力，就像鳍甲鱼，但对学者的工作嗤之以鼻。虽有那么多有学问者供其差遣，却不会善加利用。毋庸置疑，这完全摧毁了思辨和智识。
有教养的人发现，自己被强大的敌意和异样的思维方式包围。他们憎恶新财阀统治，后者在商业和公共事务中超越了他们——财阀给社会带来的危险不亚于个体的粗俗和浮夸；因为组成财阀的那些大亨，就像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所言，与他们打交道数年，没有遇到过一个让他愿意再次见面的人，或能让他“将其与幽默、有思想和精致联系起来的人”(8)。政客们的粗俗不落人后——戈德金称他们为“低级下流的家伙”(9)——且混杂着低效、无知和腐败。亨利·亚当斯回到华盛顿不久，一位内阁官员告诉他，和国会议员打交道时，耐心是多么没有意义：“你完全用不上什么技巧！国会议员就是一头猪！必须拿根棍子揍他的鼻子！”在波士顿、新英格兰和纽约，所有人都警告亚当斯：“华盛顿不是有涵养的年轻人该来的地方。”他自己也看到，在这里没有氛围、社团或任何媒介能让懂得见微知著之人的思想影响国家事务。(10)
社团和他一样不能安生。执政者和国会均冷淡以对。社团里没有任何政府的耳目，政府里也没人觉得有必要咨询社团的人。世界已经不再全盘政治化，但政治越来越不社会化。内战的幸存者——诸如乔治·班克罗夫特或约翰·海伊——想要稳固地位，但收效甚微。他们言行自由，但所言所行几乎无人关心。
文雅的改革派，不仅脱离了商业联盟和政治机器的主要权力中心，也和公众渐行渐远。推动激进的改革会让他们承担大量的社会风险，他们也鄙夷其他类型的改革派，不愿与其结成政治同盟。农民的怨气充满古怪的热情和金钱万能的意味，只会让他们心生鄙视。势利和讲究，再加上阶级利益，让他们与劳动阶级和移民产生了隔阂。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所表达的是普遍的阶级观点：“我不和劳动人民打交道”；他补充道，这种往来不会“被双方接受”，无疑这对谁而言都是正确的。(11)至于移民，改革派认为，在政治无能的形势下，他们的角色是领导层主要的力量源泉。改革派有时会质疑不加限制的民主或普选制的益处，冒出教育测试和人头税的想法，如此就能剥夺选区里最无知之人的选举权。(12)
所以，文雅的改革派因需求相异与核心社会利益背道而驰，他们缺乏有力的政治盟友，深陷政治疲态。他们不得不寄望于偶尔通过“数量有限的开明头脑”来成事，(13)正如詹姆斯·福特·罗兹所言——吸引那些“有财产又有智慧”的人。“我们需要的政府，”卡尔·舒尔茨曾在1874年说，“要能让这个国家最优秀的人为之骄傲。”(14)他们真正呼吁的，是有教养、有公众思维的精英管理层——而在这个国家，精英全无用武之地，遑论博学的精英。“最优秀的人”都是外来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似乎是弱项，而教育肯定是。1888年，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抱怨道：“我们的一些政界领袖和许多报纸的观点是，学院派思维在任何对公众事务的判断中已被禁绝；即使他们肆无忌惮地这样做了……至少不该向普通民众宣传这一点。”(15)
文雅的改革派意识到，公众接受度不足以支持他们向任何重要的政治或行政要塞发起正面攻击，于是采取了独立策略。两大政党的实力经常只有纤毫之差，以至于威胁退党的强势独立派，可能赢得远超其人数比例的发言权。(16)有一个短暂的阶段，改革派在发挥切实的影响力上似乎站稳了脚跟。起初，他们认为自己在格兰特政府中有了些话语权，然而当格兰特令其失望，他们大多参与了1872年自由派共和党人那场注定失败的撤退。接着，他们因为海斯有目的地接近而提高了预期，却再遭打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得不满足于有限的几场胜利，比如邮政系统和纽约海关的改革，以及间或入选内阁的汉密尔顿·菲什、E.R.霍尔、威廉·M.埃瓦茨、卡尔·舒尔茨和韦恩·麦克维等人。最令他们激动的时刻是1884年的大选，他们让自己相信，是脱离共和党的骑墙派让格罗弗·克利夫兰从詹姆斯·布雷恩手上拿下纽约州，最终赢得了大选。然而，他们最突出的立法成就在于公职改革，即1883年通过的《彭德尔顿法案》。这尤其值得关注，原因是公职改革中的绅士阶级矛盾，正是美国政治文化的试金石。
改革派的核心思想——他们一致同意且最为挂怀的——是文官改革，认为没有它，其余的改革不可能成功。(17)文官改革的理想和职业政客的信条正面冲突，后者坚持党派组织、党派报酬及轮岗制，而改革派的追求是公职人员的能力、效率和成本，以及任职资格的公开竞聘、择优录取和任期的保障。改革派的建议参考了多种模式——美国军方、普鲁士乃至中国的官僚体系；但这个亲英的知识分子阶级主要还是从英国获得启迪，那里的文官改组始于1854年公布的《诺斯科特—崔威廉报告》。
英国的文官改革派在设计他们的提案时，充分意识到了文官与阶级组成和教育系统的有机关联。他们计划的文官体系，正如格莱斯顿所观察到的，让绅士阶级“掌控全部的高层职位”，而分配给中下层阶级的岗位则适合受过更实用且不昂贵的教育之人。(18)这种制度多亏了麦考利勋爵的影响，他相信“文官仅涉及经由学术竞争选拔的、具有上流绅士血统和文化的人士”。上层岗位由在某一古老学府接受了充分古典教育的绅士担任，下层职位则交给未受过高规格教育的候选人——各级别招募都基于能力考核，确保择优录取。到了1877年，改革的主要领导人查尔斯·崔威廉爵士告诉他的一个美国朋友，英国的改革不仅成功，也很受欢迎。他的观察是：“尽管旧的举荐体系让很多人获利，
但有更多的人遭到冷落，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当中一些最优秀的人——所有忙碌的专职人员，比如律师、任何一种信仰的神职人员、校长、农民、店主等。他们迅速接受了新体制的想法，对它作为一个有价值的额外特权欣然接受。
