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通史与地方史志的著述》

梁武帝萧衍在史学上曾经有一个规模宏大的尝试，就是编撰上起三皇下至于梁的《通史》。《梁书·武帝纪》说，太清三年《通史》成，帝“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这就是说，梁武帝为这部《通史》亲自作序，并且还给其中的某些篇章作了论赞评语。因此《隋书·经籍志》说此书为梁武帝撰。事实上，《通史》一书是梁武帝命群臣集体编撰的、六百卷的一套史书，决不是三二人从事编写所能胜任的。当时参与编写的许多人和有关编写的情况，我们已不得而知，只有《梁书·吴均传》说吴均撰修《齐春秋》不实，“坐免职。寻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这说明，齐以前的本纪、世家是吴均的初稿。《隋志》说“起三皇，讫梁”，可能是吴均死后，别人接续写到梁代的。这部《通史》写到梁代是完全合理的，隋代此书尚存，《隋志》特别注明“起三皇，讫梁”，应当是可信的。

关于《通史》的内容，《史通·六家》说：“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自班固以后断代为史，梁武帝敕撰《通史》，这是继司马迁之后，经过六百年再一次编写的上起太古、下至当代的中国通史。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史学上的一件大事。特别是从汉末以来，三国鼎立，永嘉之后，“五胡”割据，南北分裂，各个政权都以自己为中心写国别史。这就在无形之中起着不利于统一的反作用。梁武帝敕撰《通史》，从历史上阐述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共同体，为国家统一提供历史上的理论根据，这是十分必要的工作，也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工作。史学应当为政治服务，尽管梁武帝不会提出这样的口号，尽管梁武帝有他的立场和出发点，但是把我国从太古至秦汉魏晋宋齐梁，先后相继一脉相承的朝代作为历史发展的系统，把所有割据政权都纳入这个系统之中，成为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无疑，从思想的影响上，对我国的统一是有积极作用的。

使我们惋惜的是梁代参加撰写《通史》这一班人的史学史才都很平凡，写出的《通史》质量不高，又加以这部《通史》刚一写出，当年就发生了侯景乱梁，梁朝垮台，这部书不但没有得到政治支持与推广，在改朝换代之后反而失掉了应有的重视，所以流传不广。写通史是艰巨而困难的，我国史学家有鉴于此，在以后的长时间里，对于通史的撰写都不敢问津。《通典》《通志》只是一个方面的所谓“通”，司马光也正是吸取了梁武帝敕撰《通史》的教训，不得不改写成编年体的《通鉴》，实际上并不能算是完备的通史。

关于地方史志方面，最著名的书是东晋时期常璩写的《华阳国志》。三国两晋时期，西南地区有不少人致力于地方史、地的撰写，常璩的《华阳国志》就是在这种传统风气的影响下出现的。常璩吸收了前人的许多成果，如谯周《蜀本记》《三巴记》《益州志》，常宽《蜀后志》，黄容《梁州巴记》，三家《巴蜀耆旧传》，祝龟《汉中耆旧传》，陈述《益部耆旧杂传》，陈寿《益部耆旧传》等，在这个基础上，他又参考了《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及成汉政府的档案资料，加以个人的见闻，对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人物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写成了涉及上千年的一部西南地区史。

《华阳国志》十二卷，其中《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等四卷，记载西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对先秦时期巴蜀的历史传说、秦国在巴蜀设郡县开水利的经过、诸葛亮征南中的事实，都有比较其他史书详细而系统的记述。在第五卷至第九卷中，以编年史的形式，叙述了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父子、西晋统一及成汉建国等时期的历史。第十卷是前代人物传，十一卷是当代人物传，最后一卷是自序。在传记部分，涉及将近四百人，补充了其他史书不见的资料。书中关于地理的记述，有补证或订正其他史书的作用。特别是《华阳国志》中记载了许多民族或部落的历史传说、风俗习惯、分布地区，这是非常难得的历史资料。《华阳国志》是现存地方史志中较早较好的一种，当然这部书同任何其他古史一样，也包含有封建思想的糟粕。

