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国建立之初，智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谈不上是个问题。领导人就是知识分子。尽管国家在民主进程上走在前沿，但控制国家事务的仍以贵族精英为主：在精英群体中，有学问的人自由流动，有着令人艳羡的话语权。在那个非专业化的百花齐放的年代，专家型知识分子是可以忽略的力量；而作为统治阶级的绅士型知识分子领导着社会的各个层面——法律界、专业领域、商业和政治事务。开国元勋们都是圣贤、科学家、学贯古今之人，他们大多数深谙古典学问，博通历史、政治和律法，用以解决当时的棘手问题。我们的历史上再无另一个时代，像约翰·亚当斯、约翰·迪金森、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乔治·梅森、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威思的时代那样，产生了如此多的身为政治领袖的饱学之士。我们也许会期待，既然造就这个国家的是这些人的政治成就，他们应该长久地无可争议地证明了一个真理——有学识的人担纲政治领袖，不一定就是徒劳无功或不切实际的。
但美国由知识分子建国恰是一项反讽，因为在几乎整个政治史上，知识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局外人、仆从或替罪羊。美国人民一直对杜马斯·马龙(1)所称的“伟大的一代”——革命和立宪的一代——忠心耿耿，在历史上仅次于对林肯。我们也许会问，有这样的发源和虔心的民族，何以在政治上这么快就失去了对思想的认可。为何在大多数开国元勋依然健在之时，智识声望反倒成了政治上的劣势？
诚然，贵族精英的统治日益被平民民主所取代，但我们不能单一地将智识在政治上的式微归咎于民主运动。当党派分裂迫在眉睫，精英人士自相鱼肉，不再遵从政治原则。有高尚品格和勇气的人们领导了大革命，以非凡的先见和才能在1787年至1788年间组织起新的国家政府；到了1796年，他们的志向四分五裂，不幸又被法国大革命所激发的歇斯底里的异见所影响。(2)写下《独立宣言》和《宪法》的那一代人，也起草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杰出的领袖人物不再齐心，他们的标准降低了。相同的贵族阶级身份、休戚与共的革命和建国经历、一致的核心思想和学养，未能阻止他们为了玩政治而不顾体面、弃常识于不顾。政治争端，掺杂了串通法国间谍、密谋颠覆基督教、策划复辟君主制并向大不列颠臣服等夸张的指控，降格为政治煽动。开国元勋们不懂得如何善用政党或是忠诚反对的职能，被自身的政治狂热降伏，投身于口诛笔伐的争斗。
连华盛顿本人都未能幸免于辱骂和诽谤；而托马斯·杰斐逊是反智主义抨击的首位声名显赫的受害者，攻击他的是联邦党领导人和新英格兰传统教会成员。对杰斐逊的抨击十分有指导性，包涵了他的敌人认为能令他名誉扫地的内容，为其后我国政治上的反智主义想象树立了标杆。1796年，看似杰斐逊将要接替华盛顿之时，南卡罗来纳联邦党议员威廉·劳顿·史密斯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攻击杰斐逊并挑战其竞选总统的资格。史密斯意图展示杰斐逊“教条式”的领导如何令人不适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史密斯指出，杰斐逊是一位哲学家，哲学家在政治上是教条主义者——譬如洛克脱离实际的卡罗来纳宪法，孔多塞的“政治讽刺”，而利顿豪斯愿意让费城民主社团借用他的名字！(3)
当哲学家成为政治家，他的特征是胆小懦弱、异想天开，按照某些原则而不是人的本性做出推断；指导一切行动的是某些在办公室一隅想出来的抽象理论，而不是事物当下的态势和环境；他在政府政策上思维僵化，当突发紧急情况、需要立即决策和行动力的时候，偏偏摇摆不定。
必需的不是智识而是个性，杰斐逊的个性也颇多不足：小册子的作者认为，哲学家极爱听人奉承，渴望名声，杰斐逊的个人能力“更多用在提高个人的学识声望，而不是国家的重大利益之上”。说到华盛顿——有这样一个人，无需赘言：“伟大的华盛顿，感谢上帝，他不是哲学家，不然我们就领略不到他伟大的战争功勋，也不会在他智慧的治下繁荣昌盛。”史密斯采取的方式，为政治智识的批评者立下了标杆——他活跃的思维的好奇心，被描述为对重要事务而言太过琐碎和荒谬。他嘲讽杰斐逊只有“把蝴蝶和昆虫钉住和设计转椅”的本事，提出杰斐逊的乃至国家真正的朋友不会“让这位恬淡的哲学家放弃这些有用的爱好”而投入到政治热潮中去。史密斯的用语，和一代人之后对约翰·昆西·亚当斯的谩骂近乎雷同，他提出，杰斐逊的优点“也许让他有资格成为大学教授，然而对于总统的职能，就像让他去统帅西方军队一样”(4)。
史密斯的抨击里出现了一些其它见解，为日后的政治文学定了调子。有一种观点是，军事能力可以检验人的个性是否适合成为政治领袖。军事道德被预想为公民人格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使在今天，政界的知识分子有时还可以用军队服役记录来抵消智识上的劣势。
在1800年的大选中，所有的顾忌都放开了。当然，让杰斐逊因思想和学养而临场失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广泛的攻击针对的是他的头脑和个性，目的在于揭露他是一个无信仰、无道德的危险的煽动者——或如一位批评家所言：“没有良心，没有信仰，没有仁善。”对他的指控包括：他和一名女黑奴通奸并生下混血儿；他在美国革命中是个胆小鬼；他触发了法国大革命；他诽谤华盛顿；他有成为另一个波拿巴式独裁者的野心；他只会空想和做梦，是不切实际的教条主义者——更糟糕的是，一个法国教条主义者。(5)
对杰斐逊的攻讦，同时也试图把思辨的头脑同邪恶与危险关联起来。据称，学习和思考让杰斐逊成为无神论者，使他在关于地球年龄的问题上和神学家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还反对学生阅读《圣经》。这些奇思异想对一个书房里的哲学家而言也许无害，但允许他把这些思想带上总统宝座，对宗教和社会都是危险的。(6)抽象思维和文学兴趣让他不适合实务性工作。他总是将政府理论化，“他嘲讽一切通过经验得来的想法”。(7)“我承认，”一位写小册子的联邦党人说，“他的才华、理论学识和优雅的写作风格确实很突出。”他接着道：(8)
他在法国住了近7年，直到大革命取得一些进展之后；他的理论倾向，对宗教、道德和政府的质疑就是在那里蓬勃发展的……杰斐逊先生是知名的理论家，不论在政治上、哲学上或伦理上。他是近代法国式的那种哲学家。
同时代的名人纷纷附和。费希尔·埃姆斯认为，杰斐逊“和大多数天才一样……太把体系当回事，精力永远都在概括总结上，而不是和务实的普通人一样，基于低层次但确凿的事实行事”(9)。联邦党人作家约瑟夫·丹尼将他描绘为“危险的、自然神论和乌托邦式的”法国哲学学校的好学生。“此人确有才华，”丹尼承认，(10)
