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及原因

高敏

言古代史学者，无不推崇奠定纪传体史书体裁的大师司马迁与班固，故班马并称，确非虚誉。然而，继承纪传体史书的传统并把它推向一个新的高峰的时期，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在政治上虽然分裂割据，战乱不止，烽烟弥漫，使社会经济缺乏统一规划与安定发展的条件，但是，就局部或不同地区来说，社会经济还是有所发展的；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也比较显著；特别在章典制度、学术思想和民族融合等方面，仍不失为上承秦汉和下启隋唐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史学的发展，不论从史学地位的提高、修史制度的改进、史书体裁与体例的发展、史学著作数量的增加和史学流派出现等方面，都有为前一时期所不及的地方。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盛的概况，可以从下面一些方面的情况与特征获得说明。

第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著作的大量涌现，是这一时期史学兴盛的重要表现。

我们知道，《汉书·艺文志》无史部书目，班固把史书目录附于《春秋经》之后，连《春秋》共列书目二十九部。即使经史不分，全部作为史书计算，这个数字也小得惊人。《续汉书》无《艺文志》或《经籍志》，故今本《后汉书》也无此志，致使东汉时期的史书不知其数。到唐初修《五代史志》，其中有《经籍志》，后并入《隋书》，才成为今天《隋书》的《经籍志》。它除了收入《汉书·艺文志》的史书目录外，还增入了自东汉以来迄于隋初的史书目录，“凡史之所记，八百一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如果“通计亡书，合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唐初的这个史学书目与卷数，同一向居于独尊地位的经部书目“通计亡者，合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之数相比，部数虽不及，卷数却超出一倍有余，而且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史书，绝大部分都是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这些史学著作，虽然大部分是记录本时期的历史的，但也不乏记载魏晋南北朝之前的历史的，例如给《史记》《汉书》作注的著作就有多部出于魏晋南北朝人之手，其中撰写《后汉书》《后汉纪》《续汉书》者便不下十余家，皆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著作，几乎代代有史，国国有书有录，有的同一朝代或同一国家就有史书多部。此外，还有每一朝代若干帝王的起居注，各朝的法令、官名、簿记、故事等的汇编，也有各朝代典章制度的记录，还有各种家谱、家传、名人传略及各种地方志、小说、杂记性质的著作。其种类之繁多，数量之巨大，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二，“正史”这一名称的出现及其在图书分类中“史部目录”的正式形成，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现的，从而使史学由作为经学的附庸上升为同经学并立的独立目科，并确立了仅次于经学的重要地位，还影响到了当时取士考试的内容。

由于《汉书·艺文志》把史学书目附于《春秋经》之后，等于把史学视为经学的附庸。

其实班固的这种做法，并非他的发明，他是根据西汉人刘歆的《七略》而这样做的。按，刘歆的《七略》，是我国最早对图书进行分类尝试的。他把西汉末期存在的全部古籍区分为七大类，列为《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在这里，史学书籍无专门类别，仅以之附于《六艺略》的《春秋经》之后。这说明在刘歆的眼里，史籍不过是经书的附庸而已，也可见班固的做法，不过是刘歆看法的继续。事实证明，他的《艺文志》把全部古籍区分为六大类，分别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与方技，较《七略》除少《辑略》外，其余的分类名称和次第均同《七略》，无怪乎《隋书·经籍志序》说：东汉“校书郎班固……并依《七略》而为书部，（班）固又编之，以为《汉书·艺文志》”。由此可见，班固对古籍的分类方法和对史籍地位的看法，几乎全本于刘歆《七略》，故史籍在东汉经学盛行的年代，仍然没有它的独立地位。

到曹魏时，秘书郎郑默始创《中经》（又名《中经簿》），把当时宫中所藏古籍整理编目。不久，“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又名《新经》）”，分群书为甲、乙、丙、丁四部。荀勖的这种分类法，也许即从郑默《中经》而来。但可以断言者，古代诸古籍从此被列入了丙部，因为《隋书·经籍志序》明言荀勖的《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其中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可见史学书目从曹魏、西晋时起开始有了单独的地位，明显摆脱了在此之前以史学为经学附庸的情况。

