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朝史著述汇编

南朝时期写成的第一部《宋书》，作者是徐爰。《宋书·徐爰传》说：“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大明）六年，又以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徐爰《宋书》记载了自东晋义熙元年，即自刘裕实际掌握东晋政权之年起，至宋孝武帝大明末年止，共六十年的刘宋历史，为书六十五卷，空白了宋末十余年的一段历史。在徐爰等撰写《宋书》的同时，还有一个名叫孙冲之的请求自编《宋书》。《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严撰《宋书》六十五卷，可能孙冲之就是孙严的字。孙严《宋书》唐宋以后散亡，《初学记·地部、礼部》《御览·兵部、人事部、宗亲部》均有引用。此外还有佚名宋大明年间的《宋书》六十一卷，梁时此书尚存，隋时已亡。

以上几种《宋书》都写于宋代，都有顾忌，不能实录，而且有首无尾，不包括宋末史事。因此，齐永明五年又命沈约撰修了一部新《宋书》（即今二十四史中的《宋书》）。沈约《宋书》基本上是取材于何承天、徐爰的《宋书》，加以补充修订而成的，全书一百卷，为我们保存了较多的史料，其价值是不容抹杀的。沈约收载了当时许多人的奏议、书札、文章等，反映了当时的实况。他对于没有立传的人，在别人的传记里涉及时，就顺便把他的主要事迹加以叙述，这是他撰史的巧妙之处。沈约《宋书》有八志，虽然《礼志》《符瑞志》《五行志》是封建性的糟粕，但是《律历志》录了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的全文，反映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的诗篇，《州郡志》记载了地理沿革及侨州郡县的分布和户口的统计数字，这是《宋书》极为可贵的一部分。过去有人批评沈志，上追魏晋，失于断根。其实它正补充了《三国志》及各家晋书无志的最大缺点，对于我们来说倒是非常必要的。至于《宋书》的缺点，除了有许多封建性的糟粕以外，主要是宣扬士族门阀制度，为士族树碑立传。

沈约《宋书》写出以后，裴子野根据沈书，删削排比，重新组织，写成了《宋略》二十卷，这是一部简要的编年体宋史。《宋略》行世以后，大家给了它很高的评价。《史通·古今正史》说：“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这主要是从他剪裁得当、简略扼要而说的。《宋略》一书，见载于《宋史》，散亡于元明时期。唐宋史学家多引此书，唐许嵩撰《建康实录》，对于刘宋一代的载述，即以《宋略》为蓝本。司马光《资治通鉴》关于刘宋事，从《宋略》中引述了十一条，《资治通鉴考异》亦多取《宋略》。《宋略》不只是对刘宋一代史事编年为书，它在叙事之外，还有史论。如《通典·选举门》引鸿胪卿裴子野论，《文苑英华》引了《宋略》一篇贯串宋代始终的《总论》，长达二千四百余言。这个《总论》的形式和干宝《晋纪总论》相同。虽然他的论点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但是它却反映了史学在向理论方面发展的进程。

齐史的撰写，在南齐时首先由江淹开端，他只写了十志的一部分，梁《七录》载有江淹《齐史》十三卷。稍后有沈约著的《齐纪》。据沈约《宋书自序》说，他在建元四年（482）“被敕撰国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齐纪》二十卷就是他利用起居注和他担任史职所掌据的史料，加以整理的南齐史书。

现在列入二十四史的《齐书》是梁朝时萧子显撰写的，有纪、志、列传共六十卷。萧子显《齐书》吸收了江淹的《齐史》和沈约的《齐纪》，而且萧子显是南齐豫章王的王子，他生长于萧齐的王室贵族之家，对于当代历史和历史资料都有耳闻目睹的便利条件。因此萧书有不少原始资料，如科学家祖冲之的传就记载了不易多得的重要内容。《齐书》有志，比无志是好的，不过《齐书》中《天文》只记灾祥，《祥瑞》多载图谶，《州郡》不志户口，而且没有最重要的食货志，所以志的部分价值不大。《齐书》的文笔欠流畅，在南北朝七史中是文字最差的一部。此外，梁朝时吴均还写了一部编年史《齐春秋》三十卷，这部书元以后失传，《初学记》、《北堂书钞》、《文选》注、《太平御览》都有引用，可见这也是一部不无影响的书。

梁朝是南朝时期学术文化最繁荣的一个朝代。梁朝有撰史学士及著作等史职，同时还临时征调其他官员参与修撰国史工作。关于梁史的编写在梁武帝统治的几十年中，已经由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或作吴）等先后执笔，写出了上百卷的初稿。不幸，这部史稿在侯景之乱以后被萧绎运往江陵，在北周进攻江陵时，又付之一炬，焚烧净尽。到了陈朝重新开始了梁史的编纂工作。《陈书·许亨传》说许亨“领大著作，知梁史事，……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又《隋书·许善心传》说：“父（亨）撰著《梁史》，未就而殁。善心述成父志，修续家书。其《序传》末，述制作之意曰：……先君昔在前代，早怀述作，……《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著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坟籍销尽，……所撰之书，一时亡散。有陈初建，诏为史官，补缺拾遗，心识口诵。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善心……至德之初，蒙受史任。方愿油素采访，门庭记录，俯励弱才，仰成先志。……忝职郎署，兼撰《陈史》，致此书延时，未即成续。贞明二年，以台郎入聘，值本邑沦覆，……家史旧书，在后焚荡。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并缺落失次。自入京邑已来，随见补葺，略成七十卷。”(www.xing528.com)