但它们危险且有欺骗性。他博览群书,写的文章很像回事。他是写作高手，只是该退休了。属于他的地方是书房而不是办公室。最初，他可能会人畜无害地审视普通怪物的牙齿、非洲人的分泌物或是班纳克的历书……一旦坐上了政府的位子，他的抽象思维、不切实际、形而上政治不是带了毒，就是一文不值。另外，他的原则充满了法国口味，加了那么多法国大蒜，我们整个国家都被冒犯了。美国人宁愿广袤的平原上“遍地是蓟和鸟蛤而不是小麦和大麦”，也不要让一个哲学家来影响国家委员会，让他因为仰慕伏尔泰和爱尔维修的著作，而寻求更多和法国佬的关联。
卡罗尔顿的查尔斯·卡罗尔认为，杰斐逊“作为政治家过于理论化、幻想化，无法审慎地指挥这个日益庞大的联邦的事务”(11)。其意涵很明显：年轻的合众国必须学会让智识天才远离实际事务。
传统教会指控杰斐逊蛊惑民心，也可解读为他团结起了一个单一同盟，这令前者相当不快。尽管杰斐逊是自然神论者，接受的是世俗教育，但他吸引了很多福音派和虔敬派教会的支持者，尤其是浸礼会。他们不仅被杰斐逊宣扬的民主情感所打动，作为异见者的他们也对他的兼容并收印象深刻。相比指向杰斐逊的不忠指控，他们更在意传统教会对自己的层层压制。这样一来，基于双方对传统正教的不满，杰斐逊和其他世俗知识分子与虔敬派建立了一个奇特的政治联盟。两个团体认可的权威标准均为传统教会所不容——从世俗的自由派到理性主义的批评，从虔敬派到直观感受。在双方都不满于传统教条的压力下，自由派和虔敬派选择暂时搁置本质的差异，忽略一方是反对一切教条，而另一方是反对一切传统建制这一事实。(12)
为打破这一同盟，传统教会意图昭告天下，杰斐逊是所有基督教徒的威胁——很多为党派所苦的人无疑真心相信这一指控。后来，这个虔敬派和启蒙的自由派之间的联盟确实瓦解了；普通人和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此后极少被成功跨越的鸿沟。然而，在杰斐逊竞选期间，自由派智识和福音派民主尚且相安无事。当最终分裂之际，平民民主势不可挡地从高学养的贵族领导层手中挣脱出来，福音主义浪潮催生的反智主义之恶毒程度，丝毫不亚于传统教会对杰斐逊的攻伐，而余威则要大得多。
拙劣的讨伐杰斐逊运动和之后的《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表明，大量富有、饱学的联邦党人叛离了包容和自由的文化价值观。不幸的是，随后杰斐逊乃至杰克逊治下更受欢迎的党派在维护这些价值观上也不可信赖。这些受欢迎的党派最终传递的是一种原始主义和反智的民粹主义，敌视专业人士、专家、绅士和学者。
美国的平等主义发轫之初，就对最早称为政治专长、后改称专业能力的东西投不信任票。可以想见，流行作家为自由人的政治能力感到骄傲，整体上对有教养的富有人群担纲专一的或支配性的政府岗位心存疑虑。这种疑虑没有让他们停在原地，而是激发了许多人对一切学习形式的敌意。在一些早期流行的政治思想表达中可以窥见反智主义思潮。在革命年代，一些流行作家设想削弱富人和贵胄的权势，同时也应该包括他们的盟友——有识阶级。1788年，马萨诸塞选出的一名宪法决议的乡村代表，在反对这份文件时是这样解释的：(13)
这些律师、有学问的人和有钱人都能说会道，太会花言巧语，要我们这些没文化的穷人吞下这颗药，就为了自己想进入国会；他们想成为宪法的管理者，把所有权力和财富都抓在自己手上，然后，把我们这些小人物通通吞掉，就像巨灵利维坦，总统先生；是的，就像是鲸鱼吞掉约拿一样。这是我所害怕的。
我们有幸读到一个普通的新英格兰农民、马萨诸塞北比尔里卡的威廉·曼宁写下的一本政治小册子，它展现了一个精明好战的民主派美国人在思考政府的理念时作何设想。这份杰斐逊时期措辞激烈的文献，名为《自由的钥匙》(14)，写于党派热情高涨的1798年。值得关注的是，曼宁认为，学习是政治斗争的核心力量（“我自己啥也没学过，我这辈子从没机会待在学校超过6个月”）。他的手稿开头是这样的：“学习和知识对追求自由太重要了，除非我们有更多知识，否则没办法长期坚持自由。”(15)只是曼宁对学习和知识的兴趣主要是作为阶级武器。
曼宁观点的核心，是对饱学的有产阶级的深深怀疑。他觉得，那些商人、律师、医生、牧师、州行政和司法官员的教育程度、空闲时间和工作性质，允许他们一齐行动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劳动者却不能。他认为，这些阶级中弥漫着一种对自由政府的厌恶——他们经常想要毁灭它，因为它妨碍了他们谋私。
为此他们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最先做的，是将他们的计划和策略通过协会、集会和往来通讯联合起来。他们自己的贸易协会、党派、部长、司法和行政官员因为职业聚在一起，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他们都是读过书的，有很多钱，不需要靠劳动过日子，有足够的时间讨论。这些人为了共同的兴趣走到一起，这是联盟最强大的纽带，他们私下里互通有无，蔑视多数人的意志，为了他们自己需要的知识而从老百姓口袋里掏钱。
既然教育是追求个人兴趣的工具，“少数人”自然会偏向为自己阶级服务的机构。“那些少数人总是标榜昂贵的学院、国家研究院和语言学校的好处，就是为了给不需要工作的人腾地方，他们的派系就强大了。但他们总是反对便宜的学校和女子学校，因为这是向‘多数人’普及教育的主要甚至唯一的途径。”在学院里（曼宁心中所想的无疑是联邦党人的哈佛），共和制原则遭到批判，年轻人被灌输君权观念。曼宁还观察到，这些机构的毕业生“被教导要维护职业尊严”——对此他表示反对，因为这给他们的服务设定了过高的价值，多数人因此负担不起宗教和教育服务：“如果我们申请牧师或校长职位，会被告知薪水如何，那太贵了，而他们给不了更低的，因为这都是说好的。如果他们拿得少，就会觉得没面子。”曼宁认为，校长应该成为——后来在美国也确实成为——地位卑下的廉价雇工。
这是曼宁教育方针的关键。普通人需要的是廉价教育；现行的高等教育应该仅为初级教育服务——向普通学校输出廉价的教员。“推广教育……应该用最便宜、最优异的方式”——这样一来，“我们很快就会有大批的男女校长，和雇用其它劳力一样便宜，劳动和学习结成一体，减少不劳而获的人数”。不得不说，在当时大肆吹捧的马萨诸塞公共教育体系遭到无视时，曼宁提出的方案有一定道理。但为了让教育系统触及更低端的人群，他建议削减高端教育，把它的职能减弱为培养廉价的学术劳动力。曼宁认为，进阶教育本身毫无发展价值。研究院和古典教育超出了必要的“教孩子们ABC”，“只是为了雇用绅士们的儿子，让他们有不劳而获的去处。不是需要懂得所有的语言才可以教孩子读写和理解，就像农民不需要掌握水手的技巧就能拿得住犁”。教育长期以来只是少数人的工具；曼宁希望尽可能让它变成多数人的。既然是工具，那就是低等的，对此他从不怀疑；他也不需要顾及他的原则会对高层文化产生怎样的后果——毕竟那是不劳而获之人才有的特权。