再者，查尔斯爵士表示，这一改变提高了文官和军方服务的效率，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教育”。以前，有意向从事公职的上层阶级的孩子，没有自我发挥的动机，那是因为他们一定会被聘任。现在，他们知道自己的未来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的实力，一种“全新的活力得到激发。文官和军方服务系统的开放对于全国教育的影响，相当于10万个奖学金和最有价值的展示机会……”(19)。
英国改革派之于美国同僚的吸引力是易于理解的。美国改革派领导人的主要顾虑，大多数情形下不在于自身利益，如果能力考核得到采纳，美国文官体系统中将要公开的大多数文职不足以吸引他们。(20)但是，让他们感到羞耻的是，按照社会当下奉行的原则，他们不是公职的偏好对象，也帮不了朋友。(21)他们难以释怀的主要是一种文化和政治理想，是对政府行为纯粹性和优异性的一套自我设定的标准。受到威胁的是“民族品格”。他们从大学的古典经济学课堂上汲取，运用在关税问题上的自由和竞争优势原则，也应适用于文官系统——公开择优之于公职，就像公平竞争之于商业。(22)然而，对职业政客而言，择优的方式——能力考核——看上去就带着学校的光环，立即激起了他们对智识、教育和培训的敌意。他们最初称其为“校长的考试”。这直接触动了职业政客的敏感神经，引发了激烈的反响，一如打开了反智主义者煽动行为的防洪闸。职业政客谴责竞争上岗、任期固定的文职，斥其为贵族专有，是仿效英国、普鲁士和中国的官僚体系；说它臣服于君主专制，是对共和主义的威胁；并且是军事化的，因为要求采取考核模式，这是仿照军队的做法。对受过训练的智识的不信任感早已有之。当1868年罗得岛的众议员托马斯·A.詹克斯提出一项文官改革法案时，伊利诺伊州众议员约翰·A.洛根是这样驳斥的：(23)
这项法案为这个国家的贵族体系注入了强心剂……会让我们面对两个全国性的教育系统——军队教育和公民教育。这些学校会垄断一切进入政府的途径。一个人只有毕业于某种类型的学校、上了他们的名单，不然就不能在这个政府里谋职，不论他的能力有多强或任职资格有多么不容置疑。当他从这些学校毕业、终于稳定下来时，下一步又要关心怎么把自己的孩子也弄去那里。在这些学校里，学者们很快就相信，自己是唯一有资格执掌政府的人，且很快就认定，政府应该由他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来管理。
当文官制度的论战愈演愈烈，职业政客担心对能力和文化知识的需求会威胁到政治机器赖以生存的根本，在这种威胁的阴影下，以宣扬分赃制为主的煽风点火变得毫无下限。一位印第安纳州议员如此形容将要出现的骇人前景：一个曾由罗伯特·李将军任校长的弗吉尼亚华盛顿学院的毕业生，在能力测试上，要比一个“在西部上过普通学校或培训班，又在奇克莫加战役中肢体致残”的军人优秀得多。他表示，人民“尚未准备好让叛逆的学院的学生，凭借能力测试和学术成就而超越共和国的残疾爱国军人；后者即使在教育上不具优势，却有更多的实用经验，更适合这些岗位”(24)。
威斯康辛州参议员马修·H.卡朋特用类似的言辞发出谴责，称在内战中，(25)
当国家命悬一线、英勇的青年面对枪林弹雨时，不像他们这般为国而战的公民的孩子在享受大学教育的优势。现在，当身残的士兵回来了，要申请联邦公职，并且这些职责他们完全有能力胜任时，却要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知道好望角的潮水涨落的规律、月亮和地球最近的距离，抑或汇入里海的主要河流的名字。他们为国家抛洒热血，却要让位于那些同一时间在死记硬背书本知识和定律的人。
这位参议员指出：“进入天国并不靠能力测试的结果”，他反对改变，是基于正规教育和实用智慧的迥异差别：“靠死记硬背获得耶鲁学位的书呆子，刚接受过填鸭式教学，更易被委以公职，而这个国家最能干、最成功和最正直的商业人士，要么未能享受到早期教育的福利，要么因为头脑长期专注于实际的目标，而淡忘了学术知识的细枝末节，就像水手告别故乡之时，陆地自他眼前消逝。”
持这类观点的不仅是挥戈相向的北方人。密西西比众议员麦基的反对意见是，在地区性的任命原则下，因着教育的标准，这个国家缺少教育的人群几乎不可能依靠旧特权获利。他直言不讳：如果需要的是资格，他就无法为密西西比的选民找到工作。他说：“假如一个新墨西哥的野丫头来这里找工作，她也许不知道海湾的洋流是向北还是往南，可能觉得它是保持不动的，她会回答‘日本洋流’和英国醋栗树有亲缘关系，这样一来，尽管她对应聘的这个小岗位游刃有余，她还是被赶回家了。这个位子给了某位戴眼镜的女学生，她也许远不如那个新墨西哥女孩了解本地情况。”(26)麦基抱怨道：
我这里有一个选民，他知道的比你们整个文官队伍还要多。他在密西西比长大，他们认为他连最低等的办事员岗位都不能胜任，然而，他现在是太平洋沿岸最大的银行的出纳员。他们后来聘用了一个缅因州来的戴眼镜的老师，这个人在业务能力和常识方面，连给擦皮鞋的人打下手都不合格［笑］。情况从来就是这样。
