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史学衰微低落时期，编年史成就不如前期和同一时期纪传体

隋唐时期是我国编年史衰微低落时期。

众所周知，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繁荣鼎盛时期，也是封建文化大发展时期。正是这一时期，封建史学在许多领域都取得显著成就。二十四史中，仅唐代就写了八部，占三分之一。唐人刘知幾的《史通》开古代史评之先河，唐人杜佑的《通典》亦堪称后世政书之先驱。然而，也正是这一时期，编年史书出现了衰弱不振的局面。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书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编年。见于《新唐书·艺文志》的有，赵毅《隋大业略纪》三卷、张太素《隋后略》十卷、柳芳《唐历》四十卷、吴兢《唐春秋》三十卷等二十余种。第二类是实录。自唐代为始，每当皇帝死后，皆由史官撰写实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的实录有：敬播《高宗实录》二十卷、《今上实录》二十卷，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许敬宗《皇帝实录》三十卷，令狐德棻、刘知幾等人的《高宗后修实录》三十卷，刘知幾《太上皇实录》十卷等。令人遗憾的是，无论这一时期的传统编年还是实录，后来几乎都是有录无书，损失殆尽。以实录为例，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部《顺宗实录》。隋唐五代时期的编年史衰微低落是显而易见的。从规模看，这一时期的编年史书尤其是传统编年，既不能与前期编年相比，也不能与同一时期的纪传体等相比。从内容看，既没有先秦时期《春秋》《左传》一类的开创之作，也缺乏两汉以来《汉纪》《后汉纪》《十六国春秋》那样颇具特色的作品。(www.xing528.com)

隋唐五代时期编年史为什么会出现衰微低落的局面呢？既有特定的社会原因，也有编年体本身的内在因素。大略言之：（一）封建国家的文化专制。众所周知，历史书籍具有察往知来和“垂训鉴戒”的作用。史籍的这一功用早在先秦时期已为统治者所注意，故而地主阶级对史学阵地的控制日甚一日，至隋朝达到空前程度。开皇十三年，隋文帝公然下令天下，“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卷二《高祖纪》）。到唐朝变本加厉，国设史馆，宰相监修，史臣记注皆唯上司之意是从。由于隋唐王朝的严密控制，魏晋以来蔚为一时风尚的私家修史急剧转衰，一度活跃于史坛的编年史籍亦随之难产和锐减。（二）编年体例的局限性。这一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正需要总结典章制度之优劣作为垂训鉴戒之用，而编年体最大的局限是仅能单纯地依年纪事，至于委曲琐细，则不能备载，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无所依附。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能适应地主阶级垂训鉴戒的政治需要的。纪传体则不然，它有纪、传、表、志四种体例，可用“纪”“传”以详治乱兴衰，可用“书”“志”以详文化典章，既能纪人，又能纪事，将政治、经济、文化冶于一炉，可谓包罗万象。故此，在统治者看来，纪传体较之编年体更能体现他们的政治意图。这样，纪传体地位日隆，终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隋书·经籍志》里，首次为《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贴上“正史”的标签，这就无形中为纪传体规定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编年体就受到排挤了。史家修史多宗纪传而弃编年，这一时期的编年史就呈现出了衰微低落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