陈朝时期另一个撰梁史的是姚察。姚察在陈朝任史官，负责撰写梁史和陈史的工作。但是在陈亡之时，他写的梁、陈二史并未完成，直到他死之前仍未完成。后来由他的儿子姚思廉继续撰写，终于著成《梁书》五十六卷、《陈书》三十六卷。但是，这已经是唐朝贞观年间的事情了。姚思廉《梁书》和《陈书》列入二十四史，因为不属于本文的范围，在这里也就不多谈了。

现在仅存的北魏史，是魏收的《魏书》。《北齐书·魏收传》说魏收仕魏入齐，“天保元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县子。二年，诏撰魏史。……始魏初邓彦海撰《代记》十余卷，其后崔浩典史，游雅、高允、程骏、李彪、崔光、李琰之徒世修其业，浩为编年体，彪始分作纪、表、志、传，书犹未出。宣武时，命邢峦追撰《孝文起居注》，书至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鸿、王遵业补续焉，下讫孝明，事甚委悉。济阴王晖业撰《辨宗室录》三十卷。收于是与通直常侍房延祐，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专总斟酌，以定《魏书》。辨定名称，随条甄举，又搜采亡遗，缀续后事，备一代史籍，表而上闻之。……凡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合一百一十卷。五年三月奏上……十一月，复奏十志……合一百三十卷”。这是北魏修史的过程，也是魏收等撰《魏书》的来历。但是这里只讲到崔鸿等写到孝明帝时的魏史初稿，关于孝明帝以后的撰史工作，据《魏书·山伟传》说，“（綦）俊、（山）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所凭据”。幸而这二十年的历史有温子升写了《孝庄纪》，还有列朝的起居注和百家谱状一类的书可供参考，魏收的《魏书》就是这样利用过去政府积累的魏史资料和其他撰著成果进一步加工完成的。

在魏收以后，也有一些人写过几种魏史和一些有关魏史的资料，隋时魏澹有《后魏书》一百卷、唐人张太素有《后魏书》一百卷，此外还有裴安时《元魏书》三十卷，但是这些书都不能同魏收《魏书》竞争，早已失传。魏收的《魏书》保存了原始而比较完备的史料，这是读者共同承认的。魏晋以后，史家多不撰志，或有志而无最重要的食货志，魏收写了十志，不但有食货志，而且新增了前所未见的《官氏志》和《释老志》。《官氏志》记官述氏，并叙述了鲜卑拓跋部本身及其与其他各族的关系，对拓跋部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比较完整的资料和线索，对于研究各民族的社会发展都是极为可贵的参考资料。《释老志》叙述了支配着当时社会的佛教道教，特别是反映了佛教的势力发展、寺院地主同人民之间、僧俗地主之间、佛教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斗争关系，这是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内容。魏收突破了正史的成规，开辟了史志的范围，是一大贡献。但是，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却指责《魏书》说：“元氏起于边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长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而《魏书·序纪》袭其虚号，生则谓之帝，死则谓之崩，何异沐猴而冠。”又说：“伯起《魏篇》，加之《释老》，徒以不急为务，曾何足云。”我们认为，刘知幾这种指责是一种偏见和短见。刘知幾还说魏收“以平阳王为出帝，司马氏为僭晋，桓、刘已下，通曰岛夷。夫其谄齐则轻抑关右，党魏则深诬江外，爱憎出于方寸，与夺由其笔端”。其实，在当时南北对峙、东西分裂的情况下，东魏贬出奔的孝武帝为出帝，诬南方的政权为僭伪、岛夷，犹之南方称北魏为索虏，不足为怪；也不能因此而否定《魏书》。至于攻击《魏书》最耸人听闻的是，说《魏书》是秽书，说魏收为某人立传不为某人立传是利用修史受贿酬恩报怨，关于这一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评述我认为是恰当的。它说：“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李延寿修北史，多见馆中坠简，参核异同，每以收书为据。其为《收传论》云：‘勒成魏籍，婉而有章，繁而不芜，志存实录。’其必有所见矣。”《魏书》的确是比较烦琐，一人立传，他的子孙往往就有附传，附在后面的传有多到一二十人的，几乎成了士族门阀的家谱。

《魏书》在宋初已经残缺不全，经刘邠、刘恕、安焘、范祖禹等校勘，査对出了其中为后人所补的，全缺者二十六卷，部分缺而不全者有三卷，所缺《太宗纪》是用隋魏澹《后魏书》补的，《天文志》是用张太素《后魏书》补的，此外《孝静帝纪》《皇后传》可能也是用魏澹书补的。

关于北齐史和北周史的几种主要著作，成书都在隋朝以后，这里也就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