下及东晋之初，著作郎李充作《晋元帝书目》，以荀勖《新簿》所录书目为基础，校其存、佚，然后总而录之，由于当时古籍数量大为减少了，书目“但以甲、乙为次”（《隋书·经籍志序》），并把《史记》等史学书目归入了乙部，从此史学的地位又从第三位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经部，以致后人称史学为“乙部之学”。此后，宋文帝元嘉八年（431）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齐永明中（483—493）秘书丞王亮、监谢朏造《四部书目》，梁时秘书监任昉、殷钧又造《四部目录》，均以经、史、子、集之名取代原来的甲、乙、丙、丁四部，于是史学在四部书目中占第二位的地位便固定化了。自此以后，经、史、子、集四部之名，沿而不改，直到清人编《四库全书总目》，仍以经、史、子、集四部为名称与次第。由此可见，史学在封建社会里居于第二位的重要地位，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定下来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时期的“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隋书·经籍志序》）。不仅如此，每一录又有子目，仅《记传录》的书目又被细分为十二个子目（见《广弘明集》卷三），为史部内部书目类别的划分奠定了基础。然后是《隋书·经籍志》，又在阮氏划分史部书为十二个子目的基础上，把史书划分为十三个类别，分别谓之“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于是“正史”之名便从此确立，史部书目内部的分目也日益细致与严密，而这一切也同样实现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更值得重视的，还是随着史学地位的提高，以致影响到了封建社会取士考试内容的变化。我们知道，在西汉武帝确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随之便出现了“通经入仕”的取士制度，使“通经”成了士子入仕的必备条件。西汉如此，东汉也不例外，而且经学演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章句之学，一天比一天丧失生命力。到曹魏兴起，风气为之一变。曹操的重视刑名和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无异于向“通经入仕”制度提出了挑战；加上玄学的兴起，经学的地位便日益走向衰落。而最为重要的，还是史学的兴盛与地位的提高，以致史学与文学都成了取士考试的重要内容。诚如《宋书》卷五十五《臧焘徐广傅隆列传》末“史臣曰”所云：“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这里所说的“儒教”，就是指经学而言。“家弃章句”，就是“通经入仕”制度的动摇。自曹魏开“主爱雕虫”之端，史学与文章就成了取士考试的必备内容。以致像十六国时期那样的动乱时代，后赵石勒还专设史学祭酒；南朝刘宋文帝时期，也把玄、史、文、儒四科并列以取士。史学之所以被列入取士考试的科目，正是史学地位提高以后在封建考试制度上的反映，也是史学兴盛的直接结果。

第三，官、私修史制度的同时并存，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盛的表现之一。

汉代著名史书《史记》与《汉书》，基本上都是私家修成。因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虽然均为太史令，但并未奉命修撰《史记》，反之，他们父子因为掌握了当时皇家图书资料，有条件撰写史书，并把它当作名山事业去抒发其个人的思想、观点与感情，与由官府出面组织并监修的史书不同，故《史记》仍应说为私修史书。至于《汉书》，始于班彪，继续于班固，最后完成于班昭，系依靠班氏家族的力量为之。以班彪来说，“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班彪死，其子班固，继承其父未竟之业，反而被人告发他“私改作国史”，经过上诉，才被除为兰台令史，“探撰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后汉书·班彪列传》）后班固因窦宪事免官，旋即被捕入狱，死于狱中，其所修《汉书》实完成于其妹班昭之手。因此，《汉书》也基本上是私家史书性质。