教育的地位，在这个少数人和多数人的争端里，是美国政治中高层文化地位的一个完美示范。教育处于夹缝中，一边是只能勉强为其锦上添花的赋闲阶级，一边是日益强大的平权主义民众，后者的主要兴趣是抹平身份差异、消灭特权阶级的特权工具。可以想见，普通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利用教育扩大社会机遇；似乎没有人能告诉他，如何做才能不损害智识文化本身。
不可否认的是，曼宁的抗辩带有一些粗糙的正义感。联邦党人确实盗用了哈佛学院，民主派为何不能尽其所能地盗用公众教育机构加以报复呢？如果他们能随心所欲，就不会再有哈佛了。假如有识阶级除了支持特权什么也做不了，那就不需要有识阶级了。在曼宁写作此文大约半个世纪后，霍勒斯·格里利辩称，美国的农民实际是欣赏和尊重才智和教育的，只是常常发现它们被“用来获取财富和奢靡，采用的方式非但没有增添人类的总体幸福感，独属于他们的那一份反倒还减少了”(16)。因此，19世纪的美国民权需求形成期纳入了免费初级教育项目，但也夹带着对由敌人创造的上层文化的、阴暗晦涩的质疑。
美国平民民主的辩证法里缺少了一环。倡导者们志在削弱，若有可能，甚至是灭除美国生活中的地位差异，压制有识和有产的领导层。要实现民治，人民希望领导层里尽可能少些有识和有产之士，那么对他们的指导从何而来？答案是，可以从内部产生。在大众民主的势头和自信逐渐增强的同时，这样的信念也广泛深植——原始、自发的民间智慧，优于开化的、过于世俗的、自私的学术和富足的头脑。正如福音派斥责高学养的宗教和正规的神职团体，崇尚心灵的智慧和直接与神对话，平等政治的拥趸也提倡摈弃有教养的领导层，支持最贴近现实的普通人的直观感受。这种对普通人智慧的偏好，在极端的民主信条宣言之下开花结果，演变成一种好战的大众反智主义。
甚至连杰斐逊自己有时也赞同这种偏好，即使他本人既不是反智主义者，也不是教条式的平权主义者。他在1787年给侄子彼得·卡尔的信中写道：“给农民和教授讲一个道德案例，前者能做出和后者一样良好的判断，甚至可能更好，因为他没有被人为的规则带入歧途。”(17)杰斐逊事实上表达出了18世纪的一种传统观念：上帝赋予人类一定的、必要的道德情感。当他断言农民的识辨能力更佳时，还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只需比杰斐逊更进一步，说政治问题归根究底是道德问题(18)，就是在为政治生活中彻底藐视学养做铺陈。假如农民对道德的理解和教授一样，那么他同样也能理解政治；他也有可能认定（杰斐逊对此不会同意）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学习，也不需要博闻的领袖。再进一步推论，这说明任何人只要身上有教授的一面，就会成为劣等的领导人；从这一角度说，政治领袖应该出自未经教化的人。讽刺的是，杰斐逊自己就被这一观点所累。后来这也成为杰克逊式民主的集中呐喊。
美国政治中首次真正强势和影响深远的反智主义思潮，实际上是杰克逊主义运动带来的。它对专长的不信任，对集权的反感，对废除阶级固化的渴望，以及对重要职能简单到谁都可以行使的信念，上升为否定这个国家承自18世纪的绅士政府体系，以及有识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价值。尽管如此，许多知识分子和文人，尤其是年轻人，支持杰克逊主义信仰——这足以驳斥有识阶级不同情符合普罗大众利益的运动这一常见指控。诚然，主流文学季刊赞美绅士风度，它们依然掌握在辉格派反对者手中；但当约翰·奥沙利文创办《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时，还是获得了一群有不同政治话语权的知名作家的投稿。新英格兰的超验主义领军人物大多对此表示冷漠或敌视。然而，诸如奥瑞斯特斯·布朗森、威廉·库伦·布莱恩特、乔治·班克罗夫特、詹姆斯·F.库珀、纳撒尼尔·霍桑、詹姆斯·柯克·保尔丁和沃特·惠特曼等作家，都对新民主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拥护和坚持。(19)
这些人的支持得到杰克逊集团的欢迎，有时也受到尊崇，但整体上说，知识分子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认可和声望。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是最著名的例外。在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意识到，为了打击反对党集团里德高望重的人才，他们需要文人和知识分子领导层，于是，班克罗夫特30多岁上就在党派中声名鹊起。他被任命为波士顿港的托收人、波尔克的海军部长（范布伦也曾把这一职务交予保尔丁），后来还成为驻英国大使。他用他的影响力帮助霍桑找到一份波士顿海关大楼的工作，让布朗森（班克罗夫特立刻就后悔了）当上那里的海军医院理事。霍桑的际遇则大相径庭。工作常常远不能让他一展长才或满足他的迫切需求。在海关大楼，他最多只能算得上一个称量员或收税官，他本想成为赴南极考察的历史学家，却不得不委身于此（他称之为“可悲的奴役”）。之后，他应征塞勒姆邮政局长一职，却被派去做码头勘测员。终于，在完成了友人兼大学同学富兰克林·皮尔斯的竞选传记后，他赢得了领事一职——但是在利物浦。整体而言，杰克逊式民主在知识分子及文人与民众思维之间营造亲厚氛围的成效，不及后来的进步主义和新政时期。
1824年和1828年，杰克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之间的攻讦，是研究截然对立的政治理想的佳例。19世纪早期的美国不适合靠知识分子的气性领导政治，亚当斯政府即为铁证。作为老派绅士政府的末任总统，亚当斯成为旧秩序的标志、声讨饱学之士的主要受害人。他曾在巴黎、阿姆斯特丹、莱顿、海牙求学并就读于哈佛；执哈佛的修辞和演讲术之牛耳；他的志向是著写史诗；和杰斐逊一样，他的科学兴趣广为人知；他多年担任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院长；作为门罗的国务卿，他曾写过一份关于重量和计量系统科学的学术报告，如今依旧被奉为经典。亚当斯相信，如果新共和国不能利用其力量发展艺术和科学，就是“躲藏在智慧允许我们自由支配的泥土里——是对最圣洁之信任的背叛”。他的希望，亦是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的，即联邦政府成为全国教育和科学进步的指挥中心。但他提出把华盛顿建成文化首都，引发了对中央集权的普遍反感，反而累及了自己。
在首个年度国情咨文中，亚当斯提出了符合商业需求的一个内部改进系统——道路和运河，以及数项主要为了满足有识阶级人士需求的建议——在华盛顿创办国家大学，创建一所专业海军学校，建一座国家天文台，追随路易斯和克拉克的脚步探索西北部地区，设立一个高效的专利办公室，通过一个新的执行部门提供联邦科学援助。