长期以来，文官制度的反对者在公众思维中成功植入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公职改革观念，却强有力地契合了平等主义情绪、体制的贪婪和反智主义。戈德金曾评论道，当改革的躁动最先出现，它仅被视为又一次的“一千个重塑社会的空想之一，一部分文人群体借此掩饰他们的无所事事”。1868年到1878年间，政界人士半厌恶半调侃地称其为“哭鼻子职务改革”(27)。“改革派有时被称为千禧年物种，其余则是意志薄弱者，他们把政治社会当成类似于依靠温和劝诫和廉价奖赏即能运作的主日学校，务实的人可以拿它开玩笑——只要是无害的，但不能与其争辩。”(28)职业政客成功说服自己，公职改革意味着对大学毕业生的偏袒；岗位只掌握在异端的、受过大学教育的贵族手中；公职资格考试中会出现各种晦涩难懂的不合理问题。（R.R.波克抗议：“问一个扫大街的人有关古典历史、天文学和梵文问题，这样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们谈论和描写得太多了。”）文化能力测试的想法让反改革派惶恐万分，许多潜在的应聘者无疑也感同身受。“因而，”一位更愿一吐为快的反改革者宣称，(29)
进入公职体系，需要通过能力测试这道窄门，这实际上就是只让大学毕业生通过，也就是让皮尔斯通过，而把林肯拒之门外。那些过关的少数人在那里待上一辈子，以同样的方式躲过一切跌宕起伏，逐级晋升，职位越来越高，成为脱离了其他人群的阶级，被共同的志向绑缚在一起，向一个人臣服，此人也是军队的最高指挥官——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改革派辩称，面向所有应聘者的平等公开的考试并非不民主，尤其当美国的教育系统本身就是极其民主的，即使在上层阶级亦然。但辩护无效。(30)他们重印了已有的试卷，想证明潜在的职员不一定非要是美国哲学学会成员或常春藤毕业生。他们提供了数据，展示了比如在1881年前就采用能力测试体系的纽约海关，参加测试或被聘用的候选人里，只有一小部分是大学毕业生。(31)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有教养的公仆形象，像幽灵般让职业政客寝食难安。甚至在加菲尔德总统遇刺后，公众对文官改革的情绪迅速高涨之时，总统接班人切斯特·A.阿瑟向国会表达了他的担忧：公职人员能力测试会让“单纯的智识才能”凌驾于其它资质之上，有经验之人在和不成熟的大学生竞争时会处于劣势。(32)参议员乔治·彭德尔顿在国会推动文官改革议案时发现，他必须向参议院保证，这一考核体系不只是涵盖“学术测试”，因而不会不公平地偏向受过大学教育之人。(33)若不是因为突发的加菲尔德遭枪击事件，《彭德尔顿法案》倡议的改革会迟到几乎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在改革派对职业政客的抨击中，我们能发现几个不断重复的核心词：无知、粗俗、自私、腐败。为了反驳这些言辞，政客们不得不做出充分和有效的回应。这不仅关乎公开辩论的形象问题，也是为了宽慰自己切身的怒意。在和公众保持友好这一点上，政客们当然有明确的优势。然而，若要以改革派定下的方式接受这场论战，政客们的日子会很不好过。就像所有游走在政治边缘的人，没有决策和责任的包袱，改革派发现，自己要比职业政客更容易坚守所谓的纯粹性。大多数改革派领袖来自成功家庭，至少是衣食无忧，有稳定独立的职业，无需仰赖政治谋生；相比职业政客，他们更容易维护自认为对公职至关重要的公正无私的氛围。此外，他们确实受过更好的教育，文化素养更高。
通过指摘批评者的高学历和文化是政治不利因素，并质疑他们无力应对日常政治的脏活累活，政客和党魁们找到了应对方式。用政客们的话说，作为党魁和党内人士，他们必须在艰苦的真实世界里发挥作用，这也是普通人汲汲营营之所在。这里不是道德和理想或教育和文化的地界——而是实打实的、阳刚的商业和政治领地。改革派自称无私；如果确然如此，也只是因为对于无需赖以谋生、事实上也并不适合他们的生活领域，他们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在镀金年代残酷的、高度竞争的物质世界里，无私所代表的不是纯粹，而是失去自我，失去对抗现实的能力，失去自信，失去阳刚。
通过激发早已深入人心的美国男性形象，政客们贬斥文化不切实际、文人身无长物，文化是阴柔的、有教养之人孱弱而女性化。改革派私底下渴望职位和权势，但缺少实务操作的必要能力，于是对成功之人怀恨在心。他们比吹毛求疵的虚伪的政府审查官和弄权者好不了多少。正如詹姆斯·布雷恩曾说的，他们是“自负、愚蠢、虚荣、没有常识……的人，他们吵吵嚷嚷但势单力薄，重视形式但不切实际，有野心但不智慧，虚张声势但不强势”(34)。
改革派和政客之间的冲突，在专职人士的头脑里树立了政界文化人颠扑不灭的典型形象。直率的大都市政客以及来自坦慕尼协会的乔治·华盛顿·普兰基特(35)的言辞，栩栩如生地描画了这种形象，并被世纪之交的一名记者记录（也许有些添油加醋）了下来。普兰基特宣称，假如坦慕尼的领导人“都是书虫和大学教授”(36)，
那么，坦慕尼大概每4000年才会赢得一次大选。大多数领导人实际上是普通美国公民，来自人民，贴近人民，他们的教养足够震慑那些名字从中间断开的纨绔子弟……至于本地的普通民众，我一直对他们惺惺相惜。当我走进他们中间，我不会炫耀我的语法，或谈论宪法、电有多少伏特，也不会有一丁点让他们觉得我的教育水平比他们高。这会让他们无法忍受。
再说一次：(37)
一些年轻人认为，他们能从书本上学到如何在政治上成功，他们死记硬背各种学院里的废料。他们不愿犯错。我要声明，我不是反对学院。我猜只要有书呆子在，学院就会存在，我估计它们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些好处的，但对政治没用。事实上，上过学院课程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被搞残了。他可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不过只有百分之一的几率。