魏晋南北朝时期则不然，官府除了有专门管理图书资料的机构与官吏外，还有专门撰写史书的官吏与机构。从魏明帝太和年间起，专门有秘书省掌管图书典籍，而撰写史书的官吏属中书省。到了晋惠帝元康二年（292），把撰写史书的官吏与掌控图书典籍的官吏，都合并于秘书省，并设著作郎一人（又叫大著作）及佐著作郎八人专门修史，并以豪门士族担任，《史通·辨职》认为以大臣领史局，始自晋惠帝，即指此事而言。南朝时期同样如此，不过从南齐建元二年（480）以后，似乎除著作正郎、佐郎之外，还有起居郎之设置，也有修史学士、撰史著士等官名出现；北朝也于秘书省设著作局，有正郎二人，佐郎四人；废帝普泰之后，别置修史局，供职者多达六人；修起居注者二人。北周、北齐时，同样有修史机构与官吏的设置，只是名称多有变化而已。国家修史机构的完备和修史官吏地位的提高，标志着官府对官修史书的重视。于是魏晋南朝的许多著名史家，如陈寿、陆机、束皙、王隐、虞预、干宝、孙盛、苏宝生、沈约、裴子野等人，或为著作郎写史，或以秘书监兼领著作，以奉官府的命令而撰写史书；北齐的魏收，也以秘书监而奉敕修撰《魏书》。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许多史书，如《三国志》、《宋书》、王隐《晋书》、《梁书》、《陈书》，及成书于唐初的《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等，都是官修史书。

但是，与官修史书兴盛的同时，私家修史之风不仅没有衰落，反而因社会的动乱不安而有更多的人从事私家修史。他们或以之探讨社会治乱之根源，或以之标榜本家族的渊源，以致修后汉书及晋书者，都各有多家。这种官家修史的进一步制度化和完备化以及私家修史风气的继续盛行，形成了官、私修史并存和并盛的局面，自然会导致该时期史学的兴盛。

第四，史书著述形式的多样化和史学体裁的丰富与发展，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兴盛的重要表现。

《史记》《汉书》，都是纪传体史书。进入东汉时期后，已有起居注体裁的史书出现，故后汉十二帝各有起居注，为正史提供了原始记载，不过见于《隋书·经籍志》的书目仅有《汉献帝起居注》五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起居注体史书进一步多起来了。特别是西晋、东晋时期，起居注体史书特多，其名见于《隋书·经籍志》者就有二十多部，几乎两晋时期的每一帝王都有起居注，甚至每一皇帝的不同年号期间也各有起居注。最后，有刘宋人刘道荟综合两晋时期的诸起居注撰成《晋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此外，宋、齐、梁、陈及北周、南燕也各有起居注。总之，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起居注之见于《隋书·经籍志》者，达数十部之多，可见起居注体史书之盛行。

除起居注体史书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实录体史书，而且形成于南朝的齐、梁之际。据《隋书·经籍志》所载，其杂史类有梁人周兴嗣所撰《梁皇帝实录》三卷，记梁武帝事；有梁人谢昊的《梁皇帝实录》五卷，记梁元帝事；又有《太清录》八卷，《史通·杂说》作《梁太清实录》十卷，想系同书异名。此外，霸史类还有《敦煌实录》，高似孙《史略》中提到了《六朝实录》一书，虽不著撰人姓名及卷数，可见必有此书。这些情况表明，实录体史书，确实肇端于齐、梁之际。按，实录是根据起居注写成的史书，其材料的原始性仅次于起居注。因此，起居注与实录这两种史书体例的出现，为各朝正史的修撰提供了更为丰富与原始的史料，是史料学的一个重大进步。

此外，史注的发展，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体裁多样化的内容之一。注史的做法，始于东汉时期给《史记》《汉书》作注。这一史书体裁，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唐人刘知幾的《史通·补注》所列举的注史者，大都是六朝时人，便是明证。其中最为著名、最具特色和最有史料价值的注释体史书，莫过于宋人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梁人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宋人裴骃的《史记集解》、北魏人郦道元的《水经注》及李善注《昭明文选》等。这五人之中，除李善为唐人外，其余四人都是南北朝时期人。通过他们的注释，不仅使后人加深了对《史记》《三国志》《水经》及古代若干文学作品的理解，更为重要和可贵的，还在于他们开创了以其他史书对所注史书进行补阙、纠谬、订讹和考辨的新体例，大大推进和丰富了笺释性的注史体例。(www.xing528.com)