亚当斯冒犯了杰克逊完美践行的、狂妄的大众民族主义。他指出，欧洲国家尽管不像美国这样有天佑的自由，但在科学上投入更多；他贸然断言，我国应仿效法国、英国和俄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现下一样，那时，这样的智识大一统主义不受欢迎。于是，他藐视了民族尊严，接着又因敦促大量科研拨款而藐视了民主意识；他甚至用挑衅的口气提出，国会领导人不应该“交叉双臂，向世界宣称我们因选民的意志而变成了半身不遂”。更糟的是，亚当斯满怀热情地将很多欧洲政府资助的天文台称为“天空的灯塔”。国会耻笑这一说法，“灯塔说”一次次被掷还给亚当斯。他的内阁意识到，总统的计划可能让整个国家为之震动——例如亨利·克莱就发现，一个全国性大学“必然希望渺茫”，他怀疑亚当斯建议的执行部门是否能得到5票以上——最后，亚当斯不得不放弃。他代表了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领导层。汉密尔顿、华盛顿乃至杰斐逊，都曾有志于某些中央领导的全国性方案，表达出东海岸的绅士们所共有的对美国的扩张发号施令的渴望。然而，对他们而言，这个国家的成长过于迅速，不接受计划和命令。他们这样的类型在政治上已经过时，饱学之士的地位一落千丈。(20)亚当斯是19世纪最后一位通晓科学的目的和使命、相信艺术的培育是联邦政府一项合理职能的白宫领导人。
亚当斯是老派的标志，安德鲁·杰克逊则代表了新派；在1820年代的政界，两者的对战映照出美国的过往和未来。美国人曾义无反顾地挣脱欧洲的桎梏，认为“腐朽的”欧洲的野蛮甚于“原始的”美国；他们担忧自身发展中的文明成为“人为”，可能令他们背弃“自然”。杰克逊的拥趸赞美他代表了自然人的自然智慧。作为全国领袖、新奥尔良的英雄、受过教化的英国“野蛮”军队的征服者，他的天赋还包括对原始热情和自然风格的坚持，令人宽慰。据称，杰克逊非常幸运地得以逃脱有损“热情和原始理解力”的正规教育。他有行动力，“自然的学校培育了他”，“没有哪部分是人为的”；他幸运地“逃脱了学校的教育和辩证法”；他有“未被学院派的空想思想污染的决断力”；他“超乎寻常的清明头脑、务实的常识、强大的判断和辨识力，对于一切有用的目标，要比圣贤之人的全部学识更有价值”；他的思想无需依附于“僵化的三段论推理、徒劳的分析或老套的逻辑推导之上”，因为自然的直觉力，可以“和照亮自己前进方向的闪电”同行。(21)
乔治·班克罗夫特想必一定是相信自己的校长生涯一无是处，因而膜拜杰克逊未经教化的头脑：(22)
那么，看看这位西部来的不文之人、蛮荒中孕育出的婴儿、隐世而居的农民，几乎未碰过书本，和过去的传统之间没有科学与之联系，是人民的意志助其登上了荣耀的顶端、共和制自由文明的中心位置……他会推行何种政策呢？他会从深林里带来怎样的智慧呢？他贤明的头脑中会产生怎样的责任感呢？
相对于这样一位智慧直接习自丛林的原始主义英雄，亚当斯在国外法庭的经历和广博的教育似乎过于人工雕琢。即使在1824年，亚当斯赢得了疯狂的四方选举（four-way election），杰克逊仍是最受欢迎的候选人；4年后，当这位将军卷土重来，再战的结果毫无悬念。除了新英格兰，亚当斯在全国其它地方均告落败，这是一场双方都无所不用其极的选战，两位对手被形容为：
会写字的约翰·昆西·亚当斯
和会打仗的安德鲁·杰克逊。
杰克逊的发言人攻击亚当斯的主要论点是，他是自我纵容的贵族，且生活奢靡。更相关的是，他的教育背景和政治学养被斥为额外的邪恶，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优点。一群杰克逊的支持者宣称，亚当斯的智识成就不会让这个国家得到什么益处：(23)
我们承认他学识渊博，但质疑他的智慧……我们确实忠于简单的信条，这已经在伟大的英语诗歌中愉快地表达了：
毋庸知晓遥不可及的、
模糊的、细微的东西，
知晓我们眼前的生活，
才是智慧所在。
我们相信，杰克逊将军身上充满了这样的智慧。
另一位杰克逊主义者在谈及两人的履历时说：“杰克逊创造律法，亚当斯引用它。”(24)
杰克逊对亚当斯的胜利是压倒性的。若认为这只是一场行动者对智识者的胜利，那是言过其实，因为摆在选举人面前的主要是贵族和民主之间的选择。只是当双方塑造候选人的公众形象时，和贵族配对的是干巴巴的智识，而民主则关联着原始的感知和行动力。(25)
尽管杰克逊派对平等主义和反智主义情感有着强烈共鸣，却未能掌控其中任一。并非只有杰克逊主义才是平等主义，国家本身也是。竞争性的两党制确保了令选民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不会被一方长久把持，因为这是可以相互模仿的。不论杰克逊的反对者在1828年如何震惊于支持者的做派，他们消化掉对民主党言论的不满并如法炮制只是时间问题。不会或不愿加入游戏的党派领袖，很快就会销声匿迹。
与从事国家事务人士——推动开挖运河、成立银行、修筑公路和建立制造型企业的人——有关联的党派组织者所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是，如何使自己与民众保持一致，并找到安全的、可以利用的、不会危及他们利益的大众议题。既能亲近普罗大众，又能在政商两界游刃有余的人，格外受到优待。(26)亨利·克莱天赋异禀，具备一个人民英雄的多项特质；但到了1830年代初，他在全国的舞台上现身太久，观点太为人熟知，与声名扫地的亚当斯关系太过紧密，以至于再无可取之处。新党派的领袖中能把握关键点的最著名人物是瑟洛·韦德，他借助反共济会的平等主义狂潮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伟大的辉格党、后为共和党的组织者之一。然而，尽管反杰克逊派在1828年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并未正视这位为他们设立了正确标杆的人物，直至大卫·克罗克特突然从杰克逊集团中进入公众眼帘。
克罗克特是边陲居民、猎人、斗士、贫困的西部垦荒者的代言人，他成了美国民间人物的标志，他的自传是美国边疆幽默的经典。克罗克特未曾与财富或教育沾边，他卷入政治是因为强大的个人魅力。大约30岁上，他初次来到田纳西州沙洲溪地区的一个小聚落，被任命为和平仲裁者，并很快被推举为当地民兵团组织的将领，之后又被派往州立法机构。1826年，有人无意之中建议他参选国会，于是他发起了一场充满趣事的竞选运动，最终获选。现在，田纳西州在国会有了代表，他可以“蹚过密西西比河，背着一条汽船，力大无比地向野猫挥鞭”，他虽头脑简单，但向议会陈词时无所畏惧，因为他可以“向那里的任何人挥鞭”。
克罗克特的骄傲在于，他代表了本土风格和原始本能。在1834年出版的自传里，他自夸其从田纳西的野外习得决断力，那时他“几乎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我的判断力从不靠这些，不然就会像蜡一样黏糊，我作决定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和诚实守则，靠的是天生的直觉，而不是学习法律，因为我这辈子从没读过一页法律书。”(27)克罗克特的法律决策，也许可以支撑这种认为有常识足矣的质朴自信，然而，他不满于就此打住：他对学院派的藐视是深思熟虑的。在国会生涯中，他曾表示：(28)
