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国史编撰制度的发展与成就

北朝的国史编撰历经北魏、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基本实现了制度化的运作，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北魏在其统一中国北方的过程中，积极采纳中原的典章制度。就史官制度而言，前燕、前秦、后燕、凉州诸国对其影响很大，其著作官制就是承袭后燕而来。在此制度框架下，北魏逐渐发展出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国史编撰制度。

道武帝和太武帝时期是北魏国史编撰制度的初步确立阶段，邓渊和崔浩这两位杰出的史官，极大地推动了此时史官制度和史学的发展。邓渊原仕后燕，“太祖定中原，擢为著作郎”，他“明解制度，多识旧事，与尚书崔玄伯参定朝仪、律令、音乐，及军国文记诏策”。（《魏书》卷二十四本传）邓渊对北魏早期国史编撰的贡献有二：第一，是辑集、汉译传唱拓跋鲜卑早期史事的《代歌》。道武帝时，邓渊奉命将《代歌》从“刻木纪契”“口耳相传”的状态整理成了有一定体例的汉译鲜卑史诗，“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废兴之迹，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魏书》卷一百零九《乐志》）用成文的史诗表现拓跋鲜卑民族早期的历史，这种形态的转换标志着北魏的国史编撰进入了“《诗》的时代”。第二，是编次记述道武帝功业的《代记》。天兴五年（402）七月之后，邓渊又奉诏编纂了《代记》，又称《国记》，虽然“惟次年月起居行事”（《魏书》卷二十四本传），体例未成，但《代记》却采用了《春秋》编年体，较之歌咏的史诗又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所以，《代记》的编纂，可以视作北魏国史编撰的“《春秋》时代”。从《代歌》的辑译到《代记》的编次，使得北魏的史学从口述跃进到文字、由史诗跃进到编年，这就奠定了北魏平城时代前期的国史编撰格局。其后，崔浩又推进了邓渊的工作。太武帝神二年（429），“诏集诸文人撰录《国书》，浩及弟览、高谠、邓颖、晁继、范亨、黄辅等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崔浩等人奉命接续邓渊《代记》，完成了《国书》，完善了编年体的著史格局。太延五年（439），崔浩再次“综理史务”，“监秘书事”，“损益褒贬，折中润色”，同高允等人“续成前纪”。（《魏书》卷三十五本传）从邓渊辑译《代歌》、编次《代记》，到崔浩主持撰录《国书》，北魏的国史编撰迅速实现了从口耳相传到编年纪事的转型，体现了史官制度的重要性。

孝文帝时期，北魏国史编撰制度完全确立，李彪是这时国史编撰的代表，“区分书体，皆彪之功”。太和十一年，李彪上奏“从迁固之体，创为纪传表志之目”。（《魏书》卷六十二本传）李彪所奏，从史学论及历史，从历史论及现实，明确提出用纪传体编纂国史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一思想。他以“随时”的观点分三个阶段阐述了历史编纂体裁体例逐渐完善的趋势，运用“史意”和“史体”对举的方法说明了史学从编年到纪传的发展。他认为北魏国史只有运用纪传体才能予以充分反映。他强调说“宜依迁固大体，令事类相从，纪传区别，表志殊贯，如此修缀，事可备尽”，然后“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圣后之勋业，显于皇策。佐命忠贞之伦，纳言司直之士，咸以备著载籍矣”。（《魏书》卷五十七《高祐传》）当年十二月，“诏秘书丞李彪、著作郎崔光改析《国记》，依纪传之体”（《魏书》卷七《高祖纪下》），标志着北魏国史编撰从编年到纪传的根本转型。虽然后来李彪未能亲自完成这项工作，但他却树立了用纪传体编撰北魏国史的原则，对后来的国史编撰产生了积极影响。

北魏还发展了史学的监修制度。前述太武帝拓跋焘两次诏集朝士撰述国书，命崔浩总领史任，即开国史监修的先河。后来，高允、李彪、崔光、崔鸿先后典领国史，渐成制度。其间，虽然又经历了用代人还是用汉人监修的曲折，但监修制度却同出现于和平元年（460）至皇兴五年（471）之间的著作局这一官方修史机构，共同构成了日趋谨严的国史编撰制度。

北魏的国史编撰始终在曲折中持续进行，直至其末叶，后来各项国史编撰制度均被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所沿用和发展。(www.xing528.com)

东魏因袭北魏，仍由著作郎、佐郎掌修国史，但著作官多由中书省官员兼领，国史著作权实系于中书。宇文忠之于天平初曾被敕修国史，武定初，仍修史。魏收也曾“求修国史”，“武定二年，除正常侍，领兼中书侍郎，仍修国史”。（《北史》卷五十六本传）东魏史官多是北魏旧人，国史工作比较连续。尔朱兆攻陷洛阳时，“官守奔散，国史典书高法显密埋史书，故不遗落”（《魏书》卷八十一《山伟传》），后来，孝武帝西走长安，未及将国史资料带走，北魏国史旧稿和史料遂入东魏。东魏迁都，它们随之被搬运至邺城，邺城从此取代洛阳，成为收藏北魏国史资料的中心。这是魏收能够在邺都撰成《魏书》的重要基础。

