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是我国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阶段。

作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标志是：魏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目的确立。众所周知，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是对于我国古代学术及文化典籍进行分类整理的创始人。他们把西汉时期一百多年当中政府收集到的古今著述，从内容性质和学术体系上加以区分，著为《七略》，分我国古代学术为六大门类，这六大类是：（1）六艺（即六经），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2）诸子，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3）诗赋；（4）兵书；（5）术数；（6）方技。从这个分类来看，西汉末年，史学还没有作为一门学问而受到应有的重视，还没有在学术领域内取得一定的独立地位。随着学术文化的发展，东汉前期，政府于石室、兰台藏书之外，又增辟了东观及仁寿阁收集新书，然而这时尽管有不少新的著作出现，毕竟属于历史的著述，微不足道。这就使当时典掌国家图书的校书郎，被后世推崇的史学家班固，也还不可能认识到历史将成为专门而独立的学科。因此，他在作《汉书·艺文志》时，也只有继续按照刘氏的分类法，把《世本》《国策》《奏事》《楚汉春秋》及《史记》《太古以来年纪》《汉著记》《汉大年纪》等不能自成一类的所有史书，附于六经的《春秋》之后。

魏晋以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三国时期，富于文化教养的曹氏父子，广采遗书，藏书于秘书中外三阁，并由郑默负责整理。西晋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大书籍的收存，“虽古文旧简，犹云有阙，新章后录，鸠集已足”（《隋书·牛弘传》）。新著作的大量增加，就不能不使西晋政府掌管图书的秘书监荀勖在郑默所著的《内经》基础上，重新编著了《新簿》。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所有文化典籍分为四个部门：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这个分类开始把史学从经学的附庸中划分出来，承认了史学是学术上的一个单独部门，而列为丙部。这就表明了，到这时历史学的发展与繁荣壮大，在学术领域内已经完全可以取得与经学、诸子、文学等分庭抗礼的地位了。接着，到了东晋，著作郎李充“整理典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五经为甲，史记为乙，诸子为丙，诗赋为丁”。从此，经史子集这个次序完全确定下来，而且从这个四部次序来看，史部的地位提升到仅次于经学的乙部，也说明了史学的日益发展与重要。

自此以后，南朝刘宋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萧齐秘书丞王亮造《四部目录》，梁时造《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录》《东宫四部目录》《文德殿四部目录》，陈时造《寿安殿四部目录》，都是经、史、子、集四部并立。虽然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的同时，由祖暅将术数之书另撰一部，因而梁有所谓《五部目录》，此外处士阮孝绪博采群书，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纪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但是，无论《五部目录》或《七录》，都不过是于经史子集之外注意到技术和佛、道之学而已。可见这时的史学作为学术领域内重要而独立的部门，已经成为确立而不移的事实了。直到清朝末年，经、史、子、集一直作为代表我国学术和文化典籍的四大门类。而史学之成为我国学术四大方面军的一个独立的和重要的部门，也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发展而赢得的。

可以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另一标志是：刘宋时期设立学校，以儒、玄、史、文四科分立。《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说：“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设置四种专科学校，以史学为专科之一，表明了史学有其突出的地位和重要性，也表明史学本身的发展。不但如此，政府还设立了学术研究机构名曰总明观，收罗了许多博学之士进行学术研究。总明观也分儒、玄、史、文四部，史学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门。总明观置祭酒一人，访举郎二人，各学部置学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书令史一人。政府设立的学术机关以史学与儒学、玄学、文学四科并重，不难想见，这是史学发展的一种反映。

从史学本身来看，这一时期历史著作的丰富，也雄辩地说明了史学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部撰著，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书之多，卷帙之富，是汉代以前所不能想象的。《隋书·经籍志》主要是依据梁时阮孝绪《七录》写成的，《隋志》所录史部之书，包括梁有而隋已亡者，共为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余卷，其中只有几十部是汉代以前和隋代所写成的，其余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至于梁朝以前已经散佚，而为《隋志》所无者，必然还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从各史列传所记，类书摘录，注家所引，尚可考见而不见于《隋志》者，当不下数百种之多。我们只要看一看裴松之注《三国志》，仅止关于三国这一段，引用的史书就有一百四五十种，其中绝大部分都已失传而不见于隋、唐史志，这就可想而知，当时的史部著作，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

