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于古史的重要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史方面有重要影响的著述是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徐整的《三五历记》。

谯周是蜀国兼治经史的学者。《晋书·司马彪传》说：“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周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古史考》是考辨性质的史学撰著，如《史记索隐》在周纪及秦纪中所引谯书不窋及处父事，词意都是以辩驳为主。谯周用经典所述的古史事实，对《史记》进行考辨，他的基本观点是保守的，他所运用的史料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也有许多是不符合事实的。西晋时的司马彪就“以周为未尽善也，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同他进行了辩论。我们也认为他在考古史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尽管如此，谯周《古史考》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他首先揭开了我国古史考辨的序幕，在我国史学发展中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把古史研究引向了深入和新的途径。其次，《古史考》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史学评论的性质。在这以前，《左传》的君子曰，《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汉纪》的论，都只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简论。而《古史考》除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褒贬论定是非外，其主要精神是对《史记》的基本观点持有不同意见。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谯周的史学观点是对的，事实上他也没有提出什么系统的或进步的论点。但是他对《史记》提出了许多问题，通过他的《古史考》使人们不能不思考，怎样才能写成一部较好的史书。同时通过这部书的正反两方面观点，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后来的撰史者并不是毫无作用的。谯周的《古史考》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书，直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幾，还认为它有一定价值，说这部书“今与《史记》并行”。

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徐整的《三五历记》是我国古史上不可不注意的两部重要书籍。其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在今天还有多大的价值，多高的质量，而是因为它把我国古代历史的开端正式提到了三皇以至开天辟地这一最初的历史阶段。

在皇甫谧和徐整以前，我国古文献《尚书》记载的历史是从尧、舜开始的。先秦的经传和诸子中零星片段而无系统地讲到一些关于远古时代的传说，其中不少是神话传说，大家并没有把这些传说作为历史来看待，后来这些神话与传说经过儒家加以理性的诠释和改造，逐渐排除其神话的成分，而代以较合理的人情，使那些接近人性的主人公，成为传说的历史人物。到司马迁写《史记》，才在尧、舜之外接受了黄帝、颛顼、帝喾的历史地位，排列在尧、舜之前，合写而成《五帝本纪》，放在《史记》的第一篇，把黄帝时代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篇末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现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在这里，司马迁为了要把黄帝等传说人物放到历史之中，虽然讲了一大段理由，发表了声明，但是，他知道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会轻易接受的，所以他又对那些人先来了一个封口，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自从司马迁把黄帝作为我国历史的起点，经过三百多年，黄帝的历史地位似乎不成问题了。

但是，再往上推，黄帝以前又是怎样的呢？世界又是怎样形成的呢？过去的历史家对于这些问题都不敢正视，都避而不谈。到了魏晋之际，魏末的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吴国的徐整作《三五历记》，却整理出了答案，填补了历史的空白。(www.xing528.com)

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起三皇，尽汉魏。唐司马贞在《史记》中补《三皇本纪》自注说：“按，神农之后凡八代，事见《帝王世纪》及《古史考》。然古典亡矣，况谯皇二氏皆前闻君子，考按古书而为此说，岂至今凿空乎？”《礼记正义》《初学记·帝王部》《艺文类聚·帝王部》都引用皇甫谧《帝王世纪》记载的太皞、神农、黄帝、少皞之事，《太平御览·皇王部》所引尤详。司马贞在补《三皇本纪》开头的序中说：“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徐整作《三五历记》，皆论三皇以来事。”徐整除了把我国历史提到最远的三皇时代以外，还根据南方苗瑶民族的传说，参合各种书籍记载的传说，正式发表了盘古开天辟地的看法，来说明世界和人类的起源问题。《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记》说，在世界还没有形成以前，“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形成世界，接着经过三皇五帝直到汉魏，就形成了我国的完整的历史体系，这就是徐整《三五历记》的基本精神和内容。由于皇甫谧和徐整吸收了我国古代的神话和传说，总算把我国最初阶段的历史空白填补起来了。

当然，从神话和传说转变而来的历史，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也不能认为是历史的幸事。不过，神话与传说，往往包含着一些历史的影子，从神话传说中也能反映出历史的轮廓与历史的片断。任何民族都有一段神话的历史时期，这是不足为怪的。而且在今天我们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也不能不借助于神话传说。从这个意义来看，皇甫谧、徐整把神话和传说应用于历史研究，补写了我国历史空白着的最初阶段，并为原始社会史的研究开创了道路，这并不是毫无价值的。他们的成就和贡献，也是不能一笔抹杀的。

西晋太康初年出土的《竹书纪年》，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一件大事。据《晋书·束皙传》说：“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漆书，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汲冢竹书七十五篇，有一部分损坏严重，不能辨认，以《周易》和《纪年》保存得较为完整。《纪年》是一部重要史书。自从汲冢《竹书纪年》发现以后，由于竹简的散乱，和科斗文字的难以认辨，也就开始了对《竹书纪年》的研究整理工作，担负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还有著作郎束皙、秘书丞卫恒等。荀勖等有《纪年》十二卷，并《竹书同异》一卷。卫恒撰《汲冢竹书考证》，未毕其功而卒。束皙撰《汲冢书释》随疑分释，皆有义证。与此同时，也引起了当时学者对于竹书的探讨与争论，除续咸撰有《汲冢古文释》十卷外，《晋书·王接传》还说：“秘书丞卫恒考正汲冢书，未迄而遭难，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著《难束皙汲冢书释》），亦有证据。皙又释难（著《汲冢书释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义，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接遂详其得失（作《详正王束二家汲冢书难释得失》一书）。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这里说明了当时有许多人参与了竹书的研究，还有很多人对竹书的研究和辩论大力支持和赞助。

《竹书纪年》的主要内容，西晋杜预曾概括地说：“《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起自殇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庄伯。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鲁隐公之元年正月，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襄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然参而求之，可以端正学者。”有了《竹书纪年》的出土与整理，它一方面证明了《左传》是可靠的古史，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并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说法，这不能不是古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