第五，传记、谱牒、方志以及各种汇编、总集之类史料书籍的盛行，也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史料的内容，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发展了史学著作的体裁与表述形式。

传记与谱牒，从本质上来说，都属于同一类型，即都是以某一家族、某一人物或某一地区的名门世族为核心而写成的著作。所不同者，在于传记是以人物为中心，而谱牒则以家族世系为脉络而已。关于谱牒之始，桓谭认为《史记》的《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七《谱学》）。这表明周代也许已有类似后世谱牒的萌芽。故唐人柳芳认为三代的世官，便是谱牒的表现。及乎汉代，西汉有《帝王世谱》，后汉有《邓氏官谱》，应劭也有《氏族》之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这些情况表明，汉代确已有后世谱牒的雏形存在。但作为谱牒之学，还是普及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陔馀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九品中正之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晋太元中（376—396），贾弼撰《姓氏簿状》，朝廷给以令史缮写，藏秘阁及左右户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刘湛好其书。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湛又撰《百家谱》以助铨序。齐永明中（483—493），王俭又广之”。至于贾弼一家更是子孙也擅谱系，又如梁沈约谓“咸和以后，所书语牒，并皆详实”，谓之《晋语》，可见两晋时期谱牒之学又很盛行。梁时，武帝用沈约建议，“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因贾弼旧本，考撰成书，凡《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南北谱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谱学”，可见南朝谱系又有进一步发展。（《陔馀丛考》卷十七《谱学》）至于北朝，自“太和中（477—499），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谱牒之学也在北方盛行。北齐魏收所修《魏书》，不仅有《官氏志》专章，而且诸列传叙“诸家亲姻，至为繁碎”，杨愔以此病魏收书，魏收只得以“此事为郑重也”回答，可见由于谱牒之学的盛行，连正史也出现了谱牒化倾向。魏晋南北朝谱牒学的盛行，还影响及于唐代，以致刘知幾在其《史通·书志》中说：“谱牒之作，盛于中古”；“逮于晚叶，谱学尤烦”。因此之故，裴松之作《三国志注》，其引节目中，属于谱牒者便有十数种之多，魏晋南北朝谱牒之多，就可想而知了。

与谱牒的形式稍异者，就是传记。它们或以一家一族的先贤为中心，或以某一地区的世族为主轴，为之立传，追索其世系渊源，颂扬其功绩德业，间亦旁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与风俗习惯等情况，形成了传记体史书形式。在汉代虽有阮仓的《列仙图》、刘向的《列仙传》《列士传》及《列女传》、赵岐的《三辅决录》等，已开此形式之先河。魏晋南北朝继之，此风大盛，先后有各种《先贤传》《高士传》等涌现，仅《隋书·经籍志》的《杂传》书目，就有二百一十七部之多，除极少数属汉及隋者外，绝大部分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谱牒与传记体史书的盛行，除了直接提供了研究当时的社会、家庭、姓氏及其渊源关系的史料外，也为研究九品中正制，门阀制度，各地区间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状况，风俗习惯及各政治集团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因而更有利于其他史书的撰写和史学的兴盛。

地理书与方志体史书的盛行，也同传记与谱牒一样，是该时期史学著作的一个特色。地理书早有《禹贡》开其端，《史记》有《河渠书》，《汉书》有《地理志》，但这些都是以全国为范围的地理书，且均非单独成册的专书。这里所说的地理书，是单写某一地区的地理的专书，而且往往是同该地区的历史与物产、风情相结合的书籍，这种体裁的书，同方志极相类似。这种结合，始自晋人常璩所作《华阳国志》。该书以汉中、巴蜀为范围，既记其上古至西晋的历史状况，又载这一地区的行政区划、风俗习惯、少数民族、名门世族与物产风情，合历史与地理为一体，开后代方志之先河。与此同时或稍后，专门性的古代地志学的书籍也相继问世。校著者有《晋太康三年地志》《元康六年户口簿记》《晋书地道记》及《宋元嘉六年地记》等。北朝的地志学书籍也不少。《隋书·经籍志》所载地理与历史相结合的方志学书目就有一百三十九部之多，其中只有少数属于魏晋之前及隋代，绝大部分成书于魏晋南北朝。