正是由于史书繁多，所以东晋南朝以后出现了削繁、史要、史略一类史书。如《三史略》《史汉要集》《正史削繁》《宋略》《十六国春秋纂录》等等，这类书虽然一般说来价值不高，但却反映了史学发展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史书的种类多，分量大，学者无暇遍读，一个是历史在适应学者的需要向普及方面发展，甚至为了普及历史知识，便于蒙童学习，还作有《童悟》这类简明的初学历史读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魏晋以后的学术思想突破了汉儒经学的网罗，学术思想从经学的禁锢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人们扩大了眼界，发现了经学之外，别有天地。

汉代是儒家称霸、经学独尊的时代。尽管汉儒重家法，长期以来存在着今古文学派的斗争，但这是儒家经学的内部斗争，而且到了东汉末期也因为儒家大师马融、郑玄古今杂采，经学今古之争亦告平息。因此，总的来说，汉代是经学居于统治地位、经学垄断学术、经学笼罩一切的时代。魏晋以后，学术思想急剧变化，新的玄学思想兴起，人们跳出了汉儒拘守经学、专务繁琐章句与注释训诂的治经途径，置经不读，辩论玄理，用老、庄解《周易》，打破了学术思想的禁区，拆除了禁锢思想的樊篱，思想有所解放，眼界为之开阔。于是在经学之外开辟学术发展的新园地，原来附属于经学的历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发展起来的。

第二，文化典籍与文献资料对于史学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历代政府重视文化典籍的搜集与保存，对史学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https://www.xing528.com)

我国历史悠久，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但是，不幸的是书籍屡次遭受浩劫，所幸的是每经一次惨重的毁灭，历代政府都不同程度地注意于遗书的征集、新书的搜求和存书的整理。这就使许多书籍继续流传于世，成为我们的宝贵遗产和重要的历史文献与资料。我国文化典籍的第一次浩劫，是秦代的焚书与秦末的项火。然而，西汉建立以后就废除了挟书之律，汉武帝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孝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并由刘向、刘歆父子等进行整理，“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当时国家收存的图书，共为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末年，长安城破，这批书籍散遗净尽。东汉时期，经过一百多年的重新征集，到了汉末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一部分运到长安的书籍，最后也在关中的军阀混战中完全毁灭。

东汉以后的魏、蜀、吴三国政府，对于文化典籍的收集与保存都做出了贡献，特别是曹魏的藏书更为丰富。西晋统一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扩充，《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表说：“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经过西晋末年这次文化典籍的灾难，东晋再次重新收集，据《玉海》引《续晋阳秋》所记，东晋孝武帝时，秘书郎徐广料检秘阁四部书为三万六千卷。此后又经过一百多年的继续增加。不幸，齐末的大火又造成了一次书籍的毁灭。梁朝是南朝文化最盛的时期，梁武帝崇文教，很快又收集了大量的图书，有秘阁之书，有西省文德殿之书，还有东宫之书。梁阮孝绪《七录序》说：“齐末兵火，延及秘阁。有梁之初，缺亡甚众，爰命秘书监任肪，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别藏众书，……其尚书阁内别藏经史杂书，华林园又集释氏经论。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逾于当今者也。”《南史·昭明太子传》说：太子“引纳才学之士，……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然而，梁末又遭了一次最严重的灾难。《隋书·牛弘传》说：“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后的陈朝，不过三十年，是比较短暂的朝代。但是，对于书籍的搜求，也是不遗余力的。《隋志》有《陈天嘉六年寿安殿四部目录》《陈德教殿四部目录》《陈承香殿五经史记目录》，都是陈朝政府所收图书的记录与见证。