杨衒之撰写的《洛阳伽蓝记》是记载北魏时期洛阳佛教寺院的一部专著。他在本书的序中说：洛阳京城“至晋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脱屣；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暨永熙（532）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但是《洛阳伽蓝记》虽然形式上以记载佛刹为主，但其实际内容却不局限于佛教寺院。杨衒之每记一寺，大都联系所在的里巷和方位，附近的形胜和古迹，他不但描写寺院的建筑规模，记述捐建的施主和主持的名僧，而且联系了许多遗闻佚事。在叙述洛阳市区时，不仅反映了当时洛阳京城的布局和各个官署的位置，而且还叙述了市区和里巷手工商业的盛况，特别叙述了外国商人来京贸易和南朝士商在洛居住，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等情况，是研究南北朝及中外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参考资料。《洛阳伽蓝记》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不见于他书的史料，尤其是所述尔朱荣变乱之事，委曲详尽，补正了一般史传的缺失，《洛阳伽蓝记》文字优美，叙事细而不厌，它不仅是一部重要史书，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较高的评价。因此，这部书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www.xing528.com)

在我国古代，地理志是史学的一部分，《尚书》有《禹贡》，《汉书》有《地理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地理的著作约有三百种之多，最著名者有裴秀《禹贡地舆图》、陆澄《地理书》、任昉《地记》、郦道元《水经注》。

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的集中反映。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有了比较详细的地图，汉朝时又根据当时的郡国地理制作有舆地图，汉地图一直沿用到魏晋。西晋时裴秀总结了过去制图的经验，根据魏、蜀、吴三国各地的区域图，又加以亲身的经历和观测，重新设计了晋朝的全国地图，名曰《禹贡地舆图》。《晋书》本传说裴秀“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缺，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舆图》十八篇”。裴秀批判了过去的地理图是粗形的，不能反映正确的地理观念，他创立了新的制图准则，按照计里画方，辨正方位，依据道路里数，注意道路高下、方邪、迂直的不同等六项原则，绘制了新型的地图。这种地图比较正确地标出了方位、距离、面积等一些地理概念，结束了以前制图的原始状态，为我国地理制图开辟了新道路。

由于记载地理方面的书籍大量出现，到了南朝萧齐时，陆澄就汇编了他所见到的一百六十家地书，而名之曰《地理书》。到了梁朝时，任昉又在陆澄《地理书》的基础上增加了八十四家，集成了二百五十二卷的《地记》。在陆澄、任昉收集二百四十四家的地理书，成为地理总集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原来那二百四十四家还有单行本子存世，可是到了梁朝末年，政府存书都被萧绎运往江陵，江陵覆没时，都被焚烧。幸而有陆澄《地理书》和任昉《地记》汇成的总集，外间多有流传，得以继续保存。此后，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地理之书作《舆地志》三十卷，又吸收了梁陈以后的各家成果。有了以上三书，也就基本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地理志方面的总成绩。

郦道元的《水经注》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部重要著作。《水经》二卷原为汉代人所著，只记水道经过的郡县都会名称，内容简单，西晋郭璞曾经作注，仅有三卷。郦道元引用了约二百种书籍和各种石刻碑志以及故老传说，又加以他自己的实地考察，作《水经注》四十卷。在《水经注》里，他叙述了一百三十七条水，因水记山，因地记事，繁征博引，对于水道经过的地名和古迹名胜、故城遗址，都做了详细的叙述。并且记载了许多历史上流传的故事，对于引用的材料还加了按语考证，所以这部书不仅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它在历史研究和考古方面也具有极高的价值。又由于这部注书汇集了大量的资料，它和裴松之《三国志》注、李善《文选》注并称三大名注，所以千百年来有许多人在做专门研究《水经注》的工作。这部书虽然也有一些考证失实之处，但总的说来，是相当正确的。

（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