一些绅士邀我去剑桥，那里都是高等学府，有很多预备好给人的称谓或绰号。我是不会去的，他们大概会给我贴一个法学博士的标签，不然就不放我走；我可不想换掉我的“美利坚合众国众议院成员”的身份，因为我的选民一定会把我的新称谓翻译成“又懒又闲的笨蛋学生”，他们知道我没学过或者得过什么学位，除了学到一些理智，不会勉强自己……
1813至1814年的克里克战争期间，克罗克特曾在杰克逊麾下作战。最初，他作为田纳西州杰克逊集团的一员进入国会，也代表了州内贫穷的西部垦荒者，这些人的境遇大都是他所经历过的。不久，他便发现，这两种效忠发生了冲突。詹姆斯·K.波尔克领导的一群田纳西人，想让国家同意将部分荒置的西部土地赠予该州用于教育。这一次，教育的目标和贫穷阶级的目标不幸陷于对立。而克罗克特作为垦荒者的代表，自然是鄙视波尔克的土地议案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持有的土地权证，已经导致他的一些选民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克罗克特认定，这份使用部分土地收益在纳什维尔兴建大学的提案，会以同样的方式伤害其他人。他指出，选民不会因为学院的发展而获得任何报偿，因为他们用不上。他说，如果“我们只有普通的农村，或者大学毕业生有时蔑称为B-a(29)学校的那种地方，方便在冬天时把大男孩们送去那里，小孩子们则一年四季都可以送去，那我想我们已足够幸运了，尤其是如果还能得到足够的浣熊皮或这样那样的东西，每季度末付给老师工钱”(30)。
克罗克特向国会解释说，他并不反对教育，但认为自己有义务维护自己所代表的人民的意愿，这些人“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挥汗如雨”，现在却“因为一个给富人的孩子建学校的国家法案，就要被赶出自己‘卑微的小屋’”(31)。
我再说一遍，我完全反对，不是因为我敌视教育，而是因为教育的利益并不能平均分配。这个学院体系建起之后，会在两个社会阶级之间划清界限——把穷人和富人的孩子分隔开来。我的选民的孩子们，一辈子没见过学院里面的样子，将来也不可能见到……土地测量员、学院和权证持有人留给他们的已寥寥无几，如果还要再建一个诈骗机器来盘剥他们，那我决不会沉默不语或不为他们声张正义，不论以多么卑微的方式。
在此，我们听到了曼宁思想的回响——普通学校服务于平民，学院服务于富人。对美国社会而言，容许高等教育和普罗大众的意志如此泾渭分明，是十分可悲的。然而，对于始终处于杰克逊势力重压之下的亚当斯和克莱这类人，田纳西的杰克逊集团内部的裂痕不啻为天赐良机。不久，狡黠的反对派组织者意识到，如果集团内部有一位民主派先锋，就能有力地制衡杰克逊，于是他们接近克罗克特，利用他在州内与杰克逊集团的隔阂以及和总统长期的私人恩怨，将他拉到了反对派阵营。克罗克特和全国反杰克逊势力的结盟，由美利坚合众国银行主席尼古拉斯·毕德的朋友马修·圣克莱尔·克拉克(32)负责斡旋，早在1829年就开始酝酿，到1832年明显加强。克罗克特的国会演讲开始有人代为起草，他著名的《自传》中许多内容也有人捉刀，尽管还是有克罗克特口述的风格。(33)1835年，克罗克特发文讨伐马丁·范布伦，这是1840年辉格党竞选中全面数黑论黄的预演。
到了1840年，民粹主义言论在辉格党内全面攻城掠地。克罗克特过于地方化又靠不住，不具总统相，他去了得克萨斯，在阿拉莫之战中阵亡，成为神一样的人物。但在1836年的总统选举中，和杰克逊一样曾是早年印第安战争英雄的威廉·亨利·哈里森，被发现有着类似的公众吸引力。1811年，他在蒂珀卡努战役中战胜特库姆塞(34)的著名事迹，实际是一场惨败，但这已无伤大雅；通过有技巧的曝光，再加上公众的健忘，这些事迹被升华为几乎能与杰克逊在新奥尔良的胜利相媲美的英雄传奇。1840年，又加入了木屋和苹果酒的亲民主题，尽管哈里森在俄亥俄河畔的宅邸其实颇为奢华。让天平向范布伦的对手倾斜的实际是经济萧条，只是辉格党为确保胜利，试图像12年前杰克逊派对付亚当斯那样，用相同的毁谤和抹黑招数来对付他。宾夕法尼亚州众议员查尔斯·奥格尔在议会上发表了题为《总统宫殿的富丽堂皇》的大师级演讲，被制成成千上万本小册子分发，为4月的选举定了调。借助一笔用于改建和修缮白宫及其花园的3600美元小型拨款，奥格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马丁·范布伦的奢华生活，逗乐了整个议院，让1828年针对亚当斯的类似攻讦黯然失色。这轮骂战的高潮部分是奥格尔斥责范布伦在白宫内安装的浴缸，借用他的华丽词藻，这些浴缸的尺寸大得就像卡拉卡拉浴场一样。(35)
1840年的一幅辉格党标语揭示了真相：“我们以自贬来征服。”有教养的那些迄今尚在自矜之人，原本反对全民选举权，现在宣称他们是人民的朋友，认可了形形色色不理智的竞选技巧。在早年更压抑时代的论战下成长起来的那些知名政客兴许会有些作呕，但他们依然使用着某份报纸所称的“大卫·克罗克特式的句子”。休·斯温顿·勒加雷这位保守而有教养的南方贵族咽下了反感，继续他的巡回路演。丹尼尔·韦伯斯特受到启发，表示尽管自己未能有幸降生在小木屋里，“但我的兄长和姐妹们是……我每年都会去那里，带着孩子们在那里暂居，让他们学习刻苦和简朴的美德并以此为荣……”。任何称他为贵族的人，“不仅是在说谎还是个懦夫”，最好有所准备，若让韦伯斯特遇上必与之决斗。而亨利·克莱在私下里说，他“感叹有必要，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去唤起同胞的感受和激情，而不是培养他们去推理和判断”，然后就这么做了。
辉格党内的敏感人士也许会被小木屋和苹果酒运动的言辞戳痛，但他们若还想在政治上占据一席，就不能坐以待毙。美国政治中的绅士势力正在自寻短见。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华盛顿目睹这种堪忧的局面，从这聒噪的竞选中看到了“人们在习惯和举止上的革命”(36)。这一数十年前就已启动的进程，以1829年他被逐出白宫作为令人心酸的标志，终于达成了圆满。“这貌似是我们历史上头一次，”摩根·迪克斯这样评论道，“为直接吸引下层阶级而刺激他们的好奇心，满足他们的娱乐之欲，靠宣传低俗来获取支持。从那一天起，局面变本加厉，直到出身贵胄、继承‘老派绅士之名’切实成了一项劣势。”(37)
蓄奴问题的新热点和社会派系的对立，让老成持重的阶层加速脱离政治。早在1835年，托克维尔就评价过议会成员“举止粗鄙”、捉摸不透；假如他在1850年代重返美国，就会发现情况愈加恶化。海军部长约翰·彭德尔顿·肯尼迪在1850年代写给叔父的信中说：“你是否觉得，这个国家可引以为傲的公众人物简直少得可怜？……在民众的头脑里，绅士的概念和轮廓被清除得如此彻底！一切这种特质，几乎都已经从舞台上消失了。”(38)1850年，为《北美评论》撰文的弗朗西斯·鲍恩认为，参众两院已“沦为聒噪的吵架俱乐部”(39)。(www.xing528.com)
从容自若的辩论，被威吓怒骂和大放厥词所取代；国会大厅内的场景比起任何一个嘈杂之地，常常有过之而无不及；国会当仁不让地成为文明世界里最无可救药、杂乱无序、效率低下的立法机构。