汇编、选编之类的书籍，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以地志学书籍来说，南齐人陆澄，把在他之前的地志学书籍汇集起来，凡一百六十家，编成古地志书一百四十九卷。梁人任昉，又在陆氏基础上新增八十四家，编成《地记》二百五十二卷。这些都是地志方面的汇编性著作，等于又创造了一种新的史学体裁。地志方面如此，在文学方面，尤有过之。个人文集，汉代已开其端。而综合性的汇编则未之见。西晋人挚虞，首编《文章流别集》六十卷，为文章总集或汇编之始。《隋书·经籍志四》云：“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自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于是罗列了各种流别集五百五十四部之多。由此可见，自西晋人挚虞首创总集、汇编的体裁以后，各种分类总集性书籍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梁人殷淳的《妇人集》，汇集有关妇女的文章；诗、赋方面，有谢灵运的《赋集》《诗集》，梁武帝《历代赋》及谢朏撰的《六代诗集钞》等；文章总集则有梁昭明太子萧统选编的《昭明文选》，流传至今。所有这些总集、汇编体书籍的出现，既保存了文献，又反映了他们各自的选择标准，也丰富了史书修撰的史料来源，从而有助于史学的兴盛。

第六，有关佛教、道教史料的涌现，也是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征之一。

随着汉代道教的兴起和东汉中期佛教的传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二者都很盛行，于是有关佛、道的书籍，包括佛、道的经典和僧、道事迹的记录，便大量涌现。于是，《魏书》始立《释老志》专篇，记载了我国6世纪的北方有佛经四百一十五部、一千九百一十九卷的情况；《隋书·经籍志》也概述了汉魏以来我国佛、道发展的简史，还记载了当时有佛经两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的盛况。还有《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后期洛阳诸寺院的兴衰情况，兼及社会经济、人物与风情。特别是记载佛教高僧事迹的《高僧传》《弘明集》等书，及记载道教的《抱朴子内篇》《神仙传》及陶弘景的《真诰》等书，不仅是佛、道二教的名著，而且包含有丰富的有关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风尚等方面的史料，尤其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土地所有制形态及寺院内部的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的重要史料。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佛、道的传播与产生、演变，它们同传统的儒学及新起的玄学在日益发生关系，并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士人阶层，以致各种思想的相互渗透在日益发展，还影响到部分史学家的思想风貌，在史学领域形成了不同流派。因此，有关佛、道书籍的大量涌现，不仅给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学增加了神秘的色彩，而且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还出现了不同风格的史学派别，这一切本身就是该时期史学兴盛的反映之一。

何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修史之风特盛呢？质言之，约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有《史记》《汉书》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史例，特别是《汉书》又为断代史的修撰提供了楷模，从而使魏晋南北朝的学者有所取法与依归。关于这方面的原因，几乎尽人皆知，用不着加以论证。史书体例的开创与继承，显然是有难易不同的，班马既已开创纪传体史例，后人照样为之，自然要省去许多心血。试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诸多正史，无一不是纪传体史书的事实，对此就可了然于心！