至于北朝方面，也不同程度地注意了文化典籍的保存，并且也经历了收集、散亡、再收集的过程。北魏于建国之初就开始了搜求书籍的工作。《魏书·李先传》说：“（太祖）问曰：‘天下书籍，凡有几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备？’对曰：‘伏羲创制，帝王相承，以至于今，世传国记、天文秘纬不可计数。陛下诚欲集之，严制天下诸州、郡、县搜索备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难。’太祖于是班制天下，经籍稍集。”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还向南方的齐朝借书抄写，从此秘府藏书稍以充实。及至尔朱荣之乱，这些书不幸又大部散亡。“后齐迁邺，颇更搜集，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隋书·经籍志叙》）可见北朝方面对于文化典籍的保存，并不是漠不关心的，只是在规模方面远远不及南朝而已。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尽管政府收存的书籍，在利用上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但是应该看到，在印刷术尚未应用以前，在书籍文献的记录、抄写、保存、流传还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的收集、保存，文化典籍要避过难以避免的战乱、火险、天灾、人祸的毁灭而得以继续保存，流传后世，那是根本不可设想的。因之，历代政府对于文化保存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第三，纸的普遍应用于书写，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包括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汉代以前，我国用以记载文字、传播文化的工具是简、牍与帛、素，但是简牍重而丝帛贵，这对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不能不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西汉初年，我国已有纸的制造。东汉以后，纸的制造进一步改进。约于东汉末年，纸开始应用于文字的书写，纳入文具的行列。到了魏晋以后，终于取代简、牍、帛、素而成为书籍抄写的最普遍的文具。《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说：“（文）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诏。”这是用纸书写的较早纪录，也应当是纸代简、帛的过渡阶段。

西晋以后，一般说来，书籍都是用纸抄写的。如《晋书·王隐传》说王隐作《晋书》，“贫无资用，书遂不就。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从现有的实物来看，敦煌所得的六朝书籍，即用纸写，纸与纸间，糊缝粘连成为一卷，也完全证明了魏晋以后用纸写书。为了避免蠹蛀，便于长久保存，魏晋时期还采用加工处理的黄纸来写书，也有写过以后再染黄的。高似孙《纬略》卷八云：“晋《中经》有黄纸楷书。”《晋书·刘卞传》说：“（卞）至洛，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访问令写黄纸一鹿车。卞曰：‘刘卞非为人写黄纸者也。’”颜之推《勉学篇》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都是说的用黄纸写书。贾思勰《齐民要术》卷三有染黄及治书法，就是专讲写书的黄纸怎样制造和染黄的，他还讲了染黄的经验，如新写的书，必须用熨斗熨缝然后入潢，否则，入潢之后就会零散。可见这一时期对于如何保存用纸抄写的书卷，也积累了一定的知识。由于书籍的抄写采用了价值低廉、流通方便，又能持久保存的纸，这就给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也就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客观因素。

第四，政府对于撰史的重视，推动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每个政府，包括北方各族建立的短期割据政权，都无例外地注意了设立史官，撰写国史。这一时期设置的与撰史有关的职官，是秘书和著作。秘书之职始置于东汉末年，因掌秘记和图书，故称秘书。著作之职始置于魏明帝太和中，顾名思义是担任经史著作的，事实上主要是历史的撰著。晋惠帝时，由秘书监兼统著作局，掌三阁图书，下设秘书丞、秘书郎，并有“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晋书·职官志》）。魏晋以后，秘书、著作职掌书史，历代相承，成为制度。秘书和著作是一种清贵的职位，也是高门士族进身之阶。此外，南朝的齐、梁和陈朝还有修史学士，这是为名位较高的人从事撰修史书工作而设的。与东晋南朝同时，北方的十六国和北朝也都设有著作令史及秘书郎吏之职，担任此项撰史工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每一朝代，每个政权，在建立之初，便由这些史官开始负起了起居注和国史的撰写或准备工作。尽管史官们写出的价值较高的史学著作并不很多，但是，他们留下了不少重要资料，如《隋志》著录的起居注，自西晋一开始的晋武帝《泰始起居注》起，每一朝代接连不断，就有三十七种，一千一百余卷之多，不见于《隋志》而见于两《唐志》及《通志》《北堂书钞》《艺文类聚》者，还有多种，此外还有关于十六国的起居注多种。这些书作为历史资料来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也是有益于史学研究者参考利用的。还应该看到，这些曾经任过秘书、著作等史官的人，由于他们接触过大量的历史资料、文献典籍，并且有史学工作的锻炼与经验，他们在调职或辞官之后，往往继续致力于史学，如陈寿、司马彪、孙盛、干宝、王隐、沈约、阚骃、刘昞都写出了较好的历史著作。这些人的成果，既是当时史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当时的史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推动着史学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