佐治亚州的罗伯特·图姆斯议员深表赞同。现在的国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充斥着我见过的最糟糕的立法委员……大批营私舞弊、投机取巧的人，也有巡回布道的无堂区的牧师，他们不仅毫无智慧和文化，且举止粗俗，因而我们几乎无法指望好的立法。”(40)到了1853年，实在有必要靠法律来禁止议员们为检举反政府的声明而收受报酬，并设定贿赂罪的刑罚。(41)这种恶化在1859年达到无可救药的态势，众议会几乎无法就议长人选达成一致。那一年，年轻的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在华盛顿看望当时还是议员的父亲。他后来回忆道：(42)
我对那时的参众两院记忆犹新。两院都不怎么样。众议院是全国性的嘈杂场所，和现在比起来，那时简直就是无聊的边疆居民和工头扎堆。派系情绪高涨，粗俗无礼是鲜明的常态，那天的主题是威士忌、吐痰和猎刀。这实际上是众议院里的唯一有“秩序”的时候。可怜的新泽西的老潘宁顿，最后一刻被选为议长，他大概是众议院史上最无能的一位议长了。
在共和国早期，身居高位的人尚有可能自信地将能人贤士纳入自己麾下。这个过程并不像听上去那样不民主，因为被笼络之人通常在门第和财力上并无优势。例如1808年，杰斐逊总统在写给移民来的客栈老板之子、知名律师和论文家威廉·维特的信中，还可以这样说：(43)
写此信的目的是……建议你加入国会。那是这个国家最有权发号施令的舞台，是有资格之人进入任何部门或机构的门槛。如果善加利用你的名声、才华和正确的观点，你将即刻被指派为众议院共和党党魁；只需很短时间，在你的地位巩固之后，你便可按自己的意愿进入军队、司法、外交或其它公共部门，不论你乐于挑选哪个，都一定可以实现。你现在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的杰出人才，这确保你一生都能在最光荣的岗位上效力。
杰斐逊去世几年后，信中表达的这种确信已不堪设想。向上爬的技巧变了；有野心的政客身上的亲民特质变得比向同僚和上司证明自己更加重要。更多人是由基层推举上来，而不是由高层直接选派的。
人事甄选标准的改变左右着公共服务的命运。美国的文官制度曾是绅士政府的传承，最早由华盛顿为联邦党人设立，至1829年，先后由联邦党人和杰斐逊集团管理。(44)按当时欧洲政府的标准，华盛顿最初对联邦办公室的任命标准很高，尽管带有党派性质。他要求的是能力，同时也强调候选人的个人名誉和诚信，希望委任“我认为会给我们的民族品格带来荣耀和光芒的人”，以此来巩固新政府。按地域分配的公私分明的任命原则一开始就得到遵守，裙带关系则难于立足。到了1792年，政治效忠对于人事任命更为重要，但依然是可控的，正如华盛顿的继任者约翰·亚当斯所指出的：首任总统任命了“一大群意志极其坚定的民主派和雅各宾派”(45)。公务人员招募的最大障碍，是农村地区的舆论让联邦薪俸处于较低水平，文官的地位从一开始就不高，不足以保持吸引力，即使内阁职位也是如此。当杰斐逊政府接替了联邦党，杰斐逊为了平息前些年政治上的歇斯底里，尝试避免因单一的政治原因大规模免除文官；最善言、不妥协和活跃的联邦党人执事者被解雇，较安分的则保住了饭碗。尽管杰斐逊推行的想法是公职应该或多或少地保持两党平衡，但公职人员的水准保持不变。昔日的诚信和可敬度标准依然适用，不论对杰斐逊的“1800年改革”有怎样的定论，行政事务上的改革并未发生。在这一方面，用人标准的存续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46)
然而，与此同时，党派举荐逐渐在一些州成为标准模式，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职位轮岗从选举岗位拓展到任命岗位。随着全民选举和平民主义热潮的兴起，1820年代，旧行政传统让位于更直白的出于党派目的的举荐。轮岗制度被认为符合民主信条，杰克逊派觉得它是一项社会改革，而不是行政人员腐败的潜在催化剂。杰克逊派将从政的机会视为开放社会提供给普通人的又一项机遇。他们认为，职员轮岗会杜绝不民主的长期占岗的群体出现。随意撤销和获得职位空缺并不被认为是行政缺陷，而被认为是民主特色。在1829年12月的首个年度国情咨文中，安德鲁·杰克逊强势地表达了这种理念。
杰克逊辩称，即使个人诚信能遏制腐败，长期占据公职的人也会发展出一种对公众利益有害的思维惯性。对于长期职员，“岗位是一种财产，政府是实现个人意愿的途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不论是因为彻底的腐败，还是“正确的感受和原则发生了扭曲”，政府早晚会偏离合理的目标，成为“支持少数人利益而牺牲多数人利益的驱动器”。总统并不为轮岗将会周期性地引入多少缺乏经验、未经试用的人而烦恼。“所有公职人员的职责都简单易懂，或至少是被设计成这样，聪明的人马上就能胜任”；让有经验的人长期待在一个岗位上弊大于利。从此处和其它段落中可以看出，杰克逊执意把职位留给新人，作为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机会模式，他要打破职位是一种私人财产的观念。他认为，轮岗是“共和制信条的首要原则”(47)。
问题已然浮出水面：所有人都认为职位是一种财产，而杰克逊派相信，这样的财产需要分享。他们对公职的态度，是他们在经济事务上的反垄断态度的完美类比。在一个大量依靠政治和经济机遇激发能量与活力的社会里，可能潜伏着的智慧头脑，要比杰克逊的反对者愿意承认的更多。然而，杰克逊派认为，政府职能简单到几乎任何人都能执行，贬抑了专家和学者的职能，随着政府职能日益复杂而成为隐患。(48)恰似美国大选的亲民需求将绅士们排除在外，专家甚至只是有才之人，囿于党派体系的需要和轮岗制度，只能在美国政治体系内屈居一隅。让教育和智识远离决策权和管理权已大功告成。不幸的是，智识在大众生活中的地位要依附于绅士们对教育和培训的看法，并和他们的政治气运休戚相关。在19世纪的美国，这注定是一条失败之路。
(1) 美国历史学家。——译者
(2) 参阅Marshall Smelser：“The Federalist Period as an Age of Passion,” American Quarterly, Vol.X（Winter, 1958）, pp.391-419。
(3) ［William Loughton Smith］：The Pretens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to the Presidency Examined（n.p., 1796）, Part I, pp.14-15。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反对“真正的”学养和智慧，反对的只是形式上的低劣。史密斯认为，杰斐逊是伪哲学家，不是“货真价实”的哲学家。他的哲学家特质是表面的、劣等的，意味着在政治上“追求稳定，本质上缺乏决断、多变、空想、狂热、投机及其它各种有缺陷的特征”。同上，p.16。记得阿德莱·史蒂文森的竞选活动的人，会从这些引用中找到熟悉的感觉。