政客批评改革派虚伪和不实际还不足够。他们的教养和一丝不苟的举止，被认为是这些“喝着凉茶”(38)的、“矫情的好好先生们”毫无阳刚之气的证据。他们有时被贬为“政界的雌雄同体”（政党的不确定性轻易过渡到了性别的不确定性）。脾气暴躁的堪萨斯州参议员英格尔斯为他们不向党派效忠而怒发冲冠，斥其为“第三性”——“不男不女；不能繁衍不能孕育；不能产卵或生殖；被男人蔑视，被女人嘲笑，注定无后、被孤立，最后灭绝”(39)。
改革派自从在1872年的自由派共和党人运动中作为有组织的势力出现，即被最浮夸的分赃者之一罗斯科·康克林痛斥为“一群理想主义者、教授和刺儿头”(40)。康克林也制造了美国骂战中的经典，详述了缺乏阳刚之气的指控的内涵。康克林的攻击对象是乔治·威廉·柯蒂斯，后者曾是德国大学的学生、《哈珀》杂志的编辑和知名的改革派，他的朋友包括布莱恩特、洛威尔和萨姆纳；他也是主张有识之士在政治中应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的杰出人士之一。在1877年的纽约州共和党大会上，党派领袖和改革派关于党派组织的论战陷入了白热化。当康克林发言时，他质问：“这些在报纸上和其它地方鞭笞共和党人，对于共和党及党的仁心和使命扮演着校长角色的人是谁？”“有的是政治上的‘男帽商’、业余爱好者和闲散人士。”他继续说道——“男帽商”这一称号，参考了柯蒂斯的杂志近期开始发表的时尚文章，招来阵阵嘲笑。他斥责改革派用“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虚饰的天真”招摇过市，嘲讽他们所谓的背叛和伪善，他们“腐败、虚伪的正直”，他用以下的话作为结语：“这些人忘记了党派不是靠风度、女性杂志或唠叨建立起来的……”(41)
对于普兰基特后来提到的“名字从中间断开的纨绔子弟”的涵义，康克林在此尽其所能地表达清楚了。改革派的教养和一丝不苟的举止，说明他们十分女性化。文化代表了女性气质，柯蒂斯做女性杂志的编辑这件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年参议员麦卡锡等人攻击来自东部的亲英的国务院预备学校工作人员涉及同性恋指控，这在美国的骂战史上不能算是全新的元素。“男帽商”这一术语的隐喻在当时广为人知，尽管《纽约论坛报》全文刊载了康克林的演讲，康克林的侄子在叔父的传记里记述这段场景时，还是用星号代替了“男帽商”这一侮辱性的词，仿佛是在省略一个不容错认的淫秽之词。(42)
政客们所依赖的，亦是断定改革派行为不当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即当时被几乎所有男性和大部分女性接受的观念——在政治领域表现活跃是男性的特权，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进一步说，政治上的才干实际上是对男性气概的考验。积极参与政治是男人的事，而投身改革运动（至少在美国）意味着要经常和具有攻击性的改革派的从事道德说教的女性打交道——可参考废奴主义者的案例。在关于女性选举权的辩论中，经常听到的男性意见是，男人的政治世界毋庸置疑充满了肮脏，参议员英格尔斯曾说过，净化它是一个“彩色的梦”，而女人若涉足其中，就会弄脏自己、失去性别。
假如女人涉足政治，就会变得男性化，正如男人一旦拥护改革，就会变得像女人一样。霍勒斯·布什内尔提出，如果女性获得选举权，几百年后，“女人的外貌和脾性就会改变”。女性的形象会变得聪明敏锐，身体结实、声音高亢、举止生硬冒失，充满自我肯定、意志力、胆量和对权势地位的热情。在这个女性自信的梦魇里，女人实际上会“改变生理机能，变得更高、更强壮，手脚更大，大脑重量增加”，很可能也会变得“更瘦、体型更结实、颀长干瘪，就像一切令人失望的、发展过度的性征一样”(43)。
作为对政治无能的补偿，女性总是展现出一种比男性更强的道德纯粹性（尽管这种纯粹性被认为是脆弱不堪的）；(44)按照一般地理解，这只有在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时才能发挥效用。只要她们远离政治，理想和纯粹便是属于她们的领地。同理，一旦真实和肮脏必须存在，它们就是属于男人的领地。改革派认为自己把更纯粹和更公正的个人理想带入了政治；反对者则控诉他们意图将政治变得女性化，从而混淆两性的世界。正如女人参政是失去性征，改革派在政治中引入女性化的标准——即道德感——也是一种自我阉割。和改革派相系的旧词句——“长发男人和短发女人”——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普遍的感受。
要求赋予女性选举权是变态地去性征之举，甚至是反人性的，这是亨利·詹姆斯的《波士顿人》的核心主题之一。和布什内尔一样，詹姆斯害怕女人违反常理的攻击性，害怕女性主义原则会颠覆男人的世界。他的偶像，来自南部的巴西尔·兰森姆痛陈：(45)
整整一代人都被女性化了；男性气质正在从这个世界消失；这是一个女里女气的、神经兮兮的、歇斯底里的、喋喋不休的、言不由衷的时代，充满着空洞的辞藻、虚假的精致、夸大的孤独和矫饰的情感，如果我们不尽快防备，一切就会被前所未有的平庸、孱弱、平凡和自负所主宰。勇气和坚韧、洞悉一切但无惧现实、直面并接受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一个极其诡异外加一些卑劣的混合体——这样的男性特质，是我想要保有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想要复兴的……
詹姆斯眼中的世界，已被剥夺了男性特质，这显然并不是吉姆·菲斯克、卡内基、洛克菲勒或铁路大亨们的世界，也不是特威德集团或罗斯科·康克林的世界；而是有教养之人的世界，与他们的教育相提并论的曾经是男性坚毅果敢的行动力及自信的生活，是以波士顿为代表的东部社群，这是举国上下詹姆斯最为熟知的地区。这个社会近乎痛苦地渴求一种人，他们在踏入思想和道德的领地时，不乏男性的行动力和自信心。
