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的国史编撰,多以他官兼领,有可以考定是直接建立在起居注编集基础之上的,有仅书撰成某某国史者。一方面这是由于当时起居注制度还不完备,并非所有政权都有起居注;另一方面,也同今存十六国文献不足有关。就后一种情况而言,虽然有些政权并未开展起居注工作,但从史学内在的规律而言,其国史之编撰,一定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史料工作,在性质上同起居注又相类似。这里略做区分,综合有关记载,叙述如下。(见《晋书》载记、《史通》、《隋书·经籍志》、《册府元龟·国史部》、《十六国春秋》)
——以起居注为基础的国史。后赵时期,参与起居注编集之著作郎徐光等,撰写了《上党国记》和《赵书》,佐明楷和程机也参与了《上党国记》的编撰。石泰、石同、石谦、孔隆编撰《大单于志》。以汉族士人编撰《赵书》,以胡族官员编撰《大单于志》,这是后赵胡汉分治这一民族问题在史学上的反映。此外,降宋之著作郎王度,追撰后赵国史,有《后赵史》、《赵纪/记》、《二石传》二卷、《二石伪治时事》二卷、《二石伪事》、《邺都记》。降燕之田融、降宋之郭仲产追撰后赵史,集为《邺都记》《赵纪/记》。前燕时期,杜辅全据起居注撰为《燕纪》,崔逞撰《燕记》。前秦时期,国史编撰始终在进行,这可以从苻坚曾经“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一事得到证明,但未有成书。苻坚败亡后,著作郎赵整及其助手车频追撰《秦书》三卷。南燕,王景晖于起居注之外撰有《南燕录》六卷。西凉,刘昞撰关于西凉的《敦煌实录》二十卷,又追撰前凉史《凉书》十卷。刘昞后入北凉(397—439)。成汉常璩撰《汉之书》十卷,入东晋后,改为《蜀李书》九卷;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
——以某种史料为基础,但仅书撰成某某国史者。汉/前赵(304—329)时期,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又有《刘汉史》。和苞以侍中兼著作,刘曜时撰《汉赵记》十卷,事止当年,不终曜灭。后燕(384—407),著作官董统于建兴元年受诏草创国史(即《后燕书》),著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凡三十卷。慕容垂曾经称赞它“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同时也批评它“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申秀撰《燕书》二十卷。尚书范亨于入魏后追撰《燕书》二十卷。前凉(317—376),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边浏集内外事协助之。刘庆于张骏时于东苑撰其国书,有《凉记》十二卷。后凉(386—403),佐著作郎段龟龙撰《凉记》十卷,记吕光事,又有《西河记》二卷。后秦(384—417),马僧虔、卫隆景撰《秦史》。姚和都撰《秦记》十卷,记姚苌时事。赫连夏(407—431),著作郎赵逸、太史令张渊《夏国书》,溢美赫连勃勃。(www.xing528.com)
由此可见,十六国的国史编撰,有量又有质。所谓量,就是几乎所有的王朝,无论它持续的时间长短,无论它是何民族当政,都有相应的国史。所谓质,就是在追求“良史”的境界方面,它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从制度上看,这时的国史编撰尚无比较固定的机构和强有力的保障,很多时候要完全依靠史官个人的自觉。这些不足,到北朝才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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