其次，史官制度的完备，既为这时期史书的修撰提供了更为丰富、原始的史料，也为史官修史创造了便利条件，从而促进了史学的发展。

我国古代，虽然早有左史、右史等史官的设置，但他们的职责多限于记录，如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并无修撰史书的专官。西汉时期，虽有太史令丞之设置，但太史令丞还兼管天文、历数，著述之事不专。到了东汉，收藏典籍的东观虽然成了专门从事著述的场所，但尚未以著作名官职之事，以致班氏《汉书》也只能由私家撰写。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情况为之一变。曹魏明帝时，把管理图书典籍的职责归于秘书省，撰写史书的职责归于中书省，这种不同归属的划分，自然会增加修史官吏的职责感。西晋惠帝元康二年，专门负责修史的官吏正式以著作郎命名，还称之大著作，品高位重，属于高门世族希冀为之的清官，自然更能专心修史。而且自此以后，往往以大臣领史局，史局的地位提高了，专心修史的责任也更明确和加重了。自此以后，南北朝双方，大体都有著作郎及著作佐郎专主修史。这种修史制度的完备化和修史工作的受到重视与专职化，自然会大大促进修史工作的进行，试观魏晋南北朝的正史大都为官修史书的事实，就足以说明修史制度的完备化对于该时期史学兴盛的重大作用。

其三，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自汉末起，政权分立，随后又是南北对峙，于是各国统治者各以自己的政权为中原王朝正统，斥其他政权为僭伪，是己非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修撰史书以宣传其主张，标榜其成就，就成了重要手段。从而使同一王朝之史，撰述者多人，不同政权，也各有其史，而且往往不止一部。他们大都各自代表官方，颂扬自己而贬责他方，以致史书百出，不可纪极。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目，魏吴二国的史书就各有多部，十六国诸政权也各有史书，便是明显例证。

其四，魏晋南北朝时期，承东汉余绪，重勋阶阀阅，讲门第高低、祖宗功业，并用以决定士人社会地位之高低和确定能否为官及为官之高下。而其勋阶阀阅与门第高低的评定，端赖于对其祖宗世系的追述。因而谱牒之学随之盛行，甚至出现了以家谱代替史籍的局面，已于前述。基于此，于是各高门世族，为了追溯其祖宗功德，明其渊源所自，定其贵贱等差，以相标榜，以为依据，修史以溯源，就成了他们维护门阀制度的重要手段，从而使得私家修史之风格外盛行；即使是官修史书，也多论及诸权贵之家亲姻。足见维护门阀制度的政治需要，确为这一时期史学盛行的重要原因。

其五，经学地位的下降与史学、文学在取士考试中地位的取得，也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如前所述，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经学便成了官学，取士必须试经，“通经入仕”成了不二法门。然而自东汉以后，经学日益走上章句之学的道路，脱离实际，不切实用。加上谶纬之学的盛行，使经学的地位日益下降，自曹魏以后，史学与文学日益进入取士考试的阵地，其地位也日益提高。史学地位的提高，既是史学兴盛在取士考试制度中的反映，反过来又是促进史学进一步发展、兴盛的引诱力。

其六，纸张的发明与应用的推广，也给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兴盛提供了物质方面的条件。我们知道，西汉以前，史书多写于竹简与木牍上，个别也有写在绢帛之上的。前者笨重不便，容量有限；后者价格昂贵，不能大量使用。因而西汉以前，各种著述既短又少，自然无法写作大量的史学著作。东汉中期以后，总结出了以植物纤维造纸的方法。随后，造纸之法逐步推广，使造纸业日趋发达。随着造纸业的发展，大量的植物纤维纸进入了书写领域，以致官府的造籍、信件、公文和古籍的书写，都逐步为植物纤维纸所代替。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造纸术的大发展和植物纤维纸的推广时期，这自然为这时大量史学著作的撰写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条件，从而使史学的兴盛成为可能。

其七，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编写体裁的增加，既是史学兴盛的特征与表现，又会反过来促进史学兴盛与发展。例如起居注史体的出现，实录体的产生，谱牒与传记史书的盛行，总集、汇编体古籍的诞生，都会给史学著作的撰写提供更为丰富可靠的原始材料，也会拓宽史学著作的表现形式，自然会促进史学的发展与兴盛。

由于这一系列原因的综合作用，终于给魏晋南北朝时期带来了史学的空前繁荣。

（199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