不论改革派是否全然意识到了，女里女气和徒劳无功的烙印成了他们的绊脚石，是他们和美国政治主流格格不入的标志。最先遭遇这一挑战的是西奥多·罗斯福。他来自和改革的主将们相同的社会及教育阶层，他早年就相信，对他们这类人的诟病都是正确的，假如改革要获得成效，必须由来自同一阶级的更为积极的新型领导人取而代之。在《自传》中，他忆及改革派时说，他们都是(46)
温和、体面的绅士，在画室和会客室里，边讨论政治腐败边摇头，但丝毫没有和真实生活里的真实人物斗争的本事。他们只会口头上叫嚣着“改革”，仿佛它是什么具体的物什——比如蛋糕，只要需求足够迫切，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拿出来，即刻能触及。这些只会在会客室空谈的改革派，用批评的热情来弥补行动上的无能……
当罗斯福写下这些文字时，他早已和戈德金这样的改革派分道扬镳，他们之间充满了挥之不去的强烈怨恨，他不时感受到的愤懑，源自其被视为道德背叛者，而对方无法理解的是，有他这样的背景之人，竟会在道德上丢盔弃甲。然而，这也是世纪末之时，他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广泛欢迎的主要原因——他被描绘成一个东部人、作家、来自富裕阶级的哈佛人，却懂得如何与牛仔和骑士打交道。
尽管家人和朋友都不赞同，罗斯福还是通过加入他位于纽约的家附近的杰克·赫斯共和党社团，在1880年时从基层步入了政界。起初，虽然环境及政客走卒们的排斥使他感到不快，但他还是坚定地留在了政治游戏之中。第二年，他赢得了共和党内足够的支持，被派往奥尔巴尼(47)的立法机构。23岁时，罗斯福第一次参加纽约州议会，那时他的光鲜背景依然是个包袱。正如亨利·F.普林格所写：“除了富裕的纽约人的出身，他还是个哈佛人。他戴的眼镜，两头系着黑丝细绳，很女人气。简言之，他就是个纨绔子弟，是展示美国向英国俯首称臣的那种漫画的配角形象。甚至连同样是新人，且多次与罗斯福并肩作战的艾萨克·L.亨特在忆及他时，也称其为“一个玩笑……他梳的头发和讲话的方式，就是一个城里人——他整个人都是”。正如普林格的观察，罗斯福的弱项是良好的举止、语法标准的英语、对服装的品味，借用当时另一人的说法，即他以不幸生就的滑稽的高音，“用纽约第一代家族式的语言”回应大会主席，职业生涯出师不利。(48)反对者很快就给他贴上了“娘娘腔的大学毕业生”的标签。当获悉全国大学联谊会——Alpha Delta Phi兄弟会(49)——有4名成员列席议会选举委员会时，纽约的《世界报》（World）写道：“天呐，天呐！罗斯福老兄［是］代表委员会席位的交易员。让Alpha Delta用面纱遮上母性标志吧。”“即将令满手老茧的州选民讶异和厌恶的是，一些满腹经纶的议员和律师正在把‘学院政治’引入州立法机构的选举竞赛。Alpha Delta Phi兄弟会，无疑为大学生们提供了单纯且令人称道的娱乐，但这并不能确保它会指导出更老练的政治家。”(50)
尽管如此，罗斯福营造出的强大个人形象很快开始占据各大报刊。他的冲劲和真诚赢得了诚心的喝彩，不论其教育和背景如何，他获得了正面的关注。州北部的一名编辑认为：“令人愉快的是，看到偶尔有这样一个年轻人，既富裕又有教养，除了成为社交圈人士，还在乎一些别的东西——愿意把自己的幸运带进政府公职去。”一家波士顿报纸表示，尽管他受过“美学教育”，他做了一个“冷静睿智的共和党式演讲”。另一家认为，尽管他“身负……很多从新世界和旧世界的一流大学里学来的大块理论”，但他仍是“一个聪明无比的年轻人，有一些切合实际的想法”。斯普林菲尔德的《共和党》（Republican）担忧，智识教育会阻碍年轻人理解普罗大众的问题，但也愿意承认，罗斯福“有文化但这并未让他远离公众的目标”。在罗斯福成为公务员事务专员后，一位记者说：“有他参与的改革，绝不会变成文化娱乐，也不会为掩饰向党派效忠而虚与委蛇。”
罗斯福熟知西部，他经营牧场的经历对其树立自己的阳刚形象大有裨益。他被描述为“男性化的、矫健的、精力旺盛的人……喜爱在西部狩猎大型猎物，在那里拥有大牧场”，他“早年在西部磨砺，在校期间习得了如何自我保护”。他对印第安人的英勇事迹被反复提及。而他打猎的技能成为一项政治资本：“追踪赞成政党分赃制者时，他仿佛是在落基山脉追击北美洲灰熊，展现出了非凡的猎杀技能；向公务员腐败开火时，他就像在用带弹匣的步枪近距离射击。”罗斯福是唯一的改革派，他的人生经历中的公职改革堪比狩猎危险动物。
相对于城市的、商业化的、愤世嫉俗的、女性化的世界，罗斯福代表了西部的、户外的、活跃的、精力充沛的、男性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种“真诚”和理想化的形象。他意识到自己是体现教育和改革可与活力和阳刚相兼容的表率，并不遗余力地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崛起的新一代。1894年，罗斯福受邀为哈佛毕业生演讲，选择的主题是“择优体系和政治中的男性气概”，他敦促听众席上的人们不仅要成为“好人，还要有男子气概，不能让一切雄性特质全都集中在那些为恶之人身上”。1890年代他更是大声疾呼，美国人应投身于积极、无畏、现实，同时也是理想化的政治斗争中。他常说，“繁重的生活”不单关乎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形象，也关乎国内的政治改革。罗斯福一再重申，一个优秀的美国公民不只是批评，还会付诸行动；他会把自己投入“残酷而喧闹的决策会议”，像男人一样做自己该做的，而不是避免接触“那些有时粗俗无礼，有时胸无大志，但确有实力、有技能、有效率的人”；他应该发展“更原始、更男性化的美德，最重要的是个人身体和道德上的勇气”，他必须“在思想和身体上都充满活力”，拥有士兵身上那种被钦慕的“坚韧的美德”、“英勇无比的攻击力，若没有它，国家就……不可能获得任何成就”。“因为最初的失败或处境艰难就逃避竞争，这不像男人，这是懦弱”，有文化、有教养的阶级肩负着一种特殊的责任，不该表现出“善意的懦弱”，不该“放弃承担那些必须完成的艰苦工作”或陷入一种“半吊子”状态，真正的艺术家不是这样，这反倒是像“把玩小摆设的、有教养却一事无成的人”。(51)