(4) ［William Loughton Smith］：The Pretensions of Thomas Jefferson to the Presidency Examined（n.p., 1796）, Part I, pp.4,6,16; Part II, p.39。
(5) 对杰斐逊最恶毒的谩骂，参阅Charles O. Lerche, Jr.：“Jefferson and the Election of 1800：A Cas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Smear,”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Vol.V（October, 1948）, pp.467-91。
(6) ［William Linn］：Serious Considerations on the Election of a President（New York，1800）.
(7) Connecticus Courant，July 12,1800，引自Lerche：同上，p.475。
(8) Address to the Citizens of South Carolina on the Approaching Election of a President and Vice-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a Federal Republican（Charlestown，1800），pp.9,10,15.
(9) Seth Ames, ed.：The Life and Works of Fisher Ames（Boston, 1854）, Vol.II, p.134.
(10) The Lay Preacher, ed. By Milton Ellis（New York, 1943）, p.174；此文最早见于Port Folio, Vol.I（1801）。
(11) 见于以下写给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信：J. C. Hamilton, ed.：The Works of Alexander Hamilton（New York, 1850-1851）, Vol.VI, pp.434-435。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压根不是教条主义者，而是敷衍、投机的政客。
(12) 有关这一同盟的特质和最终消亡后的影响，参阅Sidney E. Mead极有洞见的论文：“American Protestantism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Epoch,” Church History, Vol.XII（December, 1953）, pp.279-297。
(13) Jonathan Elliot：Debates（Philadelphia, 1863）, Vol.II, p.102.
(14) 书名为The Key of Libberty，Libberty应是Liberty之误，以下引文中也有不少拼写错误。——译者
(15) Samuel Eliot Morison, ed.：The Key of Libberty（Billerica, Mass., 1922）。重印于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 Vol.XIII（April, 1956）, pp.202-254。后面段落中的语句摘自pp.221,222,226,231-232。
(16) 摘自汉密尔顿大学的一场讲演，January 23,1844，引自Merle Curti：American Paradox（New Brunswick，1956），p.20；同上pp.19-24。
(17) Writings, A. E. Bergh, ed., Vol.VI（Washington, 1907）, pp.257-258, August 10,1787。杰斐逊告诫他的侄子关于他所接受的规范教育，他想要说明的是，学习太多道德伦理是“时间的浪费”。他指出，如果道德规范是一门科学而不是直觉判断，那么，数百万缺少正规教育的人在道德上应该不如受过教育的少数人。显然，上帝并没有让人失去道德感，践行它们只需要极少的推理或常识。这一信条并不陌生。杰斐逊很可能是被卡姆斯阁下的文章所影响。然而，我们也许会问，假如研究道德伦理是无用的，为何杰斐逊会在这一领域博览群书。有关这一信条给他的思想带来的问题，参阅Adrienne Koch：The Philosophy of Thomas Jefferson（New York, 1943）, chapter 3。
(18) 正如在杰斐逊之后的一个世纪，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十分明确地表示：“伟大的政治问题，最终都是伟大的道德问题。”Paxton Hibben：The Peerless Leader（New York, 1929）, p.194。
(19) 有关杰克逊式民主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参阅Arthur Schlesinger，Jr.： The Age of Jackson（Boston，1945），尤其是chapter 29。
(20) 有关亚当斯的计划，参阅J. R. Richardson：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New York，1897），Vol.II，pp.865-883，以及A. Hunter Dupree：Science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Cambridge，1957），pp.39-43；参阅Samuel Flagg Bemis：John Quincy Adams and the Union（New York，1956），pp.65-70。
(21) 引用的杰克逊主义文学摘自John William Ward：Andrew Jackson：Symbol for an Age（New York, 1955）, pp.31,49,52,53,68。沃德教授对杰克逊式形象的出色研究，让我获益匪浅。
(22) Ward：同前，p.73。
(23) Address of the Republican General Committee of Young Men of the City and County of New York（New York, 1828）, p.41.