北齐代东魏，国史编撰于斯为盛，不仅史馆制度臻于完善，奠定了唐初大规模开馆修史的基础，而且还编撰完成了北魏国史《魏书》。天保二年，北齐设立史馆。史馆内有楼阁以收藏文献史料，阁下有史官的办公修史场所，还当有缮写抄录的工作室和宿直处。北齐史馆组织与编制相对固定，主要由监修大臣、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书郎、令史等组成：（1）监修大臣。天保初，文宣帝高洋就建立了大臣监修国史的制度。第一任监修大臣为平原王高隆之，天保八年夏，魏收除太子少傅，监国史，皇建元年（560），除兼侍中、右光禄大夫，仍仪同、监史。其后，五兵尚书崔劼，尚书左仆射、齐州大中正赵彦深，光禄卿阳休之，特进崔季舒，尚书左仆射祖珽等相继监国史。高隆之监国史，实为虚衔，魏收以后诸监修大臣则负有实责，比如他们围绕国史体例断限所展开的争论。（《北齐书》卷四十二《阳休之传》）（2）著作郎，编制为二人，见于记载者先后仅有魏收、祖珽、杜台卿等三人。（3）佐著作郎，员额八人，见于史籍者有萧慨、元行如、崔镜玄、权会等。后主以后史馆人员有所增加。（4）修史臣，为临时抽调入馆修史的官吏，由别职充任，不属史馆固定编制，员额不限，修撰完毕，即还原职，曾经以别职修《魏书》者有房延祐、辛元植、睦仲让、刁柔、裴昂之、高孝干、陆卬、李广、綦母怀文等。这些修史臣均需著作郎引荐和皇帝诏准，才能入史馆修史。天保以后，史馆的任务是撰著齐史，所以修史臣又称“修国史”。如李德林和魏澹，均曾修国史。北齐的“修史臣”“修国史”多是国子士、中书侍郎、舍人、通常侍、司空司马、尚书郎等职卑文吏，他们各有才识。（5）校书郎。（6）书令史。[3]这一制度不仅是“由华夏民族重视历史记载的长期传统发展而来的”，而且“是北朝时代汉族与鲜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结出的珍贵果实”！[4]高洋颇想在文治方面有所建树，于是，在设立史馆之际，大力倡导修史，开始收集本朝国史所需史料，（《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并积极续成北魏的国史编撰。天保二年（551），高洋即诏魏收专门从事编撰《魏书》。天保五年，魏收即撰成《魏书》，包括十二纪、九十二列传、十志，凡一百三十卷。（《北史》卷五十六本传）成书之日，《魏书》即蒙“秽史”的恶名，后人甚至有完全重修取代之举，但瑕不掩瑜，千百年来，《魏书》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今天对于它的积极认识和正面评价越来越多。这充分表明，北朝的国史编撰制度在推动史学发展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西魏北周的国史编撰，沿袭北魏，由专门的修史机构和史官实施。西魏设有“史阁”（《周书》卷三十八《柳虬传》），其称谓和建置均沿袭北魏，置于秘书省。北周的修史机构，改为“史局”（《周书》卷四十七《艺术传》），隶属春官府外史。史阁、史局编撰国史之际，均以大臣监领。监领大臣之称有“监著作”“监修国史”“监国史”等。监领大臣主要由内省或春官府的长官充当，不仅深谙本朝掌故，而且深得皇帝和权臣的信任。但比较而言，著作官在国史编撰上起的作用更大。起先国史由各类兼、领的著作官如中书舍人、中书监专掌，如李昶、苏亮。大统十四年，柳虬除秘书丞，监掌史事，此后西魏的国史编撰由中书转归秘书，著作官也由兼职变为专职，如薛寘、李昶等。（《周书》卷三十八李昶、苏亮、薛寘诸人本传）恭帝三年，西魏仿《周礼》，改建六官，著作郎改称著作上士，佐郎为中士，仍掌国史。北周也有以他官领撰国史者，有“典”“专修”等称，如张羡以司成中大夫“典国史”（《隋书》卷四十六《张煚传》），寇颙以使持节、仪同大将军“专修国史”（王仲荦《北周六典》卷四《春官府》）。北周行六官，仍以著作上士、中士掌撰国史。

清代史家章学诚，曾以“记注”和“撰述”概括史学的两大任务，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文史通义·书教下》）如果把编集起居注看作“欲往事之不忘”的“记注”的话，那么国史编撰就是“欲来者之兴起”的“撰述”了。综观十六国北朝的起居注制度和国史编撰制度，二者之间互动良好，成效突出，前者是通向国史编撰的开始和基础，后者是起居注制度所得史料的浓缩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