90年代中期，经济大萧条导致的焦躁不安愈演愈烈，这种态度受到广泛欢迎。“这种雄健的热情和力量，”一家加利福尼亚的报纸写道，“是美国政府急需的特质，尤其在当下这个一切政治和社会事务都处于转型的阶段。”
罗斯福鼓吹的斗志昂扬的民族主义和繁重的生活，助其树立了积极进取的形象。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型政治家，拥有杰克逊式的好战和决策力，但和杰斐逊式的懦弱、亚当斯式的学院派以及柯蒂斯式的被阉割的决断力南辕北辙。他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斗士”。“他喜好战斗，但这都是为了有一个好政府。罗斯福就是雄心勃勃的代名词。”1896年，西奥多·伍尔西和赫尔曼·冯·霍斯特等学者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克利夫兰的《世界报》在罗斯福身上找到了对胆小学者的完美反驳。罗斯福的影响力，恰似一阵“爱国主义的微风……拂过反爱国主义者的盐碱地，在那里，伍尔西们、冯·霍斯特们和其余教授们正在被蒸发掉，一个和他们同样学养深厚之人带来了怡人的新鲜空气”。假如罗斯福在英雄气概的爱国主义和好战形象上有任何缺失，那么他弥补的方式是积极广泛地宣传自己在西班牙战争中与粗犷的骑士并肩作战的事迹，这毫无疑问让他成为民族英雄。“他广受欢迎，是因为他的某些男性化特质得到了大多数男性的认同，”1899年，《哈珀》周刊这样评论道，“他们喜爱此人在马背上的照片——不论他追逐的是西班牙人、灰熊还是肉牛，不论他是战士、猎人还是牧场主。”1900年，《底特律新闻》在形容一次向罗斯福的致敬时写道：“这是一个融合了两个奇异的对手——大学生和牛仔——的人，他们一起书写了当下的历史，男人们声嘶力竭地喝彩，女人们优雅地行礼。”“真没想到，”第二年，《芝加哥日报》这样写道，“那些颓废的、城里长大、出入戏院、沉迷声色的年轻人，居然能认可罗斯福这样的真男人。但……流淌着热情的血液、充满活力的美国人，懂得如何欣赏他。”(www.xing528.com)
一个城市化的商业文明为严重的经济萧条所困，初次遭遇对腐败的恐惧，罗斯福因此被奉为更具活力、更雄健的新一代先驱。他帮助有志于改革的有学问的贵族阶级重建权威，重塑他们的男性化美德，从而为进步主义奠立了基础。自许必须坚毅勇敢的美国人，在应对这种理想主义和改革之时，不再畏惧自己会被去男性化。在罗斯福身上，可以窥见美国政界普遍形象的雏形：一个被质疑出身过于高贵、太过理想主义、太有智识素养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只要他有积极效力于军队的记录，依然能通过检阅；若是没有的话，参加过足球队兴许也行。
但罗斯福的成就，不仅是消减了绅士型学者在政治上的女性化和无效性这一负面效应，亦开始展现出这一类人的用武之地。他与他的同侪正逐步取代的那一代人中，有智识之士在主张领导权时，过分强调因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思想、道德品质使他们有权享有领导权。而罗斯福他们更倾向于依靠自身对全国性事务行使特殊而必要的职能。对他们而言，学者在政治中的角色是基于他拥有某些对政府运作越来越行之有效的服务性技能。受挫的绅士型改革派的政治时代走向了终结。随着进步运动一代的出现，专家型学者的时代即将展开。
(1)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4,1868。巴特勒素来把绅士派成员对他的憎恨当作政治资本。1884年，他的一位支持者宣称，他赢得竞选的原因是：“所有的势利眼和半吊子都恨他，哈佛也不愿意给他法律博士学位。”H. C. Thomas：Retur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Power in 1884（New York, 1919）, p.139。
(2) 正是在这次竞选中，巴特勒让达纳和工人阶级选民之间出现了嫌隙，他指责达纳戴白手套。达纳承认，自己有时会戴白手套、穿干净衣服，但他向林恩（Lynn）的工人们保证，他曾是一个年轻水手，在船桅边待了2年，那时“我和你们一样脏兮兮的”。Benjamin F. Butler：Butler's Book（Boston, 1892）, pp.921-922。
(3) Adams to C. M. Gaskell, October 25,1870，见于W. C. Ford, ed.：Letters of Henry Adams（Boston, 1930）, p.196。
(4) J. R. Lowell to Godkin，December 20,1871，见于Rollo Ogden，ed.：Life and Letters of Edwin Lawrence Godkin（New York，1907），Vol.II，p.87；C. E. Norton to Godkin，November 3,1871，见于Ari Hoogenboom：Outlawing the Spoils（Urbana，Illinois，1961），p.99。
(5) George Haven Putnam：Memories of a Publisher（New York, 1915）, p.112.