(24) Ward：同前，p.63。
(25) 双方的竞选攻势都缺乏事实依据和技巧；亚当斯从未谴责自己的宣传喉舌对杰克逊夫妇私生活的恶意诽谤。他似乎被说服，这一切都是正当的。183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杰克逊在妻子的眼皮底下与人通奸。”大多数波士顿绅士派人士不拥护杰克逊当总统。哈佛于1833年授予其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亚当斯拒绝出席。“我不会参加，”他写道，“眼看我亲爱的哈佛自取其辱，把博士学位颁发给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太会写的野蛮人。”Bemis：同前，p.250；另见亚当斯Memoirs, Vol.VIII（Philadelphia, 1876）, pp.546-547。哈佛校长约西亚·昆西告诉亚当斯，他非常清楚“杰克逊完全不配得到学术荣誉”，只是在门罗被授予学位之后，有必要给杰克逊一些荣誉以免突显“党派意愿”。在那个场合，杰克逊的魅力似乎征服了不友好的观众。然而，剑桥和波士顿那些轻信的人们广为接受的传言是，在用拉丁文主持的仪式上，杰克逊站起身说（下为拉丁文短语的堆砌。——译者）：“让买家当心；犯罪的事实；至此以后；震怒之日；合众为一；持续到令人作呕；北斗星；这就是暴君的下场；以物换物；息止安所。”参见Josiah Quincy回忆文集：Figures of the Past（Boston, 1926）, pp.304-307。
(26) 有关这一情况的分析，比较Glyndon G. Van Deusen：Thurlow Weed：Wizard of the Lobby（Boston, 1947）, pp.42-44；以及Whitney R. Cross：The Burned-Over District（Ithaca, 1950）, pp.114-117。
(27) Hamlin Garland, ed.：The Autobiography of Davy Crockett（New York, 1923）, p.90.
(28) 同前，p.180。这里主要的笑点是安德鲁·杰克逊，那时他已获得哈佛学位。“一份荣誉，”克罗克特说，“对田纳西来说足够了。”
(29) B-a即badass，那种特别烂的学校。——译者
(30) 在Charles Grier Sellers, Jr.：James K. Polk, Jacksonian：1795-1843（Princeton, 1957）, pp.123-124中有所引用。有关土地议案，可参阅上文，pp.122-128; James A. Shackford：David Crockett, the Man and the Legend（Chapel Hill, 1956）, pp.90-99。
(31) Register of Debates, 20th Congress, 2nd session, pp.162-163（January 5,1829）。克罗克特所质疑的挪用经费供学院使用，是一个无效的问题，因为波尔克为了安抚克罗克特，早已加入了一条要求，即土地买卖的收益只能供普通学校使用。
(32) 美国记者、作家、政治家。——译者
(33) 有关克罗克特和东部保守派的友好关系，以及他的演讲和自传文章的出处，最令人满意的描述见于Shackford：同前，pp.122-129。
(34) 北美肖尼族酋长，曾试图在中西部地区建立印第安部落联盟，骁勇善战，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特库姆塞诅咒”。——译者
(35) Charles Ogle：The Regal Splendor of the President's Palace（n.p.，1840），尤其p.28。
(36) 有关这次竞选和相关引用，参阅Robert G.Gunderson：The Log-Cabin Campaign（Lexington，1957），尤其pp.3,7,101-107,134,162,179-186,201-218。
(37) Memoirs of John A.Dix（New York，1883），Vol.I，p.165.
(38) Henry T.Tuckerman：Life of John Pendleton Kennedy（New York, 1871）, p.187.
(39) “The Action of Congress on the California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North American Review, Vol.LXXI（July, 1850）, pp.224-264.
(40) U. B. Phillips，ed.：The Correspondence of Robert Toombs，Alexander H. Stephens，and Howell Cobb，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1911，Vol.II，p.188.
(41) Leonard D. White：The Jacksonians，p.27。有关国会和公共服务的恶化，参阅pp.25-27,325-332,343-346,398-399,411-420。
(42) An Autobiography（Boston，1916）pp.43-44。当然，那距离著名的布鲁克斯攻击萨姆纳事件只过去了数年；同年，一位国会议员在华盛顿枪杀了一名侍者，起因是对酒店餐厅服务不满。有关1850年代国会的状况，参阅Roy F. Nichols：The Disruption of American Democracy（New York，1948），pp.2-3,68,188-191,273-276,284-287,331-332。有关政府腐化背景的优秀文章，参阅David Donald's Harmsworth Inaugural Lecture，“An Excess of Democracy：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the Social Process”（Oxford，1960）。南方政治领导力的衰微，在下文中有出色的记述：Clement Eaton：Freedom of Thought in the Old South（Durham，1940）以及Charles S. Sydnor：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Sectionalism，1819-1848（Baton Rough，1948），尤其chapter 12。
(43) Writings, edited by Bergh, Vol.XI（Washington, 1904）, pp.423-424。
(44) 我对文官历史的结论，依据的是Leonard D. White极富价值的历史作品：The Federalists（New York，1948），The Jeffersonians（New York，1951），The Jacksonians，我已有援引，以及The Republican Era 1869-1901（New York，1958）。Paul P. Van Riper在他的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Evanston，Illinois，1958），p.11中写道：“在美国政府初具雏形的那些年，它的文官体系是世界上最高效的。确然也是最远离腐败的。”
(45) John Adams：Works（Boston，1854），Vol.IX，p.87。这句话并不是全盘否定。亚当斯自己也不建议禁止反面做法，以免遗漏“联邦内一些最为能干、影响力最大和品格最优秀的人”。
(46) 范莱帕表示，就党派而言，杰斐逊已将足够多的公务员排斥在外，和国家分赃制的创立者杰克逊差不多。只是就委任者的能力和社会类型而言，他或者他的幕僚都没有“实际上削弱联邦文官作为上层阶级的核心本质”。同前，p.23。
(47) J. D. Richardson：ed.：Messages and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New York, 1897）, Vol.Ⅲ, pp.1011-1012。数名历史学家指出，杰克逊实际撤销的岗位并不是很多。让他的政府更出名的也许是给出了撤销的理由。其后数年，对分赃体系的上瘾如此严重，侵犯了党派内部的派别。1850年代，布坎南民主派倾轧了皮尔斯民主派。
(48) 事实上，轮岗原则并不像杰克逊派宣称的那样得到全面落实。后来出现的是莱昂纳德·D.怀特所说的“双重体系”，举荐和职业发展制度并驾齐驱。被举荐的员工来了又走，而一部分核心职员长期留任。参阅The Jacksonians, pp.347-362。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