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著述

三国时期历史的撰写，开始于三国年间。由于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分立，对于史书的撰写也就势在必然地以我为主，自成国史。曹魏王沈的《魏书》就是曹魏政府委派王沈等撰写的一部魏国史书。《史通·古今正史》说：“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觊、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王沈《魏书》久已失传，由于它是魏国官员撰写的魏史，可想而知他们所引用的某些资料是比较原始的。陈寿仕蜀入晋为著作郎，就是借助于此书最后写出《三国志》的。《三国志》和裴注及《太平御览》都有不少引用王沈《魏书》之处。但是，这部书也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太平御览》卷二百三十三引王隐《晋书》说：“王沈……著《魏书》，多为时讳，而善序事。”刘知幾说：“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刘知幾和王隐是读过这部书的，我们虽然没有见过这部书，以情理而论，他们的批评是可信的。

曹魏的郎中鱼豢还写有《魏略》八十九卷。刘知幾说：“鱼豢私撰《魏略》，事止明帝。”事实上《魏略》所记之事并不止于明帝，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魏略》有记齐王曹芳于嘉平六年被废事，还有赵王干之死、司马文王西征，这些都是明帝以后曹魏末年的事，因此《魏略》的内容，应当是止于魏末。刘知幾还认为，鱼豢著魏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考名责实，奚其爽欤”。其实《魏略》不略，正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从这个意义来看，它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书籍。《魏略》虽散佚失传，但《三国志》裴注及《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都有大量征引。此书有纪、志、列传，列传中有《游说传》《纯固传》《清介传》《勇侠传》《佞幸传》《止足传》等，从这些标题来看，《魏略》对历史人物，显然做了不同于其他史书的区分，这也是此书的一个特点。尤其是《魏略》中有东夷、乌桓、鲜卑、匈奴、西戎等传记，对于国内的少数民族特为载记，为我们保存了不可多得的少数民族史资料，值得我们特别重视。

吴国方面，韦昭的《吴书》是吴国政府敕撰的一部吴史。《三国志·吴志·薛莹传》引华覈上疏说：“大吴受命，建国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记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即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所共撰立。”这部书虽然开始时是由许多人参加编写的，但是这些人在撰写过程中，有死的，有远徙的，还有下狱的，最后由韦昭写成了《吴书》五十五卷。《吴书》是一部纪传体的正史，《三国志·吴志·韦曜传》说“（吴帝孙）皓欲为父和作纪，曜执以和不登帝位，宜名为传”，可见韦书有纪有传，纪、传分立。而《旧唐书·经籍志》列此书入编年类，因此有些人误以此书为编年史。殊不知《唐志》把伪史与编年合为一篇，也就是说，《唐志》是把《吴书》作伪史放在编年类的，我们不应误解《吴书》为编年史。《吴书》五十五卷，梁时尚存，《隋志》已注残缺，《三国志》裴注引用韦昭《吴书》的地方，多不胜举，《文选》注、《后汉书》注、《通典·礼门》注、《艺文类聚·服饰部》、《太平御览·服章部、布帛部、人事部》都有引用。韦昭《吴书》为三国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在蜀国方面，有王崇的《蜀书》记载了蜀国的历史。《华阳国志·后贤志》说王化兄弟四人，其“少弟崇，字幼远，学业渊博，雅性洪粹。蜀时东观郎。……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王崇在蜀国任东观郎。我们知道，东观是东汉以来史官著作的官府。蜀国的东观郎就是史职。王崇写的《蜀书》是否奉命官修，虽然史无明文可考，但是我们也可看作是政府计划中的蜀国历史。这部书不知亡于何时。陈寿《三国志·蜀志·杨戏传》说杨戏“著季汉辅臣赞，其所颂述，今多载于《蜀书》”。在这里，陈寿告诉我们他是看过《蜀书》的，同时陈寿在蜀国任观阁令史，对于王崇《蜀书》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尽管二人之间有所不同，他以后写的《三国志》也必然有很多地方参考了王崇的《蜀书》。

适应着西晋的统一，平吴以后，陈寿写了包括魏、蜀、吴的《三国志》六十五卷。《三国志》的优点，《文心雕龙·史传》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洽。”《晋书·陈寿传》说：“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三国志》简质有法。”总之，不外是善于叙事，文笔简练。陈寿《三国志》的缺点是史料贫乏。陈寿写《三国志》是私人著述，他写书时不在京城洛阳，搜集资料是比较困难的，他写作的时间是三国刚一结束西晋建立之初，那时关于三国历史的成书寥寥无几，即便上述几部书他也未必都见过。资料的局限，使他不可能写成一部内容充实的好书。其次，陈寿《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表、志，没有表就使在纪、传中无法反映的许多人和事，难以弄清；不写最重要的志，缺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典章制度和地理沿革等，也就大大降低了史书的价值。而且就从纪、传部分来说，内容也失之于过分的简略。很多应该存录的人和事都脱漏而不载。如丁仪、丁廙是魏国的著名人物，却无传记，无怪乎大家传说陈寿索米不遂，因而不为立传了。(www.xing528.com)

在陈寿的《三国志》以后，经两晋至刘宋初先后又出现了大量有关三国史的著述。如环济《吴纪》、张勃《吴录》、周处《吴书》、胡冲《吴历》、孙盛《魏氏春秋》、孔衍《汉魏春秋》、习凿齿《汉晋春秋》、阴澹《魏纪》、郭颁《魏晋世语》、王隐《蜀记》，此外还有更大量的关于三国的各种传记，如先贤、耆旧、英雄、高士、逸人、名士、孝子、列女等传，以及名臣奏事、旧事故事、地理风土等书，举不胜举。这些书都是某一范围的专史，虽然从各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但是却没有一部是包括魏、蜀、吴三国的完整史书。因此，陈寿《三国志》仍是“只此一家”的三国史。

刘宋时期，宋文帝因《三国志》“载事伤于简略，乃命中书郎裴松之兼采众书，补注其阙”。这样就由裴松之完成了《三国志》注。陈寿《三国志》有了裴注，弥补了它在纪、传方面过于简略的缺陷，它在史学上的价值也因之而提高。

裴注《三国志》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据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说：“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缺。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简单地说就是补缺，备异，纠谬，论辩。裴注的特点是，与一般做音义训释的注家不同。他不仅纠谬辩论，还增补了大量史料，注处特多。以第一篇《武帝纪》而论，就有注处一百余条，而且注引史料都标明出处，首尾完整，没有《文选》注和《水经注》那样剪截割裂的缺点。从全部注文的分量来看，超过了原书的两倍以上。从引用的书籍来看，清代学者钱大昕说“所引史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家无涉者不在数内”。由于注引各书以后大多散亡，因而裴注的史料价值就更为可贵了。当然，裴注也有缺点，裴注嗜奇爱博，又失之过于繁杂，甚至有个别地方的注是毫无可取的。裴注虽然弥补了陈寿《三国志》的一大缺点，但是文略而注繁，打乱了系统性，读起来总使人感觉支离破碎，缺乏统一感。再加上《三国志》没有表和志，因之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这就是直到宋元时期还有多家试图重写三国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