(6) 我对改革派的总结基于哥伦比亚大学的James Stuart McLachlan撰写的一篇未经发表的硕士论文，其中有关影响了191人职业生涯因素的分析：The Genteel Reformers：1865-1884（1958）。他的结论类似于Ari Hoogenboom对公职改革派的解析，同前，pp.190-197。参阅其论文“An Analysis of Civil Service Reformers,” The Historian, Vol.XXIII（November, 1960）, pp.54-78。Paul P. Van Riper强调了这些改革派早期对废奴的同情，以及对个人自由和政治道德的一腔热情。同前，pp.78-86。
(7)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New York：Modern Library edition; 1931）, p.265.
(8) Charles Francis Adams：An Autobiography（Boston, 1916）, p.190.
(9) E.L.Godkin：“The Main Question,” Nation, Vol.IX（October 14,1869）, p.308.
(10) Adams：Education, pp.261,296,320。参阅James Bryce：“Why the Best Men Do Not Go into Politics,” 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New York, 1897）, Vol.II, chapter 57。
(11) Autobiography, pp.15-16.
(12) 参阅“The Government of our Great Cities,” Nation, Vol.III（October 18,1866）, pp.312-313;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CIII（October, 1866）, pp.413-465; Arthur F. Beringause：Brooks Adams（New York, 1955）, pp.60,67; Barbara M. Solomon：Ancestorsand Immigrants（Cambridge, Mass., 1956）。关于改革中的前景，参阅Geoffrey T. Blodgett的详细阐述“The Mind of the Boston Mugwump,”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XLVIII（March, 1962）, pp.614-634。
(13) Adams to Gaskell，引自Ernest Samuels：The Young Henry Adams（Cambridge, Mass., 1948）, p.182。比较普特南的观点：“我们希望，每一届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都能掌握由耶鲁的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教授那样的人传授的经济史知识，那么，我们就能逐渐对公众舆论有更好的把控，通过领导层的影响力，让普通选民理解他们自己的商业志向。”Putnam：同前，pp.42-43。
(14) 引自Eric Goldman：Rendezvous with Destiny（New York, 1952）, p.24。一名公共服务改革的支持者指出，在“共和国早期”，从内阁官员到其下属的所有公仆，“一般都是出自高门”，他主张，公共服务改革应恢复这样的做法。Julius Bing：“ Civil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CV（October, 1867）, pp.480-481。
(15) “The Place of the Independent in Politics,” Writings, Vol.VI（Cambridge, Mass., 1890）, p.190.
(16) 有关独立派战略，参阅James Russell Lowell：“The Place of the Independent in Politics,” pp.190往后；以及E.McClung Fleming： R.R.Bowker, Militant Liberal（New York, 1952）, pp.103-108。
(17) 有关这一改革的重要性，参阅Paul P. Van Riper：同前，pp.83-84。
(18) 参阅J. Donald Kingsley：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ritish Civil Service（Yellow Springs, Ohio, 1944）, pp.68-71和各处。
(19) Sir Charles Trevelyan to Dorman B. Eaton，August 20,1877，见于Dorman B. Eaton：Civil Service in Great Britain：A History of Abuses and Reforms and Their Bearing upon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1880），pp.430-432。
(20) 无疑，许多改革派在哀怨中期盼，林肯给予文人的那种认可能够重现，但那些官职并不隶属于文官系统。改革派的特点是更有志于担纲选举的、而非委任的岗位。约半数的改革派牵头人在某个阶段担任过公职，但主要都是选举岗位。少数人进入国会，但多数是在州议会担任选举岗位。McLachlan：同前，p.25。
(21) 想想亨利·亚当斯在1869年4月29日写给小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信中所暗示的：“我不能帮助你得到一个职位。我和认识的政府官员都只有几面之缘，算不上朋友，我想我的要求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同情。［大卫·艾莫斯·］威尔斯和我的影响力差不多。他甚至保护不了自己的职员。霍尔法官事务缠身，不参与同事间的事……”Letters, p.157。
(22) 有些人认为，社会地位在就业竞争中是重要的。卡尔·舒尔茨曾经提出，可以用仅仅询问候选人的性格、出身、社会地位和一般能力来代替正式考试。Hoogenboom：op. cit., p.115。
(23) Congressional Globe, 40th Congress, 3rd session, p.265（January 8,1869）。有启发性的是，在美国经常被批判为不民主的文官之争，曾数次被英国人指责为过于民主，在竞争上岗的过程中陷贵族阶层于不利之地。Kingsley：同前，p.62。其他人认为，这只会提振绅士阶级的士气和氛围。比较Asa Briggs：Victorian People（London, 1954）, pp.116-121,170-171。
(24) Congressional Globe, 42nd Congress, 2nd session, p.1103（February 17,1872）。这种和上过大学之人竞争的模式，也让老兵组织倍感不满。参阅Wallace E. Davies：Patriotism on Parade（Cambridge, Mass., 1955）, pp.247,285-286,311。
(25) Congressional Globe, 42nd Congress, 2nd session, p.458（January 18,1872）。显然，许多州领导人和国会成员一样，为能力测试对流程的影响而焦虑。对于马萨诸塞州的一项文官法令，波士顿领导人帕特里克·麦奎尔提出反对时说：“我猜想，我的儿子假如要在波士顿任一部门求职，我先要把他送去哈佛学院。他必须以最高学历毕业。我猜现在在那儿学习的年轻人，只要接受了足够多的教育、直到会使用镐和铲，就可以期待我们的城市里有非凡的职业生涯等着他们；而其他没那么幸运地得到良好教育的人，就必须让位，到别的地方谋职。”引自Lucius B. Swift：Civil Service Reform（n.p., 1885）, p.10。
(26) Congressional Globe, 42nd Congress, 3rd session, p.1631（February 22,1873）.
