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编年史的发展及原因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编年史籍发展成熟时期。

何以见得呢？

首先，在著述实践中，这一时期的编纂水平逐步提高，日臻成熟。主要体现在：第一，已比较注重史义。《后汉纪》作者袁宏认为，“今之史书，或非古人之心，恐千载之外，所诬者多，所以怅怏踌躇，操笔悢然者也”（《后汉纪序》）。当然，这里的所谓“义”，主要的还是指“名教之本，帝王高义”。但是，如果从著述水平的角度看，不可否认这是一个进步。第二，在史法上有所创新。《汉纪》作者荀悦曾明确提出著史有“五志”：“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同时还有所谓“十六条例”：“凡《汉纪》有法式焉，有监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汉纪序》）同荀悦一样，晋人邓粲在史法上也有一定建树。他曾著《晋纪》一书流行当世，并且颇得史家好评。《文心雕龙·史传》曰：“《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惜乎此书后来亡佚，无可查考。显然，与先秦之编年比，这一时期的编纂水平具有很大进步。

其次，这一时期编年史籍的数量亦有较大发展。魏晋南北朝修史者前赴后继，往往一代之史众家竞修。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仅修东汉史的即达十二家，修三国史的十六家，修晋史的二十三家，修十六国史的三十家，修南北朝史的三十二家。在诸家撰修的史籍中，编年体占据重要地位，仅撰写晋史的编年家即有：陆机、干宝、曹嘉之、习凿齿、邓粲、孙盛、刘谦之、王韶之、徐广、檀道鸾、郭季产等十一人，他们著的书，“或谓之春秋，或谓之纪，或谓之略，或谓之典，或谓之志。虽名各异，大抵皆依《左传》以为的准焉”（《史通·六家》）。其他如刘宋裴子野，南梁吴均、王琰等人，所著编年亦名闻当世。(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的编年史籍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传统的编年史籍。影响较大的有三部，即东汉荀悦的《汉纪》三十卷、东晋袁宏的《后汉纪》三十卷、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一百零二卷。第二类是起居注。起居注是以年月为序记录帝王言行动止的一种官修史书，是编撰国史和“正史”的重要史料来源。较早的起居注有汉武帝《禁中起居注》、东汉明德皇后的《明帝起居注》等。以后起居注时有所作，到北魏正式设立起居注令史。见于《隋书·经籍志》的这一时期起居注多达四十余部。继起居注兴起之后，又产生了“实录”。实录亦是编年的史料长编，它与起居注属于同一性质的作品，可视为起居注的继续和发展。二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起居注侧重于皇帝的起居动止，而实录还兼记国政大事。

考察这一时期，编年史书所以得到一定的发展并日臻成熟，原因有三：（一）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先秦时期，无论是殷代甲骨文、西周金文，还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竹木简策，不仅不易书写，不易收藏，而且携带和使用起来亦极为不便。当时偶尔也使用缣帛素等丝织物，比起其他材料固然要方便些，但其价格昂贵，难以推广。汉代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具有划时代意义。纸张不仅价格低廉，使用起来也极为方便，有利于广泛采用。这就为史家修史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二）具有比较丰富的史料。先秦时期，由于各种原因，文化发展缓慢，记载下来的史料不多，两汉以降，有文字记载的史料迅速增加。有了丰富的史料，史家修史就有了充分的依据和营养，从而为编年史书的陆续问世提供了保障。（三）自行竞争的学风。两汉之末，尤其是魏晋以降，社会动荡，战事迭起，疆域分治，邦国林立。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私家修史蔚然成风，封建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对史学严加控制。试看《史记》问世后，纪传体很快博得统治者的青睐，然而这一时期一直没有确立其“正史”的一尊地位。这样，编年体就可以与纪传体一样，自由发展，自行竞争。西汉以来的编年史书之所以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以说与上述原因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