(27) 即snivel service reform，是影射civil service reform（公职改革）。——译者
(28) E.L.Godkin：“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Controversy,”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CXXXIV（April, 1882）, pp.382-383.
(29) William M.Dickson：“The New Political Machine,”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CXXXIV（January 1,1882）, p.42.
(30) Andrew D.White：“Do the Spoils Belong to the Victor?”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CXXXIV（February, 1882）, p.129-130.
(31) Godkin：“The Civil Service Reform Controversy,” p.393.
(32) J.R.Richardson：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Vol.X, pp.46,48-49.
(33) Congressional Record, 47th Congress, 2nd session, pp.207-208（December 12,1882）.
(34) Gail Hamilton：Biography of James G. Blaine（Norwich, 1895）, p.491。对文人和政治改革派怒气冲冲的攻击，及他们对保荐专职人士的态度，参阅参议员Joseph R. Hawley：Congressional Record, 47th Congress, 2nd session, p.242（December 13,1882）。
(35) 坦慕尼协会，原本是威廉·穆尼1789年在纽约创办的一个慈善机构。1817年后，由于大量爱尔兰移民的加入，该组织操作机制逐步转变为通过拉选票换取好处，渐渐成为民主党的政治机器。1855年至1925年，它与犯罪团伙联手控制纽约，操控选举。其权力和影响力在1930年代被纽约的改革派市长拉瓜迪亚（Fiorello la Guardia）大大削减，其后又苟延残喘几十年，最终在60年代被改革派市长林赛（John V. Lindsay）打压而解体。乔治·华盛顿·普兰基特是该协会的重要人物之一，执掌其达25年之久。——译者
(36) William L. Riordon：Plunkitt of Tammany Hall（1905；ed. New York，1948），pp.60-61。这也提醒我们有趣的布鲁克林民主党领袖彼得·麦吉尼斯所采用的技巧。1920年代早期，一位大学毕业生斥责他所在地区的领导层，坚持本地区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体面人来当领导。麦吉尼斯对这位初出茅庐的人“用了政治战略鉴赏家最喜爱的一句话。在接下来的会议上，麦吉尼斯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盯着下面挤满了穿衬衣的劳动者和系胡佛围裙的家庭主妇的人群，直到他们向他行注目礼。接着，他大吼道：‘所有上过耶鲁或者康奈尔的人举起右手……耶鲁和康奈尔的把票投给他吧，其余人投给我。’”。Richard Rovere：“The Big Hello,”in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New York，1962），p.36。
(37) William L. Riordon：Plunkitt of Tammany Hall（1905; ed. New York, 1948），p.10。
(38) A Letter to The New York Times，June 17,1880，引自R. R. Bowker：Nation，Vol.XXXI（July 1,1880），p.10。
(39) Congressional Record，49th Congress，1st session，p.2786（March 26,1886）。“他们有两种可辨识的职能，”参议员这样评价第三性，“他们用假嗓子唱歌，通常被选作东方君主后宫的内侍。”
(40) Matthew Josephson：The Politicos（New York, 1938）, p.163。康克林的言辞和商人反对经济改革派的表达异曲同工，他们称其为“慈善家、教授和百万富姐”。Edward C. Kirkland：Dream and Thought in the Business Community（Ithaca, 1956）, p.26。
(41) Alfred R. Conkling：Life and Letters of Roscoe Conkling（New York, 1889）, pp.540-541；有关整个事件的描述，参阅pp.538-549。
(42) 对柯蒂斯的抨击，参阅Elmira的Advertiser，October 6,1877，记录在Thomas Collier Platt的Autobiography（New York，1910），pp.93-95。这是“一个名叫柯蒂斯的聪明男孩，头发像女孩子一样中分”，他的生活环境里全是女人；一个名叫康克林的红发男人打了他，这激怒了柯蒂斯的舅母们和他所有的女性邻居。
(43) Horace Bushnell：Women's Suffrage：the Reform against Nature（New York，1869），pp.135-136。同前，p.56：“要求一脸络腮胡，是对天性最出格的叛逆。”
(44) 比较布什内尔：“我们还知道，女人一旦顺从地让了步，常会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卑微和道德上的自暴自弃。男人靠血缘而生，女人是从天而降的。也许部分原因是对女人的期望更高，也是因为女人们半神化的自主的状态，要求她们更真实、牺牲更大，超过了对前瞻的、勇往直前的男人们的要求。”同前，p.142。
(45) The Bostonians（1886; ed. London, 1952）, P. 289.
(46) An Autobiography（New York, 1920）, pp.86-87.
(47) 纽约州首府。——译者
(48) Henry F. Pringle：Theodore Roosevelt（New York, 1931）, pp.65-67.
(49) 该会成立于1832年，由塞缪尔·厄尔斯作为一个文学协会创立的，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及学院设有分会。——译者
(50) 此处及后续对罗斯福的媒体评论，引自哥伦比亚大学1947年的两篇硕士论文，其中有大量类似的引用，也是基于罗斯福的剪报——Anne de la Vergne：The Public Reputation of Theodore Roosevelt, 1881-1897, pp.9-16,45-46;和Richard D. Heffner：The Public Reputation of Theodore Roosevelt：The New Nationalism, 1890-1901, pp.21-24,41-45,53-54。
(51) Harvard Crimson, November 10,1894；参阅尤其是“The Manly Virtues and Practical Politics”（1894）和“The College Graduate and Public Life”（1894），这些引用均来自：American Ideals（New York, 1897）, pp.5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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